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我国逐渐融入到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我国大部分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加工环节的生产,较低的技术水平使这些企业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举步维艰。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摆脱低端“锁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一、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特点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推进,国际分工进一步延伸到了产品内部,原来在同一个企业内执行的生产任务可以分散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企业中进行,一个企业可能只从事全球生产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这样就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在生产过程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了企业边界,只从事了全球生产链上契约化程度较低、附加值较高环节的生产任务,把契约化程度较高、附加值较低环节的生产任务外包。国际外包以后,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关键性资源的培育,只提供自己最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性服务。

　　在新的国际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同母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一个国外子公司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独立的某一个国家(地区)的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市场或全球市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下,母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供应商、承包商、分销商以及战略联盟伙伴依据各自的优势进行互补性国际分工,最终形成了一张遍布全球的网络。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生产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过程,而被看作一个广义的增值过程。一般说来,全球生产链可以被化分为三大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这也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在微笑曲线上,上游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环节,以及下游的品牌创新和营销管理环节的附加值较高,而中游的生产加工环节则获利最少。就中游的生产环节而言,接近技术环节的生产工序和接近营销环节的生产工序增值能力较强,而处于中间状态的生产工序增值能力有限。

　　根据不同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上所处生产环节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全球生产网络成员划分为领导厂商、高层级供应商和低层级供应商。领导厂商控制了核心技术和战略性营销活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高层级供应商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或知识产权,有的还建立了小型生产网络, 它们大多从事诸如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稍次于领导厂商。领导厂商和高层级供应商凭借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优势获得了品牌租金、关系租金和组织租金等。低层级供应商则处于从属地位,其优势主要在于生产灵活、成本低廉和交货及时,它们大多从事诸如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而且企业数目较多,替代性较强,常常扮演着价格制动器和缓冲器的角色, 并且非常容易被全球生产网络所抛弃。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我们过去划分产业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过去习惯于把产业划分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也有技术水平生产环节,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新的国际生产方式下,国际间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就演变为价值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为从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营销环节转移,从低层级供应商逐渐上升为高层级供应商或领导厂商。

　　二、资产专用性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机制

　　资产专用性投资是指那些专用于某项任务的不可重新配置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资产专用性投资不但是全球生产网络存在和稳定运行的基础,也是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1. 专用性资源的协同效应提升了网络成员的价值创造能力

　　资源基础论把企业看作一个资源束。根据资源再配置的难易程度,我们可以把企业的资源划分为通用性资源和专用性资源。专用性资源不但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而且也使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呈现出异质性。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仅仅依靠某一类型的资源并不足以使一个企业建立起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在一个企业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或并购有效地获得其他企业的非完全流动、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参与了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与其他企业共享或交换有价值的资源,为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来说,网络成员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形成了一个异质性资源池,资源的协同效应使全球生产网络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全球生产网络正是在整合网络成员异质性资源的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所有网络参与者也因异质性资源池的不断扩大而实现收益的增加和资产的增值,这就产生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外部性。因此,网络参与者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是全球生产网络相对于其他组织形式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的保证。

　　2. 资产专用性投资促进了各层级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信息交流

　　对于低层级供应商来说,除了加强自身研发和营销的专用性投资以外,向全球生产链上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从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那里获得关键的“意会信息”。根据生产中所需知识的差异,生产任务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要求可编码信息的任务与要求“意会信息”的任务。可编码信息是指那些用系统语言或符号表示的知识,这类信息所反映的大多是相对成熟或者已被淘汰的技术,中间品供应商从可编码信息中不但无法学习到领导厂商的先进技术,而且还要支付昂贵的专利费用。“意会信息”是指那些根植于人的身体或头脑而难于编码和沟通的知识,这类信息往往代表着先进的技术或管理经验。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真正能够帮助低层级供应商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是这些要求“意会信息”的生产任务。

　　“嵌入”是低层级供应商从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获得“意会信息”的重要手段。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嵌入主要包括地理嵌入和网络嵌入两种类型。地理嵌入是指企业被其所在的区位内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活动同化并受此约束,而且成为当地生产链条上的一个节点。网络嵌入是指企业与同一区位内其他企业之间建立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通过地理嵌入和网络嵌入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社会和空间安排的各个方面,并且随着彼此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它们之间就会逐渐建立起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增进低层级供应商与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从而为低层级供应商获得先进技术的“意会信息”创造有利的条件。在与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的这种长期互动合作过程中,低层级供应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培育品牌和建立销售渠道的经验。

