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和中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的争论近日再度升温。中国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增长势头成为决策层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华尔街和政界就追棒“中国概念”、“中国模式”，而中国市场也以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唯马首是瞻，一时间国内外对中国模式推崇备至。但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故事”能否一如既往地讲下去，开始心存疑虑。

　　中国过往30年经济增长迅速，年均GDP增长近10%，是同期美国的3倍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9倍。单就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的发展足以当得起“中国奇迹”的称号。为什么有中国奇迹？中国能否保持这个奇迹？这也是公众界和学术界一直追问的问题。如果我们换种说法，把经济增长的奥秘当成一个故事，那问题就是，这个故事究竟是什么？它能一直讲下去吗？

　　中国故事的版本很多，对中国奇迹的信心是否充足也源于对这些故事的信服程度。可以说这些故事都从一个或几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原因。它们包括：产权改革（不断的私有化进程）、后发优势与发展战略的良好配合、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低社会抚养率）、县域经济竞争导致的效率改进、中性政府及其扶持之手、要素低成本优势等。

　　这些故事，大多是面向投资者讲述的：有的面向国外资本，有的面向国内民营企业。故事很精彩，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民间社会资本，继而激活了中国闲置的产能。这也是中国投资率持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一度产能过剩之时，中国又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产品低价优质的故事，在2001年加入WTO后，极大地开发了外需市场。

　　但对这些故事，投资客正开始生疑，甚至生厌。在中国发掘新故事、寻找“明日之星”成为资本市场孜孜以求的梦想。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观察人士认为找到了一个新故事，那就是进一步的城市化。它可以带动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即使不谈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城市化红利，中国经济水平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也是巨大。

　　然而关键在于，如何抚平投资者对未来中国故事的疑虑，这些疑虑包括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措施、低效的政府绩效、遍及各经济与政府部门的系统性腐败，还包括迟迟未见成效的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经济决策机制改革等等。而根本的一点是，这些疑虑在现有体制之下是无法去除的，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创造新故事的潜力有限。

　　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以经济增长成果替代政治合法性、以经济转型替代政治转型的策略长期在中国盛行。就转型的短期效应，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平稳而又富有生机。但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奇迹在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速度、策略可能存在差距，但不代表在转轨后到达的彼岸，中国可以独辟蹊径。

　　可以说，当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挖掘了现有政治体制的最大能量。下一个中国故事要说的漂亮，就必须启动在收入分配、国企垄断、宏观经济决策模式等与政治体制勾连甚深的领域的改革。在政治转型没有进展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起色的。

　　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转变讲故事的对象，从面向国内外投资者讲故事，转而面向更广泛的国内消费者讲故事。

　　对于大多数国内消费者来说，他们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不当经济政策的承受者、是价格与企业垄断的受害者、是权利缺失的弱势群体。投资者的低劳动力优势源自消费者的低收入，投资者的垄断利润源自消费者承担的高价低质产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消费者缺乏权利。可以说，因为不对消费者讲故事，所以以消费为主的内需迟迟无法启动，所以民生投入年年讲年年落空，所以弱势群体无力改变自己利益受损的局面。

　　进一步讲，因为政府只对投资者讲故事，所以可以不顾环保、抬高房价、减少公共服务的投入，着眼于民生的社会工程在政府议事日程常常落于面子工程之后。

　　这才是当前中国故事可持续性受质疑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投资需要消费支持，只有本地的消费启动，才能够保证故事的完整。

　　从长远计，从向投资者说故事到向消费者说故事，是中国故事长存久远的必经之路。中国改革必须触及更根本的层面，如政治体制、社会转型等，向制度变迁的彼岸前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长期滞后，使得老百姓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从属位置，而改变这一点这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保证。

　　温家宝总理在做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正如温总理所言，如果希望中国未来可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除了更加民主之外，别无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