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中庸第十八讲：君子之道，德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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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明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第三十章（知法）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第三十一章（修身）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
要敢于把德行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二十九章“明辨”。先看一段原文，“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古代统治天下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前面我们讲过的议礼、制度、考文。议礼，一个国家不可能无礼仪；制度，管理一个国家，上上下下的关系不可能没有规章制度可循；考文，一个社会更不可能没有文化。因此礼仪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这三者是上古时期治理国家的三件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形而下的东西，比如生产建设之类也非常重要，但是春耕秋收之类这些农业生产，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只要政府能够无为而治、轻赋薄敛，除非遇到天灾，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如果这三件事都能处理得好，就可以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对于太古老的制度，朱熹曾说过孔夫子之前，如夏、商之礼，在当时应是完善的，但是到了周代大都已散失而不可靠，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尽管夏、商之礼中肯定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找不到依据，也就找不到可以实施的条件。既然不能证明就不可信，不信就不足以使百姓信服。如果有人要将夏、商时代的典章制度放到现在来推行，肯定就会有人提出，当年大禹王实施的是不是这样政策啊？肯定会受到怀疑。既然没有证据，那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老百姓又怎么能服从呢？
“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这一句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比如孔夫子，虽然有大德，被后世视为圣人，但他没有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因此在他那个时代，老百姓也未必就会听他的。
这两句从字面上理解是如此，但我们还可以对此引申下去，发挥一下。怎么讲呢？一个处于上位的人，也许他有大德，但是和普通老百姓隔得太远了，老百姓们也就看不到了。虽然他有很好的东西，却藏在深闺中，别人都无法知晓，那就只有猜测了，啊，当今皇上的德行到底好不好啊？没听说过，哼，肯定不怎么样！干脆就不相信了。
比如皇帝想在几个皇子中选择其中一位立为太子，请大臣们提些建议。如果大臣和几位皇子有过接触，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各位皇子的老师，也许还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那些没有过接触的人，就根本谈不上了解，那怎么说得出来呢？所以在上位的人，如果自己真有德行，就要让别人了解，就要让别人看得到，就要敢于表现出来。《易经》泰卦有云：“天地交，泰”，现在的亲民政策，就是要让领导干部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只有通过这种上下相交、相通的方式，才能相互理解，从而产生信任感，才会相信你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的另一方面涵义。
反之，身处在下位的人，德行虽好，但地位不尊贵，没有占到合适的位置，也不好办。比如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写了些文章，寄到国家刊物上，肯定很快就那可以发表。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呢，即使你修养再好，文笔再高，寄起去发表，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了。
一次有位北京的朋友见到我，说我的诗词写得很好，要帮我寄到某诗词刊物投稿，我就劝他免了吧。他不听，当天就寄了过去，结果一个星期后原封原样地退回来了，连意见都不屑于提，估计看都没看。如果你有关系，或者愿意出钱，再或者你有一定的名气，也许别人还看一看，然后给你发表了。既无关系又无钱，而且连名字都没听说过，那对不起，这就无须商量了。
这也就是“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的道理。这一句和上一句分别是从上、下两个方面说出了社会的现实。
先王之道的重心
下面这一句就是对前面的阐述所给出的一个结论。我们来看原文，“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我们还是逐句进行讲解。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作为一个君子，在面对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时，首先要“本诸身”，也就是说应该以修养自身作为根本。《大学》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征诸庶民”怎么讲呢？就是在修身为本的这个基础之上，还要亲民。《大学》在一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亲民这个过程也相当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百姓中得到验证，才能得到百姓的尊重，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主张。