　　资产专用性投资是低层级供应商嵌入领导厂商所构建的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途径。资产专用性投资不但是全球生产网络存在、稳定运行和正外部性产生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低层级供应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与领导厂商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保证。如果低层级供应商针对领导厂商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它们之间就在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相互锁定中形成了双边依赖关系,如果专用性投资后供给关系终止将会使双方都遭受损失,它们都有巩固而不是终止这种合作关系的激励。

　　在资产专用性投资基础上与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所形成的这种共生关系,超越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古典契约”关系,避免了“以市场换技术”和“以合资或合作换技术”这些外资政策的弊端,从而有效地克服了跨国公司只向子公司转移先进技术以及市场换不来先进技术等问题。除了可以使我国从事专用性投资的企业获得先进技术或核心技术的“意会信息”外,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领导厂商或高层级供应商还可能与低层级供应商交流国际市场上最新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对低层级供应商在该生产环节的经营提供技术指导或销售培训。

　　三、资产专用性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由于资产专用性投资的外部价值为零或很小,机会主义行为常常使做出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在交易中面临着“敲竹杠”问题;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技术标准的控制也将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制度质量(如信用体系是否完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技术标准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1. 制度质量影响着跨国公司转移技术水平的高低

　　雷蒙德·弗农从技术角度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从利润最大化角度考虑,只有到了标准化产品阶段,跨国公司才会把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工资率较低,但制度不完善使资产专用性投资面临着“锁定”和“敲竹杠”问题,新产品开发者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较高的制度摩擦所造成的扭曲之间进行权衡。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在新产品阶段,制度摩擦所造成的扭曲超过了低工资优势,因此跨国公司没有把新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2. 技术标准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

　　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条件下,由于初级产品或制成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在企业内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分公司之间完成,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都由企业决策层统一协调,资产专用性及其技术兼容性问题也在企业内部得到有效的解决。然而,全球生产链上不同企业往往在各自模块内进行技术创新,有的还获得了相应的技术专利,如果这些专利技术在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互不兼容,模块内技术创新及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就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

　　但是,像其他国际经济规则一样,这套技术标准是一种非中性的公共产品,它对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政策过于偏向专利技术持有者,上、下游企业可能就会因兼容性问题而无法有效地合作;如果政府过于维护技术标准的通用性而迫使专利持有者公开技术,专利技术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如果跨国公司以技术专利与技术标准相结合的方式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这就等于把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技术标准私有化了,而且跨国公司对技术标准的控制往往弱化了竞争,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政策措施

　　为了促使我国企业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环节转向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从目前的低层级供应商逐步升级为高层级供应商或领导厂商,我国政府应遵循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运行规律,功能性地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运用相关政策消除或减少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锁定”风险,制定出相互兼容的技术标准,推动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之间的技术交叉许可,为全球生产网络动态学习效应的充分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说, 我国的相关政策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信用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保障,也是企业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政府应加强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的合作,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切实有效地推行信用评级制度,同时借助商会、企业家联合会以及互联网交易平台等加强对我国境内企业的监督,建立起可供银行、国际合作伙伴参考的信用体系,把那些具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淘汰出局,为全球生产网络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契约环境。

　　第二、提高信息透明度。全球生产网络内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常常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增加信息透明度有利于形成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处罚机制,进而迫使成员企业修正其不当行为,从而为全球生产网络营造一种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此外,提高信息透明度还有利于网络成员了解合作伙伴的策略行为和任务进度,以此降低对对方行为的不理解程度,保证快速而友好地处理由行为不一致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由此,政府应搭建有利于企业之间彼此交流信息的各种平台,推动企业信息网络建设并及时发布企业的相关信息,为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成员之间能否有效地执行产权交易和违约补救措施,能否有效地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和保护专用性投资,与一国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健全,一些外资企业在遇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出现的新问题时感到不知所措,从而影响了它们与我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因此,政府应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吸取英美法系中有益的成份,及时地制定并有效地执行有利于全球生产网络稳定运行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第四、促进产业集聚,营造技术交流环境。在全球生产网络下,领导厂商、高层级供应商和低层级供应商互动的载体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为企业地理嵌入和网络嵌入创造了条件,也为全球生产网络内的专用性投资提供了隐性保护。因此,我国政府应功能性地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采取相关措施促进产业集群,营造有利的技术创新环境。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稀缺技能培训的财政支持,促进物流、营销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第五、平衡专利技术和技术标准,推动技术交叉许可。为了促进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协调运行,全球生产网络需要制定一套不同生产模块之间相互兼容的技术标准。我国政府应平衡专利技术与技术标准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相互兼容的专利群的保护,尤其加强我国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专利群的保护,以此促进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在专利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合作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比“市场换技术”、“合资或合作换技术”更为科学合理的外资政策标准,也是应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圈地运动”的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李国学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