［内容摘要］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冲突的客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的直接动力。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学习西方是大主题，爱国主义是大线索，知识结构改变是大现象，学术转型是大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准备了文化前提。

　　[关键词] 近代中国 文化选择 中国共产党  创立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前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及其指向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下，在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中诞生的，这种冲突的客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直接动力。

　　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自1840年后被迫参与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以悲惨的弱者形象和沉重的悲剧形象亮相世界历史舞台。近代直到辛亥革命前，60年的殖民侵略是空前的，仅总赔款一项总额就达十二亿二千四百万两白银，中华民族已到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边缘。文化选择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国家主权的逐步沦丧是近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绝不可能被称为现代国家，而只能是世界体系的附庸；另一方面，文化危机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前半个多世纪里，丧失了民族主体性，失去了“民族在延续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中心”[1]，在很长时期内民族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只是停留于被动的反思，甚至想象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1、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面对西方物质——器物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选择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经世致用”这一说法来自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经学。在经学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学的发展动力，源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但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曾有空谈义理的宋学（即程朱理学）与“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学”的清乾嘉汉学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都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无生命力。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急速变化着的中国社会促使诸多有识之士开始摒弃传统的纯学术研究的路子，转而把研究的注意力倾注到拯弊救亡为目的的有关时务问题和有用之学的研究上，龚自珍、魏源一代“经世派”仁人，以敏锐的眼光看出“衰世”的即将降临，整个国家如“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最早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腐败及人心士风的弊坏予以揭露和批判，阐发历史进化观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救弊改制主张。1840年10月有，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奏折，最早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这一建议经过魏源《海国图志》的系统阐发，形成为一个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科技文化。魏源写《海国图志》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为“悉夷情”和筹措御敌之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在论述夷之长技时谈到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反复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四夷制之。”[4]，并且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这技术的具体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从器物层面突破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祖训，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渐融入文化学习和引入的进程。梁启超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近代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就不会摆脱理学末流脱离现实的空洞学风，更不会有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太平天国运动是在近代发生的旧式农民战争，这场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价值被李大钊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革命运动[6]。然而，天国运动的指导思想杂糅中西文化，或取自西人或变之于中土，其政治思想之统一性与连贯性、以及精密严整程度，既不能与西方政治理论相提并论，亦不能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抗衡，所谓“学西洋而未得其富强立国之真谛，改旧习而自醉心于君主政治之恶套。”[7]很难给中国文化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意义体系和解释体系。但经过太平天国并及同一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震撼，清政府被迫举办了旨在自强的洋务运动。与这次运动相连接的是内崇中国传统文化、外欲中国求富致强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以“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第一次回应西方的挑战，开启了人们反思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可以说是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延伸。在中共党内，陈独秀最先肯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1924年他称“主张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的李鸿章等洋务派是老维新派[8]。

　　“中体西用”论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写成《校玢庐抗议》，其目的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9］。后来李鸿章、王韬等也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是张之洞，他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将中学称为“旧学”，将西学称为“新学”，并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0］，这也就是所谓的“中体西用”模式。从文化结构来分析体用之别，“体”主要反映的是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理论的东西，具有政治文化形态的功能；“用”则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被看作物质形态的存在。19世纪60年洋务运动兴起，“中体西用”是指导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的核心。“中体西用”思想把西学内容理论化、合法化，把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引进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中，肯定了西学在某些领域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优点，这就等于承认了中学的不足，还有待于西学的补充，从而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唯一、绝对的权威地位，“中体西用”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革命性的态度;从实践上看，洋务运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配套的科技理论，培养现代科技人才，为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开始脱离“经世致用”的旧轨，转向以资产阶段文化为主导创造了条件。然而，“中体西用”价值核心的依然是“道统”观念，这一观念同样强调了传统文化中伦理和道德的力量。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代文化选择的历史任务，一个很大原因在于绝对不可能对提出革故鼎新的倡议或者孕育出革故鼎新的政治力量，在本质上不可能完成现代民族必须的体制重塑。虽然可以采用西方现代科学求得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于民族文化仍然停留在古老传统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仍然无法排解，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极不适应，需要在旧的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性变革命。