“考诸三王而不缪”，就是指要以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礼仪制度作为标准，来对自己和所实施的政策进行考核，这样就会减少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前面孔夫子才说过“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这还如何去考呢？其实在古人的文献中，还是有一些关于夏、商典礼制度方面的文章，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只不过数量篇幅不多，但是其道理，还是一以贯之的。其实真正的大道，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三代圣王的法统、道统，都离不开这十六字真言。首先是修身，《尚书》中没有哪一篇文章离开了修身；其次尊贤，《尚书》中也没有哪一篇文章离开了尊贤；再次亲民行仁政，《尚书》中同样还是没有哪一篇文章离开了亲民行仁政。先王之道不外乎就是修身、尊贤、亲民行仁政，这三点也就是先王之道的重心，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建诸天地而不悖”，这和中国农业立国的方针就分不开了。《易经•系辞》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自古以来，人们都是法天则地。天道，在古代中国指的就是天象及其运转，说复杂点，就是三垣二十八宿。三垣，是指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皇帝居于紫微垣，北斗星就是帝座，后面还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在天上都是有据可证；此外就是宦官在天上也有相应的显示，其它执掌各部的大臣、将军们也同样都有相对应的星宿。另外天下九州，在天象上也有相应的分野，王勃《滕王阁序》开篇就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其中的翼轸，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两宿。此外相传星坠五丈原，诸葛亮就去世了，等等，这些都属于比较复杂的星象学范围。
实际上在古代，对于天道比较朴素的说法，就是春夏秋冬，就是二十四节气。司马迁身为太史令，要想做得好，并不是把《史记》写好就行了。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每年的冬至、夏至确定下来，然后将春分、秋分等其它节气全部都一一确定下来，这样才不会误了种庄稼，才不会误了秋收。这可开不得任何玩笑！因此这里说“建诸天地而不悖”，更多的说要建立皇极，从而不违天时。
“质诸鬼神而无疑。”翻开《尚书•洪范》，就可以看到在古代，当国家遇到大的问题时，先大家在朝廷上发言，各抒己见，举手表决，如果意见可以统一，就按照由此形成的决议来执行，如果彼此争论很大，意见无法统一，那么就借助于打卦，如蓍草占卜、烧龟壳占卜等等。这个就是“质诸鬼神”，是古代决策事情的一种方式。在人谋无效的情况下，就要求助于鬼谋。一旦通过鬼谋、占卜的形式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结果，那么就不能对此有所怀疑。
《易经》观卦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西方社会的基督同样还是神道设教，他们的神道是上帝；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信仰真主安拉，认为安拉是主宰上天的唯一的神；中国的神道就是老天爷，天这个概念，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似神非神，谁也说不清楚。后来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归结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把天、道和自然结合在一起了。在当时，有些政治决断确实需要借助鬼谋、打卦的方式来验证，从而使自己无可怀疑。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思是说，哪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过百世之后的圣人出来验证，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质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卜问鬼神得到了验证而没有怀疑，也就是说知道了天意；即使在百世之后经过圣人的验证也没有疑惑，那说明了解了人意，可谓上和天意，下和人心。
中国人的福气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作为一个君子的确是非常了不起，通过修身，通过对圣人之道的体验，他们的言行举止就成了世世代代、天下人效仿的典范和准则，成为天下人的楷模。远在天边的人都会对他生起仰慕、向往之心；而近在咫尺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厌恶。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孔夫子就是君子之中最具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历史上大多数人都服膺于孔子，他们根据孔夫子的言传身，来确立和修正自己的人生目标，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还有一批人，他们往往在仕途上不太得意，因此也就更多的服膺于老庄，并以老庄的言教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另外还有一批人，他们就像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样，得意之时就按照孔夫子的言教为天下、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情；失意之时就借用老庄的思想隐遁山林，安享天年，同样乐在其中。
真正拥有了孔孟老庄这一套思想的人，进可以出仕为官，退可以遁世为仙，总之进退自如，不管在哪种情况下都可以过得滋滋润润。要是能过上这种日子，那真是福气！孔孟老庄的学说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再加上后来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更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将老庄的遁世法门与孔子的入世精神，提高到了更为完整、精密的境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宝库里面，能够有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确是中国人的福气。
听到这里，有人就要开始说现代科学技术了，认为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要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到现在不过就只有短短的三百年，特别是在这一百年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才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实，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啊，大多数人都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留下一两百万人，老老实实学习并传承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样不也挺好？
