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某大学；专业擅长经济思想史。著有《穷人的经济学》、《边缘的言说》等随笔集多部及《重建经济学伦理层面》等专著。

　　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日本经济增长几乎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长期的经济低迷或负增长，竟然使得2009年年底的日本名义GDP低于1992年水平。二战结束后，日本仅用了三十几年快速经济增长就实现了“赶超战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曾经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其成功之处也被学界所津津乐道；但此后连续2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也因其世所罕见而被贯以“日本病”的称谓，并同样成为学界与媒体竞相讨论的话题。这其中，国内学者关于“日本病”的描述与分析尤多。仅在“百度”中输入“日本病”搜索，相关网页多达85600条。

　　（一）“日本病”到底是什么病？

　　关于“日本病”的描述，美国学者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以其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写的《犬与鬼——现代日本之坠落》（Dogs and demons: The fall of modern Japan，2005；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2006）一书，列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病得不轻”的日本。

　　蟾蜍在古代中国曾一度与乌龟一起被认为是具备灵异功能的动物。受这一迷信看法的影响，1980年代末，“蟾蜍”竟然被日本人用来预测资本市场的变化。日本大阪高级料理店的老板娘叫尾上缝，她声称有一神秘宝贝——一只会预测股市涨落的陶瓷蟾蜍。于是，每天下午，尾上缝的宅子前都会停满各种豪华轿车，包括日本最负盛名的兴业银行与三一证券在内的各大金融机构的大老板，都汇聚到尾上缝家中。但他们不是来吃料理的，而是来参加参拜蟾蜍与诵经仪式的，更重要的是在参拜与诵经仪式后还要听取蟾蜍的“神谕”，好为第二天的资本操作进行决策。仪式的过程一般是：老板们依次排队轻抚蟾蜍的脑袋，接着到摆放在院子里的各种佛像前念诵祈福，最后，尾上缝坐在蟾蜍前，入定，然后晓谕买进哪支股票，卖出哪支股票；最后，老板们再次诵经至凌晨两三点钟。按照科尔在著作中的说法，这只尾上缝的蟾蜍，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期，竟然操纵着日本金融产品数额高达1万亿日元之巨！尾上缝本人也因此敛集了大量财富，建立起自己的庞大金融帝国。

　　一个经济大国的资本市场竟然被一只陶瓷蟾蜍搅得风生水起，随着那只“尾上缝的蟾蜍”的所谓“神谕”而波动，这个国家的确是“病得不轻”了！

　　果然，1990年1月起，东京日本股市开始崩盘！短短两年内，股价下跌60%之多；而且此后十几年涨涨跌跌，崩盘前接近4万日元的日经指数始终在1万日元左右徘徊；紧接着，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最大跌幅超过70%！当然，尾上缝本人、兴业银行老总、三一证券老总等一干人等很快被捕，也都与“尾上缝的蟾蜍”一起，走向穷途末路。其中，仅尾上缝的破产竟然引致两家银行倒闭！而资产价格暴跌仅仅是“日本病”的总爆发。此后，日本经济步入风雨飘摇的二十年。

　　因此，人们一般都把泡沫经济破产及其后的经济长期低迷视为“日本病”的最大表征。

　　（二）“病”从何来

　　一个曾经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为何会患上如此“顽症”？

　　最早的“诊断”认为是日本国内总需求不足。因此，开出的处方是“凯恩斯主义”。在整个1990年代，日本政府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提高社会福利，想以此创新总需求，把经济从低迷的泥淖中拉起。经济一度有起色。但政府负债也累积到天文数字。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主张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以言说的机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竹内弘高共同撰写了名为《诊断日本病》的署名文章，认为“日本病”的总根源恰在于政府对市场的不信任抑制了自由市场的活力，使日本经济体制走向僵化。也因此，他们开出的处方是“金融自由化”、“企业私有化与自主化”与“劳动力雇佣短期化”，以此重新激活日本经济。这一观点随即“应者如云”。小泉政府上台后，接受了这一观点，开始了包括“邮政私有化”在内的自由市场方向改革。但是，日本经济不仅起色不大，而且整个中产阶层都成为自由化改革的受害者。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小泉“以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日本病”思路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曾经为小泉“结构改革”理论急先锋之一的日本学者中谷岩，竟然在其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中提出：“日本病”的根源正在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强迫日本接受其包括汇率自由化在内的各种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结果！

