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E. Williamson教授应上海《每日经济新闻》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邀请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游学活动。活动原定于5月份进行，因师母Dolores Celeni患眼疾，需做手术，推迟到6月底进行。到大陆之前，威老在台湾停留了几天，拜会了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先生。

　　威廉姆森与马永九会谈

　　威廉姆森游学的第一站是北京，据说是出资方安排的，为了产生轰动效应。除了28日的演讲和圆桌讨论，29日还有清华经管学院的演讲和互动对话。此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有关人员曾电请我前去参加活动，因已答应安泰管理学院参加7月3日在深圳的活动，加上太太刚做了手术，需要照顾，就谢绝了。

　　威廉姆森在清华参加互动对话（左为钱颖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伯克利经济系教授）

　　30日，威老飞到四川。7月1日到泸州老窖酒厂参观，并参加对话活动，接受了厂方赠送的一瓶价值8万多元的珍藏酒。2日在成都参加了财大组织的活动。3日早上，由成都飞到深圳，参加下午在华侨州际酒店举行的对话活动。4日一早去北京，下午乘机返回旧金山。

　　我是3日一早去深圳的。陪同我前去的还有一位同事和几名学生。在路上，安泰的钱女士告诉我，威廉姆森8点多上的飞机，到深圳可能在10点半左右。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机场迎接。由于空中管制的原因，威老乘坐的航班晚点，直到11点半才出来。我在出口处等待，威老认出了我，很是高兴。两年不见，老人家苍老了许多，也很是憔悴，脸上出现了许多大块的老年斑。我坐上酒店派来的车，护送老人家到酒店。在车上，我向老人家汇报了近期的工作和设想，并展示了在国内发表的几篇关于介绍他的文章。他很兴奋，连连追问。最后，谈到了家庭。他告诉我，他有两部车，除了我在伯克利常见到的白色大奔外，还有一辆雷克萨斯。另外，他的一个双胞胎儿子在司法部工作。

　　车到酒店，我们帮他把行李运到房间。卢州老窖送他的酒用木板箱封的严严实实，体积很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画框，长方形的，估计是四川画家赠送的（网上报导过）。我真担心他老人家怎么带得了。随行的安泰老师说，北京送的东西已经托运回去了，有三四件，这些来不及托运了。

　　到了房间，威老让我们先出去，说要洗个澡，只要10分钟。10分钟后，威老焕然一新地出来了。本来我想请威老品尝一下广东美食，但时间来不及了，下午一点半就要参加活动。这样，只好在大堂餐厅请威老吃了顿便饭，四个人花了1000元。

　　演讲开始前，我陪同威老会见了交大校友会的头头和赞助企业代表，照了一些合影。2点半，活动开始，进场。我的位子在威老旁边，可以给老人一些照顾。很感谢组织者这样的安排。威老讲了一个小时，内容和北京、成都的大同小异，投影放出的是安泰委托我翻译的中文，一字不差。翻译这个PPT slides花了我一整天时间，害得我在办公室搞到下半夜（第一次在办公室加班）。

　　在圆桌讨论时，主持人叶檀女士特意挑明我是威廉姆森的弟子（真是惭愧），请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讲交易成本和公司治理问题。我的发言大体如下：

　　今天讲的主题是公司治理，其实奥利弗·威廉姆森研究的不单单是公司治理问题，他讲的是经济治理。他自己提出一个名字叫治理经济学。他去年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因为对经济治理的贡献，而不单单是对公司治理的贡献。曾经在伯克利的时候，我问过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一个问题，治理和公司治理是不是一回事。当时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告诉我说不是一回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公司治理和治理之间的区别。现在终于明白了。

　　作为治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市场的治理，一种是企业的治理，市场治理和企业治理两者可以互相替代，就像企业和市场两者可以互相替代一样。到底我们应该采取市场治理还是采取企业内部治理，这是由治理成本（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决定的。如果市场治理成本太高，我们就用企业内部治理。如果企业治理成本太高，我们就用市场治理。

　　公司治理是通过董事会进行的，作为一个企业，利益相关者有很多种，哪些人应该进入董事会，哪些不可以进入董事会？威廉森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讲过，威廉森教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是请威廉森教授自己说一下。

　　交易成本是奥利弗·威廉姆森早期研究的一个领域，晚年的时候，奥利弗·威廉姆森主要是研究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当中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了奥利弗·威廉姆森发表的一些文章，很多都是跟公司治理有关。公司治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奥利也是这样认为的，要治理好的话，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来研究解决。公司治理本身一方面是一个监管问题，更重要是企业自身发展问题，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在保证企业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快速共同发展，我个人是这样一个观点。

　　交易成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环境不好，这个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不管企业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如果改造好的话，我们的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

　　

　　威廉姆森参加深圳的圆桌对话活动

　　可能是我的发言语速太快，加上讨论的问题太专业，有些是个人的看法，第一次提出来，令主持人和嘉宾的思维跟不上。比如治理成本，很多人就没有听说过。市场治理和企业治理的替代也是本人第一次提出来。事后到网上看了一下对话实录，记者们把很多东西都给搞错了。这说明扫盲的任务很艰巨。

　　对话结束后，在贵宾休息室，南方电视台按事先预约采访威老。我替威老回答了有关国企改革的问题。之后，我们把威老送回宾馆房间。在电梯里，我拿出带来的礼物请威老选择，威老只留下了体积最小的广州亚运贝雕邮票，其他的答应由我带到美国去，因为实在没空间装了。因第二天还有事，我们不得不告辞。威老第二天一早飞北京，下午返回三番。4日晚上，跟安泰的老师通电话，得知威老坐上了回美的飞机，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威廉姆森中国行活动内容很丰富，时间也很紧凑，组织者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策划实施，提高了主办和协办单位的知名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存在美中不足：第一，商业气氛太浓，炒作的痕迹太明显，冲淡了学术气；第二，行程安排不够合理，日程太紧张，让老人家多跑了一些冤枉路，有让人绑架了的感觉；第三，讨论的主题三个城市都一样，没新鲜感；第四，不论是嘉宾还是主持，实际上对威老的东西研究的不多，仅限于威老的几本翻译成中文的书，对近期的著述和交易成本理论的新发展缺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