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成为牟利者的时候，很多见不得光的工作记录，就会暴露它的狰狞面目。

　　7月16日，南都周刊曝光了长沙市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记于7年前的工作日记，200余篇日记内容，实录了长沙某区房产局在拆迁中的各项工作安排以及当年的市、区领导的指示、如何应对上访等等。令人震惊的是，当地领导为“保护城市建设成果……依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政法机构，全力以赴阻止拆迁户上访……领导包调查、包协调、包督办、包结案、包稳定。”对待那些越级上访的拆迁户，一位李姓区长强调要警钟长鸣，“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正是在“按敌对势力办”这一工作精神的指导下，才使得上访户奔波了整整5年，至今仍未讨回应得的拆迁补偿。

　　无独有偶，恰好也在7年前，史称“中国拆迁第一大案”的嘉禾拆迁事件，同样爆发在湖南。因为有5名县级官员的撑腰，嘉禾县多个部门违法行政，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搞连坐、株连。“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就是湖南嘉禾县当年的拆迁口号。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任何人都会感叹，一些地方政府为谋取暴利而滥用权力，确实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无论是在长沙，还是在嘉禾，政府大门上都会悬挂着这样的名称：人民政府。所谓人民政府，体现的是制度的人民性，政府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应当承认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权力，支持人民的思想，保护人民的自由。然而，在7年前的长沙和嘉禾人民政府，在没有拆迁之前，所有的“敌对势力”，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民群众；而在拆迁遇阻之后，所有申诉拆迁不公的人民群众，都变成了“敌对势力”。究其缘由，无非政府与民争利。

　　中国的拆迁制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3月公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此前，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规划法》。正是为了确保《城市规划法》的实施，才产生了它的配套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随着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相继出台，地产开发商登上了中国经济历史的舞台，继而在上述制度的支持下，形成了土地归政府所有、住房由开发商建设、大开发商拥有政策话语权这三个垄断现象。正是这三个垄断的趋利性，直接导致了日后中国房价的屡屡失控。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305号令，对《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沿用至今的条例，把原来的“补人头”改为“补砖头”，规定以市场估价的方式对拆迁户进行补偿，同时加大了城市拆迁过程中行政裁决和执行的力度。正是这个条例，为地产开发的强拆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客观上造成了房屋所有者——群众，与拆迁主体——政府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因为涉及到巨大的集团利益，《拆迁管理条例》拒绝了2003年、2005年、2007年出现的三次修改机会。直到2009年底，四川成都发生了唐福珍事件，北京海淀区发生了席新柱事件，公民以生命和鲜血抵抗暴力拆迁的行为，直接促使北京大学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网站上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全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然而这份对适用范围、征收程序、征收补偿、关于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实施的拆迁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新搬迁法》，至今仍旧走在众说纷纭的道路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的情况下，在没有截断地方政府通过拆房卖地打造盈利渠道的情况下，一部《新搬迁法》即便顺利出台，难道就能真的改变拆迁双方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敌对状态吗？

　　***注：此为发表于20100719时代商报三经论坛评论的原文，发表时http://epaper.lnd.com.cn/sdsb/20100719.htm、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101049950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