就是古代社会里面，能够考取进士的也只是极少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基本上就是在一亿左右徘徊，其中有功名的人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乾隆在位时，中国领土面积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这期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一亿达到了二三个亿，但是全国吃俸禄的人，也就只有四万人左右，而且这还是从康熙、雍正两朝积累下来的。那时如果没有考取进士，就不能吃皇粮。
对于真正的君子，人人都会生起仰慕之心。他们的人格魅力确实对周围的人很有影响力。我们看现在，就是一个歌星或者影星，后面都要会跟着一大群“粉丝”嘛！现在中国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点可怜。我经常都在说，现在中国是出老板的时代，是出骗子的时代。老板多，骗子多，稀里糊涂、精神有问题的人也不少；要想出思想家、文学家，乃至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却很难。用时髦的话来说，要想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并不多，份量也不重。如何提高有创造性的、世界性的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这还有待于中国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得到提高和更新。只有真正把君子之道树立起来了，让全社会、全民众都仰慕、向往仁人君子，这样才有可能涌现出真正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
以后的中国，还是应该出现新的圣人、道人，我们不能将圣人和道人仅仅局限于古代的概念上。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某个方面卓有成效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圣人、道人。当然，他们的智慧和胸怀应该可以涵盖古今，包容中外，应该有勇于站在当代世界文化最高峰顶的气慨。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出现这样的圣人。
中国历代对于孔子，确实是“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我们通过《论语》，就可以看出孔子为人和蔼可亲，诲人不倦；不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即使只有一块干肉，也“未尝无诲焉”，也就是来者不拒。这就是孔夫子的人格。他并不会因为某人是官，或者官宦子弟，就要接待得好一点。我们看颜渊，他穷得叮噹响，学费都交不起，却是孔夫子门下最优秀的学生，并没有因为他穷，孔夫子就不收他当学生。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孔夫子这样的人格？我们能不能去亲近这样的人？我们又应不应该去赞扬这样的人？虽然说这些都是圣人才有的素质，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作为一个向往君子之道的人，也应该去培养这方面的素质才行；对圣人也应该有这种“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的感觉。
像鸟儿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
下面这一段是引用《诗经》中的原文。“《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我们读《中庸》、《大学》，经常可以看到对《诗经》的引用，这就大大提升了《诗经》原来所具有的朴素意义，让它成为了圣贤之道的教学辅助工具。
“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在彼，就是在那里；在此，就是在这里。射，就是影射、妒忌。全句意思是不管在哪里，都没有怨恨，没有厌恶，没有妒忌。所以，我们读了这些句子，也要让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使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远离阴暗地带，保持一片光明，保持一片祥和，使自己没有乖戾之气。有的人总是牢骚满腹，有的人总是惹事生非，这些人就不可能有好的修养，也不可能有好的教养。因为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觉得周围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或者成天说长道短，与周围格格不入。这对人对己都是非常不好的。
“庶几夙夜，以永终誉。”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他肯定能做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君子在“慎独”的基础上三省吾身，“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都是精进于此，颠沛于此，都是在中庸之道上行，都是在仁义礼智信的道上行，而且常行不怠，保持好自己的名声。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精进、精进、勇猛精进！不过，一个人要想始终保持自己的好名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自然界的各种鸟儿们，它们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始终都保持自己羽毛的光鲜，如鹦鹉、孔雀，时不时地就用自己的喙梳理一下，如果是到了求偶季节，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还要不停地展示自己亮丽的羽毛，那情景看上去很舒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鸟儿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护自己的名誉。作为君子，更应该向尽善尽美的方向努力。
如果我们能以这种精神来对待自己，那么“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身为君子，不可能离开前面所说的一切一切，必须按照前面所说的去做，那么自然就能“蚤有誉于天下”。有些人之所以能很早成名，是因为有德，有德才能有名有望。只要有了德，早晚都会有名有望。有的人会说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么也要遗臭万年。当然如果有人确实要如此想，那么同此心同此理，坚持反前面所说的道而行，那么肯定也能遗臭万年。不管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关键是你选择走什么样的路，愿意如何去修为。反正种下什么样的因，自然也就会结什么样的果。
前面讲了《中庸》的理念，介绍了《中庸》所讲的一系列内内外外的修养程序。“中庸”作为中国传统中最为崇高的理念，并且是中国圣贤之道的核心，在这两千多年里一直被广大的社会知识精英们所奉行。中庸理念的确立是孔夫子的功劳，因此儒家将孔子奉为儒家思想的祖师，那么孔夫子的精神渊源、文化渊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将在下面有所介绍。
