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4月，果戈理根据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创作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无情地揭露了俄国地方官吏的丑陋面目。在彼得堡公演后，果戈理遭到上层社会的疯狂攻击。“所有人都反对我，年长的可敬的官吏们大喊大叫，说我没有任何神圣的信念……警察们反对我，商贾们反对我，文学家们反对我……”他痛心的不仅是对他的反对，更难过于这些人对喜剧的谩骂和对主题思想的粗鲁歪曲。
1836年6月，果戈理愤然离开祖国。果戈理一生中前前后后在国外生活了近12年，意大利甚至被他视为第二故乡。
在国外期间，他继续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1841年，他携带手稿回国。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于1842年5月。主人公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招摇撞骗、阿谀献媚的新兴资产阶级乞乞科夫。他为了发横财，便利用时机到外省各偏僻地主庄园收购已不在世的死农奴。
小说中的地主们个个精神空虚、惰性十足、顽固迷信、吃喝玩乐、吹牛斗殴。
小说中的官吏们同样一个比一个卑鄙。
小说把俄国社会中各种缺陷、败行、罪恶暴露无遗。
小说出版后震撼了整个俄罗斯。
他在国外着手写《死魂灵》的第二部，准备在书中塑造一批改恶从善的地主和官吏的形象，但没有成功。
1848年，果戈理回国。1850年春，41岁的果戈理想有一个家。他向一位名叫阿·维耶里戈尔斯卡娅的女人表示自己的愿望，没想到遭对方拒绝。
1852年1月底2月初，果戈理在莫斯科遇见了马特威神父。马特威神父劝果戈理销毁《死魂灵》中某些章节，认为它们会产生恶的影响。果戈理陷入思想矛盾之中，他患了病，不愿见任何人。
1852年2月11日深夜，他不满于自己最后的创作，决定销毁《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他唤来小佣谢苗恩，让他点着壁炉。谢苗恩跪在果戈理面前哀求不要烧掉珍贵的手稿。但果戈理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心脏病发作，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无从知晓。在这之后，他感到生命失掉了一切意义，企盼死神光临。他穿着长袍和靴子躺在床上，手里拿着念珠，拒绝一切治疗。
1852年3月4日，果戈理溘然逝世。
出殡时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过路人好奇地打听：“为谁送葬啊？难道他有这么多亲属？”
“为果戈理送葬。我们都是他的亲属，和我们在一起送葬的还有整个俄罗斯。”
果戈理逝世后，1909年，人们在莫斯科中心区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果戈理靠在椅子上，身披风衣，低头沉思。底座四边有四块浮雕画，表现他的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1952年，苏联领导人路经果戈理纪念碑时，看到果戈理那愁苦的样子，认为反映不出苏联现实的幸福生活，下令把它搬走。果戈理生前作品屡遭刁难，没想到死后，他的碑铭也不得安宁。
星期日：谈到果戈理的作品，总会说他是个杰出的、擅长幽默讽刺的现实主义作家，你怎么看？
蓝英年：这样的评价太过简单了。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贴切。果戈理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避开一些枯燥乏味的、惹人厌恶的、真实面目寒碜得令人吃惊的人物”，他“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整个儿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另一类作家则“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的琐事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刻刀的锐利刀锋，毫不容情地把它们鲜明刻划出来，呈现在大众的眼前。”果戈理是后一类作家。作家要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写出无愧时代的作品，这是我从小耳熟能详的话，但这些话对果戈理就完全不适用。果戈理从不深入生活。
星期日：他的生活是怎样的？
