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与仲大军对话：重建中国文化的路径
（2007年8月30日）
仲大军：
徐先生提的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有文化吗？中国有道德吗？中国有教育吗？年已66岁的徐先生对着苍天发问。从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已经看得十分糟糕。
我也有同感，但看法又与徐先生有所不同。或许徐景安先生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当社会混沌已久，堕落已久，另外一些纠正性的精神文化便会产生。失望之中其实正在诞生着希望。看似混乱、空虚的中国社会其实也萌发着大量坚实有益的思想文化和探索。
譬如，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诞生出了各个思想文化流派，只是这些群体并未强大得象一个专制力量一样取得话语霸权。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这些思想派别的认识都比历史任何一个时候都深入，都更鲜明。
特别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没文化，没教育。其实今天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知比改革开放前丰富多少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八个样板戏，而今天一年就是几十部大片，天天晚上都是中外大片轮番上演，在这些作品中并不乏优秀之作。譬如《亮剑》、《五月槐花香》、《汉武帝》、《井冈山》、《大将陈庚》等哪部片子不是看起来令人津津有味！
再说教育，尽管我国教育自改革开放后一头钻进应试教育的窠臼之中，但这种将孩子沦落成牛马般辛劳的教育，却训练出多少知识的仓库和机器。当代青少年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不知是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倍，几百倍。这正是工业社会的需要，工业化需要的是千千万万刻板机械的科技人才，而不是农业时代的浪漫诗人。
自然科学正在对人类产生异化作用！但谁让你接受现代科学、享受技术文明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发展的无奈。
至于说中国有没有道德？这倒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法制社会，道德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裁判权，最终说了算的是法院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道德有何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根源不在于中国的道德沦丧，而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不到位。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徐先生另一个抱怨是，当代中国社会完全堕入物欲和肉欲的深渊，已经成为一个过度物质自由或说物欲泛滥的社会。改革开放以自由地追求物质目标为宗旨的发展把中国人引入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
中国社会之所以掉入肉欲、物欲的洪流，一是因为穷困得太久，才导致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物质财富享受为目标。第二个原因是仅有经济上的自由，缺乏政治文化上的自由，致使国民的精神生活只能沉溺在吃喝玩乐上，过剩的精神空间无处打发。试问，这些年里中国何曾有过群众集会、庆祝活动等方面的政治生活？何时讲求过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政治禁锢达到了历史罕见的程度，除了干活、挣钱、上床玩女人之外再无别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追求！因此，文化重建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侈谈。中国当代的物质自由主义是对几千年禁欲和贫穷的封建等级专制文化的一种报复，压抑了几千年的性欲和物欲得到了大释放。在物欲和肉欲得到满足之后，接下来的将是压制了几千的政治权利欲望的释放。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的。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惯，社会毕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进的。至于说“文化重建”这种概念，也是系统论思维和革命思维的产物，不如随遇而安。其实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
看看老子的《太极图》，两个鲜明的阴阳对立物，就明白社会变化的内涵了。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
徐景安：
很感谢，把我的有关重建中国文化的4篇文章刊登于贵网，并写了一大段评语。你非常重视我的年龄66岁，并说“不管徐景
一、对于今天社会的历史进步，我不知写了多少文章加以肯定。无论从经济民主，还是思想自由方面，今天比过去都有巨大进步，尽管已然存在着太多的遗憾和缺陷。就像我批评的物欲和肉欲的泛滥，也总比吃不饱饭、还没有乞讨的自由强。
二、对当今社会的缺陷和弊端就需要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实，你也正在做同样的努力，只是视角不同、结论不同、药方不同。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倒退过去；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寻求未来。我的《要不要重建》、《症结在哪里》是讲现象、找原因，《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是谈设想、求未来。“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我赞成你这一说法的后2句，谴责社会的糜烂不存在过多、过少。这由谁来掌握呢？后2句是完全正确的。可今天，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多，凡是揭露的、批判的，甚至骂娘的，很容易共鸣，网上大量的是这类文章，而提建设性意见的很少，也不感兴趣。在某网站上，我的《要不要重建》点击2400，《症结在哪里》就1400，《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只400多。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与预期的丧失，也与知识界指责、批评的多，给出路、药方的少有关。我正是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努力，并且用我的理念在实践中推广，在全国搞了3个地方的试点。
三、你说：“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不破不立，中国人最熟悉，文革叫得最响的就是这句口号。但破毕竟是破，立毕竟是立，破不能替代立。破固然不容易，立就更难。社会堕落和腐败不会自然发生重建。没有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立于重见的呼喊，封建皇权制怎么会自然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我在“立”上作了一些努力，非常想听听你的批评意见。从你眼下的批评中，我还没有“看出当前我国新老之间的严重文化对撞”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