中华文化的道统和法统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十章“知法”。原文如下：“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公认的始祖是轩辕黄帝。翻开有关的历史资料、档案，或者一些通史类的书籍，就可以知道从黄帝造甲子，推算到现在已经是甲子四千六百多年了，统称五千年。当然在轩辕黄帝之前，还有伏羲氏、神农氏，据传伏羲氏、神农氏各自都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这就更加久远了。除《史记》的“五帝本纪”外，轩辕黄帝的历史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其它文献上，基本上都找不到什么记载。在《庄子》中能找到有一些黄帝时代的思想，此外就是在医学上了，如《黄帝内经》。不过，这些大都是战国时期的人们对黄帝时期的追溯和设想，黄帝时代的思想是否就真是如《庄子》、《黄帝内经》等经典中所说的那样呢？可能也未必就如此，但是，总有这么一种思想渊源存在。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从现有的文献上来看，《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文献。我们所熟知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代中后期的文物，其历史还在尧、舜之后。尧舜距今有四千多年，然后是夏禹，距今也有四千一百年，大约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关于他们的历史，在《尚书》中有记载，即尧典、舜典、大禹谟。孔夫子在整理六经时，首先就是《尚书》，因此“祖述尧舜”，也就是说孔夫子是传述了尧舜之道。那么“宪章文武”呢？对于现代意义的宪章，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英国大宪章等等，在这里，是指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意思。
按照儒家学说来看，孔夫子的道统、法统是直接继承的尧舜和周代文武二王，这个继承非常重要。我们讲历史，讲历史渊源，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传承，没有道统的传承，没有法统的传承，那么这个学说或者系统是否可靠，那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就像接力赛跑中交接的接力棒那样，在每一代之间需要有相应的传承。佛教禅宗讲究传灯，师父带徒弟，灯灯相续。所以每一种文化、每一个门派，都必须通过内在的这么一种精神上的传递。
儒家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既然是主体文化，那么必然就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孔夫子上接文武、乃至尧舜的道统和法统。如果没有孔夫子在春秋末期整理古代的各种文献，如果不以六经的方式加以归纳整理，那么经过战国时期的战乱，再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我们后人就不可能再得闻上古圣贤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道统和法统了。因此，孔夫子的历史功绩非常了不起！此外，尧舜文武之道经过他的梳理后，采取有教无类的方法，通过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将中华民族文化的薪火传递下去。由于孔夫子在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上的功劳，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的确是受之无愧。如果要投标评选中华文化的第一巨匠、第一伟人的话，非孔子莫属！
既然说孔夫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具体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我们将展开来说。
四季交替与礼乐刑罚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我们看尧舜文武之道，看中会传统文化，是与天道相应，要遵从于天时，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也就是“上律天时”。那么“下袭水土”呢？根据中国的地理条件，在孔夫子时代，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圈，基本上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两淮，乃至汉水和长江下游的江浙一代。所谓的吴越之地，吴国建都姑苏，也就是现在的苏州；越国都城会稽，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当年舜帝南巡，死在九嶷山的苍梧之野，即湖南靠近广东的交界上，可见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版图已经相当大了。
《尚书》中有一篇文章“禹贡”，是说大禹王治理水患后，将天下分为九州：地处山西以及河北、内蒙古和辽宁部分地区的冀州；包括河南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的兖州；地处今山东半岛的青州；山东半岛南部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徐州；地处两淮中下游的扬州；湖南湖北一带的荆州；河南一带的豫州；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带的雍州、梁州，等等。划天下这九州，这些就属于“下袭水土”。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上古先王根据当时的九州地理分布，各地气候和物产情况，制订出符合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条文，而其中贯穿的，就是诗书礼乐的这一套思想文化。
“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这是对孔夫子继承和发扬尧舜文武之道的赞叹，认为孔夫子所代表的先圣之道，其思想境界上已经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步，就像天地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承载，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覆盖。
“辟如四时之错行”，一年四季是遵循着错综运行的规律，即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实，不仅农业生产要遵循四时错行的规律，在国家施政方面，也要遵循四时错行的规律。周敦颐先生在《通书·刑》第三十六中说：“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他把礼乐称之为春夏，刑法称之为秋冬。
