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说不尽

    ——评徐唯辛《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炎热的七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一间学员房间里，上身完全赤裸（因天气导致，不是行为艺术）的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唯辛教授送我新作《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看到书名后，我双手覆在书上，聆听着徐教授的介绍，半晌没有打开，仿佛不敢触动那段已经尘封的记忆。

    关于那十年，凡是过来的人，大都有很多话要说，又一时难以说清。

    这些年来，有关那段历史的文章和出版物很多，影响较大的有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绛的《干校六记》等等，一一读来，受益良多，但总感到一丝缺憾，缺憾在哪里？这些著作都出自大家，无论文学性、史料性、趣味性，都无从挑剔，我等小辈，每读一本书，就等于和先辈交流了一次思想，就像正在热播的《倚天屠龙记》里面胡须飘飘如仙的张三丰真人给小张无忌输送真气以延续生命一般，接受了就是前生修来的福气，还好意思说出半个不字？

    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讲者是当笑话讲的。

    住在人大院里的老教师们，每天晚饭后有散步的习惯，一来锻炼身体，二来老教师之间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于是散步的人越聚越多，有时候一大片几十个人往前走，边走边聊，蔚为壮观，是人大晚间的一大景色。有人用“散步党”戏称之，既有走路散步之意，又有散步消息之意，后者应称为“散布党”了。据说有一次，一位在学界颇有声望的老教授X在谈兴正酣之时，发现另一位老教师（亦颇有声望）L凑过来聆听，而L在60年代在批斗X的夫人时曾因一时义愤填膺上前打了她几拳，属于落井下石者，于是X恶向胆边生，一把揪住L的前胸衣服：“你这厮当年打了我夫人，我今天要报仇！”（大意如此），举老拳就打，老人们赶紧把他们拉开才不至L收到重创。据说，此后，L再散步时远远看见X就躲开了。

    讲者说：究竟能有多大的仇恨，几十年后还要老拳相向？

    还笑得出来吗？

    我终于明白了，这十年，在几代人沉痛的记忆里，是磨灭不掉的。

    我也明白了，我对于上述大家前辈的著作不满意在什么地方了，归结起来，就是宏观反思过多，微观事实不够。

   基本上所有的回忆都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回忆那场政治运动给国家、民族和个人造成的灾难，具体到自己，主要是控诉那一阶段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等等，如此而已，基本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故事的主人公换了名字，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北京的一个区域换到另外一个区域，或者从北京换到了四川、内蒙古、山西、等等等等，好像那十年所发生的事，就是领袖人物由于某种动机所发动的一场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的运动，罪恶都是领袖及其追随者，道德沦陷都是别人的事，自己纯粹就是受害者。换句话说，这些回忆基本上等同于对灾难的回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灾难片”。问题在于，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或被动或主动，都是参与者，那么在参与的过程中，自己都做了什么？自己批判过同事、朋友、亲人吗？给对方造成过什么样的伤害？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怎样的？我想，只有回忆变成了自我反思，才能永远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政治灾难，这样的反思才是最有意义的。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巴金老在《随想录》中反思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行为和矛盾心态，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反而对他更加尊重。但这样的文字实在太少。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到应该还有《运动记愧》一篇，但到底没有问世。

    “微观事实不够”，还表现在当今见诸文字的回忆基本上都是文化名人，另外一部分是别人回忆政治人物的，好像在那十年间，遭受苦难的就是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其实不然。在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实际上从国家主席到一半百姓都在遭受着各种不幸，只不过前者举世瞩目，后者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状态。

    好在有个徐唯辛。

    在《历史众生相》这本书画册里，作者汇集了60多幅这一时期各色人物的画像，每一幅肖像后面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据说，原画每幅2.5×2米，是黑白油画肖像群。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人物，一是政治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等；二是文革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如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还有陈永贵等人；三是这一时期的群众领袖，如宋彬彬、黄帅等；四是文化名人，如陈寅恪、梁漱溟、吴晗等；五是普通人，这类人物最多，如果不是作者的介绍，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还有他们这样的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