　　    2、由制度鼎革到“全盘西化”：面对西方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选择

　　维新运动是外侮逼出来的［11］，中国人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进入了文化核心层面的借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批评了洋务派内在固有缺陷，他们认为不能将西学仅仅看作“器物技能”的形态，批判地继承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中西之门户”的会通思想。改良派从西方文化中搬来了进化论、民权论，企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改革，认为中国富强的源泉在于“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总其大成,在变官制”[12]因此，在改良派看来，现代国家要谋取富强并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实力，必须加强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层面的建设，他们认为:“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13]这个时期，严复作为第一位对现代西方思想那样认真、那样严谨以及那样始终热情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槅之故”[14]，倡导“开民智”、“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逐步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社会文化机制和良好的民族素质。严复对西方近代文化的介绍，先后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介绍到中国，其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名著，包括了进化论、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各个方面，等于把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思想精品输入到中国来，使中国人了解近代化的政治形态中的诸观念如自由、权利、宪法等意义。作为中国首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几乎从历史观、伦理观、民俗观、学术观和自然观等学术层面上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批判中国文化中的好古、三纲、尊君、节流、祟俭、谦屈、夸识、迷信天数等传统观念和价值标准，赞扬西方文化中进化、平等、隆民、开源、崇奢、发舒、亲知、依靠人力等近代观念和价值标准，成为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鼻祖。戊戌变法被陈独秀称之为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国民运动[15]，是中国文化通过自身的大改造迎接西方文化挑战的唯一的一次机会。由于康、梁、严等的维新思想不足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在严密、精致、厚重方面不能形成一个中国的原创的意义体系，并且在政治上没有熟谙、务实能干的经验与手腕，也缺乏革命党人颠覆王朝、鼓动民众的气概与识见，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运动的失败，一个“具有传统形式的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16]——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的顶峰”［17］中，中西文化奇特、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西方文化是殖民主义的伴随物，故义和团激烈地排外，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威胁前的一种文化自觉。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是近代进步观念的思想代表，义和团运动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或者理论，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不既不可恃，西方文化亦不可灭。义和团运动无可否认的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但同时又是一场传统落后的群众文化运动。

　　       3、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和融汇中西文化进行再创造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向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18］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孙中山先山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特别是“三民主义”把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推进到更高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文化选择的先驱。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文化选择上跳出传统“中体西用”的藩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集合中外的精华”，建立的革命理论。民族主义，孙中山深刻地观察中国基本国情，指出中国“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19］，他说:“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须提倡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国家图发达和民族图生存的宝贝”［20］，而民族主义首先是“为国家争自由，为民族争解放”。孙中山先生急切地呐喊：“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而没有民族的精神，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于国际的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21］于是，他号召人们“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集合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22］。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有机结合。对于民权，孙中山先生的解释是：人民管理政事。针对当时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议会制，特别是对美国联邦议会制的极度景仰，孙中山先生表现出了冷静思考的独特品质和与众不同的态度。他一方面肯定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权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进步，但同时也看到了其选举舞弊、议院专制的恶行，认为：“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要借鉴欧美”［23］。他还进一步指出：欧美的民权还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在分析了欧美政治不足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又充分挖掘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优秀可取之处，创立了“五权宪法”的国家体制，旨在把政府的五个治权（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置于人民的四个政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管理之下，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权的政治机关；真正做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孙中山先生非常珍视民权主义，称之为“自己的独创”，十分自信地断言：中国能够实现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民生主义，是孙中山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孙中山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善果被富人享受尽，贫民反食恶果［24］，接触了欧美各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各家各派近代社会主义学说，并较深入地研究了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912年就曾深刻指出:“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有关社会主义的“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并认为“亨氏之士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精髓。”［25］基于对欧美各国近代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孙中山多次直接用社会主义来说明他的民生主义主张。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共所。”［26］ 1924年，孙中山又强调，他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又说，“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新民主主义的一个直接来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在于它中西文化的比较本身具有局限性：理论上缺乏细致严密的论证，思想新旧杂糅，含有内在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却将人分三类八等，把大多数人民群众排斥在政权之外，其五权宪法中说的人民以直接民权制约执政者，事实上很难实现。但是，辛亥革命推进了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向前发展，形成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高潮，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潮基础。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革命”、“戏剧革命”等相继而起，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初步创立起来。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逐渐代替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的主潮，一批著名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国人日益觉醒，民主共和的呼声日渐高涨。许多思想家、宣传家已不借助传统文化的旧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狮子吼》、《猛回头》，孙中山的许多著作，以及革命派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时论，都是用鲜明的时代语言来表达资产阶级的新思想，资本主义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更加独立的形态。但观念的陈旧仍然是很大的阻力，作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儒学未受到触动和冲击。因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极大促进了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新文化运动，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文化向更加成熟的水平发展。《新青年》的首要功绩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封建文化和道德，在于它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于是，中国共产党有了生长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传播的空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80年间，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有四个显著特点，

　　1、学习西方是大主题。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冲突，实质上是具有高度文化理念和强势政治制度的异族入侵。面对远高于华夏文明的新型文明的挑战，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27]。一部中国近代文化选择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认识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不断学习西方的新式文明，而又不断失败的历史。

　　2、爱国主义是大线索。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近代直到辛亥革命，60年的殖民侵略是空前的，中华民族已到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金耀基形象地描述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迫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的最大屈辱，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世纪’。天朝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之现代化，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28］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既不可能拒绝吸收西方资本义义文化，也不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盘西化，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中西古今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创造发展新文化，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始终是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核心。