《尚书•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也就是要“使民以时”。这是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一条治国原则。古时春秋两季，国与国之间一般不动刀兵，而且不能随便让老百姓服徭役，也不能随便服兵役。春秋是农忙时节，春天种庄稼秋天要收割，国家如果有大的土建工程，比如修黄河、修长城或者修皇陵等等，一般都放在秋收之后，冬春之际；而且在春节的时候，必须要放老百姓回家团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天道、人道，如果这个时候夫妻不能团圆、父子不能团圆，那就丧德有亏。
中国历代关于这方面的各种文献很多，就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每逢春节，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向贫困户问寒问暖，并给予一些物质上的帮助，等等。这些也是“四时之错行”的一些表现，是国家应该遵循的一个政治理念。
“如日月之代明”，我们看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白天暖和，晚上寒冷，相互之间也是交替运行的。那么圣人在政治举措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也要交替进行。武侯祠有一幅赞叹诸葛亮的对联，上面写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历史上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在政治举措上就显得比较宽松。刘邦入关之后废除秦朝苛政，与民“约法三章”，也是宽。但是诸葛亮入蜀后，在政治上就相对严了许多，他采取的是治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方针，在刑法上制订上就比较严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犯了刑律。因为那时人心浮动、人心思乱，非威势不足以稳定一方，于是就要用重典。
“日月之代明”，也有一阴一阳、相互之间也要和谐的意思。中国历代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协理阴阳。在古代不仅是政治，在很多方面都要求阴阳之间的和谐。比如中医，所谓望闻问切，就是要先看病人自身阴阳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那就说明体内有病；如果阴阳平衡，就算通过西医的手段检查出这样或那样的病，在中医看来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要阴阳平衡，既不能过阳，也不能过阴，一定要阴阳和谐。
老天爷能包容一切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句比较重要。很多人都喜欢搞“一言堂”，总喜欢我行我素，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说了算，容不得其它事物的存在。我们要明白天地兼容万物，不可能只准鲜花开而不准毒草生；也不能因为种庄稼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就不准杂草的存在。
当然，对于我们人来说，为了追求土地的经济效益，要将庄稼田里的杂草除去，但是对于老天爷来说，万事万物万法在它面前都是一视同仁。苍蝇蚊子、蟑螂老鼠，对人来说很可恶，但是在上天眼里，它们和我们人是一样的，都处于平等状态。狮子老虎豺狼要吃牛羊兔子，我们觉得牛羊兔子很可怜，不应该落入豺狼虎豹之口，但是既然上天允许了豺狼虎豹这些肉食动物的存在，你让这些肉食动物不吃肉，改吃萝卜，那又怎么可能呢？因此对于上天来说，是万物并育的，是善恶兼容的。
在我们的眼里不能只看到善，而无视恶的存在；不能只允许善而不允许恶。黑格尔就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也认为，人的恶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说实在的，善恶是个大问题啊！经常会让人看不清楚。有时看上去是善，结果反而是恶；有时看上去是恶，结果反而是善。
比如交警面对违章者，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处以罚款、扣分，在违章者心里可能觉得交警不通人情、缺乏灵活，但是站在道路交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没有交警的严格执法，又怎么能维护交通的顺畅呢？现在有些小孩，从小被父母宠爱，都二十来岁了，长得人高马大，漂漂亮亮，却既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更不要谈过日子。这个宠爱又怎么能是好事情呢？因此面对社会，我们既不能只看到纯善的一面，也不能只看到纯恶的一面。它是善恶俱具，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空间，打造成绝对无菌的空间。如果真有谁这样去做，恐怕也就和那些得了艾滋的病人差不多，就会失去对外界和环境的免疫能力，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会要了小命。
我们一向提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基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这个道理来说的。我们应该要有兼容并包的胸怀。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我们就是要有承认对立面、包容对立面存在的胸怀。现在经常都在讲“双赢”，彼此之间要互惠互利，不可能只存在单方面的获利。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战略家、策略家，在他们的战略中就有一条“养患自存”的法则。比如有人在评三国时就说到，其实司马懿早就可以将诸葛亮剿灭了，但他就是不如此去做。他知道如果他将诸葛亮剿灭了，他自己也就没命了。所以每次打仗，司马懿都不倾尽全力，总是互有胜负，甚至打些小败仗，让蜀汉继续存在。而纵观魏国群臣，也只有司马懿可以与诸葛亮相抗衡。
“养患自存”是古代那些高明的谋略家得以保存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清朝末期，太平天国起义刚一被剿灭，曾国藩手上的权力马上就被剥夺和削弱。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那么残酷，那么激烈，也没有说要将“反面人物”一网打尽，赶尽杀绝，也还是要讲政策，要“给出路”。老天爷有包容一切的广阔胸怀，大道也是如此。对于我们人来说，既然要学修圣贤之道，也就应该如此。作为当政者、当权者，就更应该要有这样的胸怀，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才能保持社会的生机。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应该都允许它们的存在；不能说我只喜欢认可其中的一行，其它三百五十九行就全部排除掉。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应该存在，应该共同繁荣，这个社会才更健全、完善。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的胸怀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封建的、保守的、狭隘的，而是极其广阔和深厚的。封建保守和狭隘，都是清代后期那些不通时务的顽固份子们的一种懦弱心理。在孔夫子时期，就已经有“君子儒”和“小人儒”这样的区分了。君子儒从来就有，小人儒也是从来就有；儒家中既有大丈夫式的，也有小脚女人式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儒家学说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其光明堂皇的一面，如《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里面的思想可以说全是光明的、堂皇的，因此才会“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里是借天地之大来赞颂孔子，称赞孔子所承载的尧舜文武之道的崇高与伟大。