　　其实，我倒以为，简单地用“市场”或是“政府”的框架，试图用“一元论”的观点分析“日本病因”，不仅无法平息各种争议，而且失之偏颇。因为“日本病”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失调。对此，我们不妨仍然从“尾上缝的蟾蜍”说起。

　　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操纵着资本市场的头面精英人物，为什么会听命于一只“癞蛤蟆”？根源恰在于这些头面精英人物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首先，泡沫膨胀背景下资本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让这些精英人物十分恐惧：至1989年冬季，东京证券日经指数接近4万日元，市盈率高达80倍；而房地产价格则超过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10倍！在资产价格飞升过程中，无数理性的精英都预期不可能再涨，但市场已经疯了似的并没有停止上涨脚步。于是，这些资本精英们一边享受泡沫繁荣带来的高收益，一边战战兢兢地承受着可能从云端跌落到地狱的心理压力。其次，日本“裙带式资本主义”背景下，金融业与政府、企业家与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企业根本无法按估值原则进行运作，而是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这使得这些精英人物对于自己的企业、资本市场甚至自己的人生，都缺乏一种把握感。于是，精英人物求助于“怪力乱神”也就毫不奇怪了。

　　而这种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正好暴露出“日本病”在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的原因：

　　——经济繁荣先是过多依赖于外需，后又过度依赖于资产价格飞涨。日本曾以其“重商主义”刺激出口战略获得较高经济增长。但这种过多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同时也使其因对美贸易长期顺差而积累起巨大的外汇储备，由此导致日元升值预期强烈。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下“广场协议”，致使日元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国外资本不断流入日本，使得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以外向型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因汇率急剧升值而遭受重创，利润急剧下降，也急于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在此情况下，包括股票与房地产在内的资本市场成为汇聚巨额流动性资本的领域，从而引发资产价格飞涨。在此过程中，仅仅是土地、其他不动产及企业股份的溢价，就足以制造经济更加繁荣的假象，一直到泡沫膨胀到爆炸为止。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基调反复变化，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日本政府长期用财政作“隐性担保”支持银行对大企业放贷，一方面带来了经济规模急剧扩张，但另一方面也因其助长了银行认为“太大不会倒”与企业认为“不差钱”的倾向，导致金融系统呆坏账激增，企业过度负债。同时，政府对银行与企业的过度干预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方便，也使得日本官僚体系不断爆出“献金丑闻”。日本本应该对此进行改革。但是，日本在金融系统改革未启动的情况下，却接受了汇率自由化这样激进的改革主张。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先是使用扩张性政策，政府通过自身对基础设施与国土开发的大规模投资，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这一措施刚有起色，却又因一场亚洲金融危机把宏观政策完全转向。某种程度上，小泉提出“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把“改革”搞成了对包括“长期雇佣”、“高社会保障与福利”以及“公共事业公营”等曾被视为创造了“日本奇迹”的“日本模式”的彻底“革命”，只会进一步激化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三）“日本病”的影响及启示

　　2009年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普遍不景气，日本GDP更是下滑6%而再度使人怀疑“日本病”还有没有救。在此背景下，偏左翼的鸠山政府接替小泉掌握政权。

　　从近期看，日本未来能否尽快走出“日本病”阴影，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能否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全球经济已越过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最坏时期，出现了稳步复苏的迹象。但是，已有经济学家指出，因为日本金融系统已经十分脆弱，政府负债不堪重压，如果不能尽快走出“日本病”下的经济深度衰退危机，不仅仅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新的“去杠杆化”过程而导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再度发生。

　　而如果从全球经济视野看，“日本病”的产生与持续已经并将继续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日本尽管仍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因其经济长期低迷，在推动世界尤其是亚洲经济增长中曾经有过的“火车头”作用不复存在；相反，作为亚洲邻国的中国，通过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在经济总量上正威胁着“日本第二”的位置，而且对世界与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日本衰落”与“中国崛起”可能会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大事件。

　　但也正如科尔在《犬与鬼》一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警告的：“中国人不应该对此幸灾乐祸”，因为“‘日本病’在发展中的亚洲司空见惯，以中国尤甚”。“中国应该庆幸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了现代化道路，因而，可以提供足够的教训。”

　　作为身处中国并见证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中国人，我想，我们应该更清楚科尔警告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