蓝英年：《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开头便写道：“他像一个苍白孱弱的幽灵似的读过了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社会探索，即便在青少年时期也不曾有过一点越轨的行为，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激情，甚至对女人最寻常的爱情也不曾有过。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厌弃和隔膜，以及离它越远越好的孤傲性情。”
星期日：那他是如何写出 《死魂灵》、《钦差大臣》、《外套》这些异常真实的作品？
蓝英年：果戈理有句名言：“让大家替我写作。”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是：“让大家替我搜集材料”或“我利用大家的材料。”写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时候，果戈理向母亲求助：“我求求您，最尊敬的妈妈，我善良的守护天使，请您为我多多费心。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熟悉咱们小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因此我知道您不会拒绝写信告诉我。这对我太需要了。下一封信，请您替我描绘一下乡村教堂差役的全套行头，从上衣到靴子，并注明它们在最顽固的、最古老的、最守旧的小俄罗斯人那里的叫法，也请列出咱们乡村姑娘穿的连衣裙各部分的名称，一根绸带也别漏掉……再对圣诞节祝歌、伊万·库帕拉节和水仙女写上几句……淳朴的人民之间流传着许多迷信传说、骇人听闻的故事、各种笑话以及其它等等。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类似的信果戈理不知给母亲写过多少封。可以说，《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材料都是母亲提供的。果戈理还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刊登了“作者向读者呼吁”，让读者提供素材，想借此获得私人札记、种种人物和散发着俄罗斯气息的故事。
星期日：《死魂灵》影响很大，他应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吧？
蓝英年：刚好相反，没人满足他的要求，果戈理很失望。按理说，他应该自己深入生活，接触各类人，观察他们，搜集素材，但那样做就不是果戈理了。他坚决不到生活中去。
星期日：他又想出了什么方法？
蓝英年：“偷听”别人的“材料”。《外套》是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公务员拼命攒钱买了一件外套，后因外套被抢郁郁而死的故事。这篇小说对俄国文学影响极大，影响了屠格涅夫等一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但这篇小说的素材就是果戈理“听”来的。果戈理的友人安年科夫回忆道：“有一天，有人当着果戈理的面讲了一个办公室的笑话：一个穷公务员嗜好打鸟，用异乎寻常的办法，加上公务之余的拼命干活，终于积蓄了购买一支价值二百卢布猎枪的钱。他头一次划船沿芬兰湾寻找猎物的时候，把珍贵的猎枪摆在船头上，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自己处于忘我的境界，直到朝船头一看，不见新买的猎枪时才清醒过来。小船穿过芦苇稠密的地方时，猎枪被挂到水里去了。他拼命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公务员一回到家便倒在床上，从此再没起来。直到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大家签名捐款，替他买了一支新猎枪，他才活下来，但一提起这件可怕的事，他就吓得面无人色……大家听了确有其事的笑话，都笑起来，只有果戈理除外。他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这个笑话便是他创作卓越的《外套》的最初念头，而这个念头当晚便在他心中萌生了。”
星期日：这也不能算“偷”吧，当时在场肯定有不少人也听到了这个笑话，只有果戈理有本事“变成”一篇经典小说。
蓝英年：这样“听”并无不妥，但有些还是有“偷”的嫌疑的。普希金就对果戈理敬而远之。有时普希金招待客人，果戈理在座。普希金深知果戈理“偷听”的本领，心里就有戒心。但普希金是冲动型的人，讲得一激动，什么都忘了，等到想起果戈理在座，一切都晚了。思想的火花，卓越的描述，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都被果戈理“偷听”了，然后写进自己的作品中。普希金曾向家人抱怨：“这个乌克兰佬偷窃我，我却连喊都喊不出来。”