温柔之美与阳刚之气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十一章“修身”。还是先看一段原文，“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我们还是来逐句讲解。“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意思是说啊，只有达到尧舜文武孔子这样的境界，也就是天下至圣的境界，才能使自己不管是面对万事万物，还是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聪明睿智，把一切都能居高临下地看个清楚明白。
我们自己是否真的聪明睿智？这里提醒一下，以前我就讲过，聪是耳朵，明是眼睛，睿智是心。我们的眼睛是否能明察秋毫？我们的耳朵是否能广听八方？我们的心是否睿智？我们是否有能力参赞天之道？是否能力察占神人之机？如果有了这样的本事，有了这样的功夫，那当然就“足以有临也”。什么是临？《易经》中有个临卦，还有一个观卦。临卦，如领导光临，再如君临天下，是上对下；观卦，是观光、参观、瞻仰，这是下对上。“足以有临也”，毕竟这里主要说的是帝王学问，是有关最高领导者的修养问题，因此只有具备了聪明睿智，才有资格君临天下。那么，聪明睿智都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我们的心胸是否宽广？我们的德性上的丰厚？我们的性情是否温柔？一个人，只要能做到宽、厚，再加上温柔，就足以包容一切了。
人都具有刚柔的两面性。纯刚不行，纯柔也不行，这里说的主要是“柔之美”，即“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是说人要有包容性，容得下人，也容得下事。我们要既容得下利益，也容得下吃亏。有些人赢得输不得、胜得负不得，这样不行。或者好话听得进，坏话听不进，这样也不行。正所谓“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当我们遇到一个宽裕温柔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很大气；反之遇到的是一个狭隘粗暴之人，那给人的感觉就很不舒服了。这种人句句都和别人争辩，事事都与别人对着干，总是象刺猬一样浑身长满了刺，这样就不行了。所以人与人交往，就应该保持一团和气。
前面这几句讲的是我们德性中“温柔之美”的一面，但是，在我们的德性中也有“阳刚之气”的一面。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就是说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做到发强刚毅？是否能斩钉截铁地做出决断？所以，儒家的修养，并不是有了“宽裕温柔”，就可以不做事情了，就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了。这里就强调一定要有创新精神，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气慨。
所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我们可以经常对自己的性情做这方面的检查和反省：自身的刚性如何？是刚得恰好，还是刚得过头了？柔性的一面又如何？是柔得恰到好处呢？还是柔过头，成稀泥一团了呢？总之，刚柔一定要得度，这也是阴阳和谐的一个方面。
从斋戒中养庙堂气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齐，通斋，斋戒。古时的斋戒不像现在就只是吃素，更要在心中生起诚敬之气来。
春秋时期，每逢有大事时，不管是君主还是大臣，就要举行斋戒仪式，一不饮酒，二要沐浴，三要禁房事，然后有点像寺庙中的闭关静处，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一般为期七天。在这期间一个人独处静默深思，排除一切干扰，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关闭起来，从而进入深层次的思考，进而有所决策。通过斋戒，整个人的气象就会变得更加庄重，变得庄严肃穆。当我们观察领导人物时，就会发现他们在公众环境里一般都会表现得比较庄重，不会轻易放肆。有谁看到过一个领导在自己的部属面前，一天到晚都吊儿郎当的？应该没有。所以一个人要有庙堂气，这样才会有庄重之气。
尽管气象上达到了庄重肃穆，但是还不能离开中正。既不能冷峻得有如刀子，也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轻轻一捅，你的相好庄严就散了架。在庄重的情况下，要有宽厚温柔之气；反之，在宽厚温柔的情况下，也要有庄重肃穆之气。在刚柔兼济的基础上显示出来的庄重，才能称之为中正，不偏不倚，堂堂正正。
做到了“齐庄中正”，就能产生“足以有敬也”的效果。这样的人不管走到任何地方，别人都会望而生敬。这个“敬”在宋明理学里面，就衍生出了一个修为方法来，即“居敬以养气”。不是居静，而是居敬啊！如果是居静，就显得有些单调和冷寂了，就好像一个人要独处，然后心里面安安静静，缺少了社会性的参与。而居敬呢，它是表现在我们的精神和相貌上，一方面具备了安静之静的内涵，另一方面它不排斥社会性，不排斥社会关系。只有这个“居敬”，才能融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融入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我们要自敬，我们对人要敬，要使我们的语言、容貌处于敬的状态，而且表现在我们的气质上、魅力上，都会有一种敬的状态。只有自敬，才能得到他人的敬重。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能达到“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这样的修养，那么这里就先给你道喜了。
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
下面一句“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什么是文理？这可不是现在所谓的文理科之分。古代文人写书、君主发布圣旨告示，都是通过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臣子们向皇上呈上的议事、奏章、策论等，也是通过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既然做文章，就需要有条理，要有逻辑，在针对时务上，就应该要通过相应的分析和归纳，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供决策并实施。这一切，都需要在“文理密察”这几个字上下功夫。