　　3、知识结构的改变是大现象。自从儒学在历史上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就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主体。面对近代中国激烈动荡与变迁，中西文化冲突融汇，无论是龚自珍、魏源等风气之先，率先突破封闭狭隘的眼界了解和认识西方情形，还是洋务派知识分子经由报刊宣介、书籍翻译、兴办新式学堂、出国考察和留学等方式在中国传播西学，或是维新新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都削弱了儒学的影响，时人已明确认识到，随着社会的进化，既不应该、也不能够再企图以一家之学、一人之力去包打天下。“西人所称一人万能之时代,乃野蛮之世,法简而事易治,群小而智力粗浅。若世界文明,必以分业协力之,愈繁赜而愈进化。……则学问但求专精足矣,不贵兼众人所长也。”［29］。这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明显地、有意识地将求知的重点从中学转到了西学。在教育领域，新式学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出国留学人员日渐增多。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教育、考试体制的变革，对于人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改变，为中国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打开的思想通道。如果没有知识结构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也就难以找到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因此，近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改变以及辛亥革命的志士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铺平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文化选择之路。

　　4、学术转型是大趋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学者们多因袭而少创造，仅《四库全书总目》、《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围绕着总字数不超过70万言的13部儒家经典，人们就撰写了多达数千种、共23 000余卷的著述，研究的对象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儒家的经典、先贤的注疏，“益无新思想之发展。”［30］道咸以降，传统学术特别是一家独尊的儒学，无法再继续固守曾经尊崇的学术观念。一方面，西方文化，特别是学术思想大规模无选择的输入，诸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卢梭的浪漫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及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等，都冲击过甚至仍然在冲击着中国的传统。另一方面，传统学术在中西、新旧、汉宋、经子、今古、科玄、文白乃至辩证唯物主义论战等一系列比较、选择中，呈现中西交争、新旧并陈的文化格局，迫使学术界必须认真予以比较和选择，于是异说繁兴，各执己见。这些说法虽各不相同，但比较、选择、融合中外文化的运思框架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如改良派一方面传承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识之士，从哲学形态看上已经超出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阶段。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哲学思想上更多地倾向于机械唯物主义。学术转型的大趋势不仅成为他们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源，而且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文化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碰撞、激荡的大潮，传入近代中国的。1899年2月，李提摩泰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用中文节译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著的《社会的进化》，译名为《大同学》，文中曾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31］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传播：一是清末民初以日本为中介的传入，如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泰斗。梁启超等人最初将社会主义译为“安民新学”、“人群之说”等。从1902年起，梁启超开始将日本人当时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才逐步在中国流传开来。二是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导入，仅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便有160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在法国边工作边学习，其中的先进分子积极追求真理，研究各种社会思潮，逐渐接受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三是“以俄为师”的传入，诚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2］建党初期年轻的共产党员施存统就曾这样宣称:“我所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33］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中共正式成立。次年7月,党的二大又提出了比较适合国情的正确的政治纲领,中共作为完备形态的政党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者,承担起马克思主义赋予它的阶级使命，和作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承接与推进者, 领导中国文化复兴的使命。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继承了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是爱国主义集大成的体系。孙中山先生深谙“没有独立就没有近代中国的一切”的道理,，毕生都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斗争。他既主张为振兴中华而积极学习“先进的西方”，又坚持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自由、人民幸福而反对“侵略的西方”和抵制“腐朽的西方”，谋求民族独立与富强是三民主义的基本内核。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参加中国共产党创立和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34］。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艰苦奋斗八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2、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解放，促成了五四以后新思潮的澎湃。除马克思主义外，当时涌入中国的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多种西方学说。五四先进分子在传播、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反复地试验、严肃地比较、仔细地鉴别，最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5］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新思潮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解释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原因说:“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36］。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现的正是科学、民主思潮倡导的不盲从、不武断、一切诉诸理性的科学精神。没有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没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一点看,中共的成立正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产儿。中共的第一批党员也大多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他们或是科学与民主思潮的领导者，或是这一思潮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3、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文化自觉。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着学习西方与救亡图存、实现富强与复兴传统的双重任务和双重文化选择。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激烈交锋中，如何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补本国文化之缺，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引进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在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较中提出的、关涉中国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历史向中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必须寻找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大任务。民族振兴首先是文化振兴，政党先进关键是文化先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37］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文化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是西学，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学，而是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批判资本主义的西学。它既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和人类进步的巨大推进作用,又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指出了它被新的合理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是最科学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于1922年6月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的古老大国。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之后,经过八十年中帝国主义的一次一次侵略,“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它们共同的殖民地了”［38］，“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它们操纵的”［39］。中国从经济上看,“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时期还是很远”;从政治上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的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40］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政治集团相比，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品质。

　　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文化成因。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中，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的结合，更为关键。作为在西方经济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许多差异，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圣人史观”不相容，它那以矛盾斗争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庸调和”的方法论也是格格不人的；它那科学精神、民主观念与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伦理学中的忠君观念也不相容，等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少思想精华如思辩精神，以民为本、重人轻神的无神论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理性的实事求是，以及历次农民起义暴力革命的传统和有组织领导革命的传承，又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似。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一致性、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一致性、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在历史发展领域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真善统一，知行合一，中庸之道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大同思想，渗透了传统文化道德理性，“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千百年来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绵延不绝，缓慢生长。康有为以古代儒家的社会思想为思想基础，融入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的政治观念。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现代，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许多相似和相通的因素。因而，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契合、相链接的先进文化，很容易在心理上为中华民族接受。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准备了文化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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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党生（1965—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