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刚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必须要为自己的写作选择一个方向，也就是为自己所坚持的思想找到适合于自己思想表达的支点，并由此完成文学前进方向的引领。这种自我表达将不断的引起关乎文学发展的争论，并推动文学的进步。在即将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里，关于文学的纷争从未间断，更为直接和凸显悲壮色彩的是，文学的纷争已指涉着对文学存亡的认知。事实上，在这种情态下，对于文学的坚守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文学的基本概念的衍化，文学方向差异的论争，更重要的是在于体现寻找现实真理的态度，也就是说将以文学中的真理诉求来直接地表现社会现时态的存在和发展。文学将更为积极地完成“文以载道”的现实关怀和理想追求化表达，仅此，就注定了要在文学思想中注入社会意识的辨析和确立，也由此将产生一大批立志于此的文学理论家和先言者，无疑，张修林就是这个文学理论家分母中的一个分子。

强调文学的“历史本质”,注重“历史性”和“当代性”结合, 从而实现历史感的归位构成了张修林文学思想书写的方式和方向，虽然张修林一再地强调了书写的现写性，但其理论文本在书写的导行中强调“文学”对于历史的完全尊重，“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受到对于文学而言无从抗拒的各种历史事件、各种政治因素遏阻外，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已经落后得太多，我们的几代文学英才，补课补得太急促，补得太轻浮。文学，固然应当适当超前，但绝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高蹈得过分凌空，它总归得面向大地和人群，总归得面向社会发展的实际态势。不顾及社会的处境，不考虑社会的发展阶段，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样的文学，怎么能持续发展，怎么能深入人心，怎么能融入时代成为促进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文学呢？（《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何时到来？》）”，用理想回补来完成时代的现实性阐释。

他这里所体现出的疑问指向被书写完成和普通阐释的历史课本和历史事件。他所强调归纳的历史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和真实与阐释之间选择一种价值需求的显现。也就是说表达出一种历史感受，从历史反刍中显现出“现实的深度”，并将现实再度的抽取和还原为历史，反映人类活动在历史中的精神本质，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张修林的文学理论的表达旨在于通过对文学的存在现实的部分呈现，完成对现实表象的本质深入。要求通过文学的精神概括力达到表象与现实的统一，形成社会化存在的概括。实际上也就是将文学的历史感视做一种方向和行为来指导和恢复对现实的认识，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表现了张修林在文学思想哲学化方向上的前进的努力，使文学的思想融入到历史感的归位中与社会现实间形成 “隔膜消除”，在历史感中强化现实的可靠性和艺术性，选择纯客观的对于现实的还原。

现实涉入不仅体现了一种价值性的文学化批判方式，更体现了一种审美选择。张修林通过文学理论瓦解了文学的宗教色彩，保证在文学的主题性上完全摈弃虚化式想象和自我逃避，强调更为复杂的现实涉入性。以文学形成对现实的批判和指认，构建价值化的批判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文学实用论和方法论，是一种完全的文化批判性的文本。在张修林来看，这种文本的解读产生于一种个体自己的审美选择的大众化普及，以此在的理性化体现文学的价值意义，从而形成语言对于现实的合法性渗入。他希望文学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实在的被认知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让人们通过文学来更深入的了解社会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反过来又以这种深入的认识来改造社会，从而对应于现实/社会存在选择一种合适的架构来改造和确立现实存在，而不是仅仅地局限于在某种想象和象征中驰骋，在虚指中满足于阿Q式的自慰和意淫。

张修林在传统文化的认知判定上强调了两个传统的并行式继承，即指向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和五四以后形成的汲西文化传统的并举和去糟来完成文化的复兴。强调在两个文化传统中的择优选取互动丰富文化的内涵，以推动文学的进步和与时俱进。这种理论的提出使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性和斑驳性得到了确认，使我们在纷争中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文化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性。这事实上一方面给予我们一个“西方接受史”的证明，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进入到对历史的复制中，对应两个文化传统间揉合的创造性价值，而并非一味的“循古”和“媚西”，形成符合于时代发展和全球社会化的内外兼修、内外杂交的文化传统。見成在一个文化审美层次上形成新的“百花齐放”的独立的契机和动力的阐释，以使文学适应现代文明延续发展的需要。

尽管我们可以一再的认为甚至断言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将完全的被取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文学思想的存在必须借助于其所适应的社会环境和指向所要确立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文学思想必将寻找适合自己的社会环境，形成对社会环境的覆盖和拟像，以文学的赋值与社会现实形成交换关系，以取得价值的分界和理想社会的定义。张修林的文学理论在这种思想的导引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后现代主义立场语义场内以文学符号交换社会符号，然后确立可指的境界，他所指向的思想形态赋予社会存在更为丰富和宽广的精神意义，意在重新召回被隐态化了的社会/政治主题，刺激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这种社会性文学∕文学形态下的社会解读最终形成的是对社会批评文本有效的呼唤，以文学思想的倡导形成社会的有效性表达和批评，从关注语言本身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分析，形成世界认识，这将使张修林以文学思想为理论视野媒介，形成哲学符号的社会化大批评和未来社会价值确立。

宏大的文学理论建构成就着张修林社会导行的梦想，但是由于对于宏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于细微东西的把握和阐释，这无形中削弱了文本的可阅读性和可接受度，使一般的读者无法找到契入点，形成对具体文学内容的深入了解。这一点在张修林的具体的评论文本中显得更为明显一些，还有就是由于可供做为参照物的先验文本系统性的匮乏和现行文学标准的混乱，致使部分文本的解读方式与现下流行的已解读范本的差异（这取决于选集容量的限制），也导致张修林的理论深度无法获得广泛的普遍性认知，所以张修林的在完成独成体系的理论建构的同时，还需要被迫的去如何适应世俗性需求的阅读阐释，这在文化追求中不能不说是对写作者的一种考验，对于独立的文学价值的考验。

在对张修林兄长的理论的阅读中，我无意将他延伸为一种文学思想的完全革命方式，也不想将其作为文学的“第四代”转型的扛鼎人物来进行界定，只是想通过对于修林兄文章的一些阅读来触摸一个时期文学的挣扎，并且在未来的预见中感受文学发展的高度和即将担负的新的时期的历史责任，观察文学在现实语言中的历史痕迹，这将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O一O年七月初于红古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