此外，在口头语言上同样也要做“文理密察”的功夫，不能自己说了大半天的话，别人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实际上，“文理密察”就是思维上的密察，要求思维上的清晰、严密。如果思维不清晰、严密，那么你所面对的对象也就不可能清晰，就会是模模糊糊的，那么在语言表达上，在文字表达上，同样也会是模模糊糊的。只有思维密察，才能文理密察，进而才能“足以有别也”。
“足以有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辨别邪正是非。儒家学说和修养，毕竟是社会性的，安置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不论是宽裕温柔，还是发强刚毅，或是齐庄中正，又或是文理密察，都是为了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中、事业功勋中做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样的话，辨别是非邪正，就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了。
是非邪正，是人在社会之中、人际关系之中的一个永恒存在的坐标。不管是过去几千年，还是现在，或是未来，是非邪正都始终存在。为什么会如此呢？正如前面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非邪正是允许存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谁要想把我们这个社会变成天堂、变成极乐世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形形色色、善善恶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对好人要采取人道主义，对坏人同样还是要采取人道主义，只不过人道主义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对好人的人道主义就是表彰奖励、扶持帮助一类的；而对坏人的人道主义，就是我们经常在监狱墙上看到的标语：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所以在是非邪正之间，你都要平等对待。
因此，对老天爷而言，对大道而言，当然是善恶并容、好坏并容、万物并容的。但是就我们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而言，不能因为老天爷什么都能容，然后就去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要么面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我们还应该在承认各种状态并存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多地弘扬社会的正气，鼓励见义勇为，鼓励扶危济弱。我们在提倡社会正气、在大谈仁义礼智信的情况下，不能去走极端。那种想把社会上种种阴暗面全部扫荡的想法，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要求政府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绝对正确、绝对光明，这往往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总之，我们要知道社会永远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谁都不可能把阴暗面、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全部消除。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就应该要坚持光明，坚持公正，社会也才能够健康发展。
民国时期章太炎先生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俱分进化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道德上讲，善在进化的同时，恶也在进化，即善恶俱进。也就是说不会因为善进步了，恶就会退步乃至消失。善如果进步半斤，那么恶也就进步八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过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同样成立，永远都是如此，这是社会的一个现实。
作为一个君子、大人，或者是作为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如果你没有做好“文理密察，足以有别”的功夫，那你就缺乏当一个好领导的资格。
找到你的源头活水
下面一段，谈的就是圣人修身的境界。我们再来看一段原文，“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写过一首《观书有感》的绝句，其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从这首诗中引申开来，不管是从事文化事业，还是从事精神研究，或者从事道德建设，就一定要有“源头活水”。那么，这个“源头活水”是什么？从文献上说，先圣先贤的经典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体会、领悟先圣先贤的理念，能够理会大道，那么我们的这个心，也就如同“溥博渊泉”一样，源源不尽。“而时出之”，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是使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智慧，这样的道德，的确令人向往。
在生活中，有不少人会在某个时候陷入江郎才尽的尴尬局面。前两天听到有人说“人有三年运，鬼神不敢欺”，但是运气过了怎么办呢？有的人前几年才华横溢，但这两年绞尽了脑汁，都还是拧不出一滴水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源头活水。正因为没有找到源头活水，虽然能暂时积聚一些资源，但是却极其有限，不够长期维持使用。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心、德、智等方面，能够有一种绵绵不尽的力量？那就要与道相通！这个道一方面是天道，另一方面就是圣人之道。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和天道、和圣人之道相通，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德、智处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的充盈状态。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溥博，就是广大，无所不在，如同天可以涵盖一切。渊泉，有的朋友可能看到或听到过，有些泉眼，即使所在的地方已经多年无雨，它仍然不会枯竭，始终都会有泉水涌出来。我们能不能让自己的智慧，也如一汪永不枯竭的泉眼一样呢？能不能让自己的智慧之泉，也如此绵绵不绝呢？渊，就是深渊，就是深不见底。怎样使自己的智慧如天一般广阔？怎样使自己的智慧又如渊一般深邃？智慧如果只有广而没有深，那不叫智慧；同样的，如果只有深而没有广也不叫智慧。智慧必然是既深且广，二者缺一不可。道德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普遍性，才能具有持久性、连续性。
