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核心问题

奥巴马总统在6月访问澳大利亚前，接受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您觉得您与胡主席在全球气候变化这条阵线上的工作有进展吗？”的问题时称：“我认为中国抱有很大的兴趣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同中国的领导人交谈，他们会立刻认同，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跟现在澳大利亚人与美国人过的生活方式相同，那么等待我们所有人的将是悲惨境遇，这个地球绝无法承受。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清楚，他们不得不下决心创建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将是可持续性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然而，目前他们的自然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让澳大利亚、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先去解决这个问题，等我们的生活水平赶上一些之后再着手去解决’。我们想阐明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让中国袖手旁观。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如果崛起中的国家，不仅中国，还有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所追求的发展道路导致最终取代我们而成为最大的碳排放者，那他们的发展道路将不是可持续的途径。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同时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

　　奥巴马的言论激起国内舆论强烈的反弹，但是我认为作为美国的总统，他提出了一个全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需要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应对十亿人进入现代化以及全球资源环境所受到的挑战。现在已经有十亿人在享受现代化的生活，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十亿人正在迈进现代化，而后者对欧美的高福利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冲击，对全球有限的资源环境形成了压力和挑战，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关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全世界的最基本的人权。奥巴马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十亿人进入现代化的问题，也是“金砖四国”的三十亿人如何进入现代化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未来全球六十亿人共同进入现代化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两百多年历史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和战争把世界上的财富都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高福利的社会体系，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美国则通过二战奠定了自己全球领袖的地位，然后建立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全球金融体系，形成了美国高消费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大约有两三亿人生活在现代化的水准之中。由于当时全球绝大多数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当中，全球资源极端廉价，石油价格只有几美元一桶，其它大宗商品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全球分工体系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1980～2010年的三十年时间中，全球产业转移更加剧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现代化，中国制造也在崛起。而同时，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宗商品牛市，也看到了全世界的资源正在重新进行配置。但是也正是这三十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由于高昂的人力成本和高福利的社会结构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最近几年里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在几天前有媒体报道，现在希腊一个属于工会的码头工人的月薪高达8000欧元，并且50岁就可以退休。这样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结构显然在全球化过程中是缺乏竞争力的。

　　之所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能够形成高工资和高福利的社会体系，是因为全世界就他们十亿人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进步，地球上的其它人口基本上没有过上好的生活。但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也正在迈入现代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十几亿人要迈入现代化；金砖四国的三十亿人口要逐步迈入现代化；非洲的十亿人口也要迈入现代化。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和普世价值。

　　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高薪酬高福利只能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希腊问题给美国、英国、德国等欧美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敲响了警钟。现在的希腊等南欧国家对“奥巴马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明显缺乏心理准备，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奥巴马问题本质上就是全球资源分配，人类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奥巴马本身对中国能够给出新的发展模式有较高的期望，他提出中国负起责任。在我看来，任何一个要想进入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都要负起责任，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同时发达国家也应该负起责任，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解决发展模式的问题。

——本文已发表于2010年7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战略透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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