如果道德和智慧达到了既深且广的境界，那么自然就能“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当这样的广大而深厚的道德、智慧表现出来，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充满敬仰，那么你的言行举止，或者施政纲领等，都会使老百姓相信并服从。
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发表指示，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绝对就是真理！党指引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我们朝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不仅老百姓相信，就是那些民主人士、资本家，也都相信。
我曾经见过一些国民党的遗老，他们在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说，从满清末年以来，内忧外患，天下大乱，幸好出了毛泽东，幸好出了共产党！否则，中国真的有可能国将不国了。那时候，他们绝对是诚心诚意地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不过后来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等等，就使这样的威望打了折扣，甚至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有了动摇之心。幸好，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扭转乾坤，才又率领大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有了二十多年不断翻新的经济腾飞。
现在国家的这种稳定发展的局面也是来之不易，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华民族必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复兴，为此，大家都还要继续努力。
得民心者得天下
“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当你的方针政策制定出来，当你的话一说出来，老百姓是否都满怀敬意？是否都充满信心？是否都欢悦高兴？
现在国家讲亲民政策，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要急老百姓之所急，老百姓同意的事情就办，不同意的事情就不办。这两年，国家的各项重要文件都一再强调很多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问题，毕竟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而不是越过越穷，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各个方面的不稳定。怎样使民众对上面的所言所行都达到既敬又信且悦呢？那就要看你的德性，要看你制订的方针政策的可行性、正确性，要看是否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尚书》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夏、商、周的帝王最怕的就是天，那么谁可以代表天呢？就是老百姓！老天爷又不可能和帝王们直接对话，也不可能对帝王直接发号施令。所以在先王之道里，如果想知道老天爷想什么，那么就去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吧；如果想知道老天爷说什么，就可以去听听老百姓们在说什么吧！
民意、民情非常重要，因为民意民情就代表了天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非常明确的政治原则。不管是替天行道，还是奉天承运，这个“天”，就表现在老百姓身上！这个“运”，同样表现在老百姓身上！如果国家政令法规和老百姓格格不入，任何事都由上面独断专行，就如《易经》否卦所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那样的话，社会就会崩溃，国家也就完了。如果能够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深入社会，体察下情，关怀民生，倾听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那么“否卦”就会转变成“泰卦”，就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这样的话，自然就会有“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的效果。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只要按照前面所说的去做，那么就会如尧舜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那样，达到“声名洋溢乎中国”，民众都会非常拥戴这样的政府。“施及蛮貊”，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未开化的蛮荒地区的人民，也同样会信服。
当年唐太宗就被西域各国尊之为“天可汗”。唐太宗的军事力量在当时是天下第一，但他绝不滥用军事力量。在击溃突厥后，对原先突厥统治下的西域各国并没有采取占领的办法，而是采取怀柔的政策，并且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使这一切在当时达到了无人能比的高度。因此，大唐帝国才能使西域各国，乃至蒙古草原上的各大游牧部落臣服，并一致送了一顶最高的帽子——“天可汗”，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兼安理会主席。
“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这些语句意思都很好懂，都是当时用来歌功颂德的语言，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歌颂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一样。
在古代，作为儒家学说，在歌颂孔夫子、歌颂圣人之道时，肯定就会使用这样充满崇敬的语言，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凡是舟车所能经过的地方，凡是人力所能抵达之处，凡是被天覆盖的地方，凡是被大地承载的地方，凡是日月所能照耀的地方，凡是霜露降临的地方，只要是有血脉气息的人，没有人会对圣贤之道不尊重，没有人会对圣贤之道不亲近，都愿意接受圣贤之道的教化。因此，圣人的德性与天同齐。
在《中庸》等儒家学说里面，除了孔夫子，还没有谁可以被捧到如此的高度。后来宋明理学就曾宣扬，“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意识说如果没有孔子对尧舜文武之道的整理和传承，那么后人在思想文化上，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