星期日：那为什么果戈理又在《作者自白》中承认，《死魂灵》的题材是普希金给的，写《钦差大臣》的念头也是他启发的呢？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蓝英年：果戈理是这么说过，但不可轻信。熟悉果戈理的人都知道他时常讲假话。
星期日：这样普通的题材，为什么非说普希金提供的不可呢？
蓝英年：如果我们不为伟大作家隐讳的话，果戈理的用意是想说明普希金对他的厚爱，和他对普希金的敬仰，借以美化他们之间的关系。
星期日：看来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蓝英年：他们交往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四年。普希金看重果戈理的才华，并不看重他的人品。果戈理很少同人交心，从不把心里想的告诉别人。如有人问他：“您在写什么呢？”他决不回答，还会生气，掉头就走。要是问他：“您到哪儿去？”他明明去罗马，会告诉你回乌克兰。果戈理编的故事太多了，可以说他对周围的人从不说实话。《果戈理是如何写作的》里头说，他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不择手段，给审查自己作品的官员写百般恭维、低三下四的信；费心结交达官显贵，对年轻时的老朋友冷若冰霜。还有，他永远是个食客，住在朋友和崇拜者家里时，从来分文不付。后半生的书信写得沉闷、虚伪和自我崇拜。
《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作品激烈地抨击俄国的封建农奴制，批判力度超过任何一个俄国作家。但果戈理的头脑里却装满了封建地主的思想。1846年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你应该对偷懒的农夫说，他本来能多干活，所以不多干活就是罪过。你以后对农夫说，上帝说：‘要辛苦劳动！’因此同地主计较干活是罪过。你还要对农夫说，他们要听管家的话，要学会服从，不管谁的命令他们都得服从，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坏的一个，因为没有任何权力不是来自上帝的。一句话，让他们看到，替地主干活就是侍奉上帝。”
果戈理在生活中对待奴仆也同农奴主一样。1832年果戈理回家接两个妹妹到彼得堡爱国女校读书，但路上无人照顾。果戈理的仆人亚基姆没有妻室，不便一路照顾两位小姐。于是果戈理和母亲马上做出决定：动身前三天把妹妹们的侍女玛特廖娜嫁给亚基姆，亚基姆有了妻室，小姐们有了女仆，皆大欢喜。他们谁又想到过亚基姆和玛特廖娜？
果戈理自己也说：“我身上聚集着各种龌龊的东西，应有尽有，每种都有一点，种类如此繁多，至今我还未曾在别人身上见到过。”不过，这只是果戈理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面。
星期日：他性格很多重？
蓝英年：我是说他对写作的态度。果戈理的写作极端认真，到了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他的朋友贝格详尽地记述了果戈理的写作过程：“先把所想到的一切都不假思索地写下来，虽然可能写得不好，废话过多，但一定要把一切都写下来，然后就把这个笔记本忘掉吧。此后，过一个月、两个月，有时还要更长些，再拿出所写的东西重读一遍，您便会发觉，有许多东西写得不是那么回事……您就在稿纸旁边修改吧，然后再把笔记本丢开。下次再读它的时候，纸边上还会出现新的修改。如果地方不够了，您就拿一块纸贴在旁边。等到所有的地方都写满，您再亲自把笔记本誊写一遍……再放下笔记本，去旅行吧，去散心吧，什么事也别干或者另外写别的东西吧。到了一定的时候又想起丢下的笔记本。再取出它来，重读一遍，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修改它，等到再涂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再亲自把它誊清。您那时便会发觉，随着文笔的坚实，句子的优美和凝练，您的手仿佛也坚实起来。照我看需要这样做八次。对某些人可以减少，而对另一些人则还需要增多。”
果戈理由于对作品不满意而多次烧毁手稿，有时做得过分，把不应烧毁的烧毁了。作家尼基坚科回忆道:“有一次果戈理请茹科夫斯基听他朗诵重写的剧本并提出意见。朗诵刚好安排在午饭后，午饭后茹科夫斯基通常喜欢打个盹。他无法改变自己的习惯，听着作者的朗诵，不觉进入梦乡。他终于醒了。果戈理对他说：‘我请您批评我的作品，您的梦就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完便把手稿扔进燃烧的壁炉里。”
果戈理是出色的朗诵者，听他的朗诵才能真正理解他所塑造的人物。但果戈理轻易不肯给他的崇拜者们朗诵，却愿意给并不欣赏他的人朗读，因为从他们那里能够听到有益的批评。比如大官吏卡普尼斯特，果戈理就给他朗读过自己的作品。阿诺尔迪曾问果戈理：“我不明白，您怎么有兴致把自己的作品读给他听呢！……您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什么了吗？他说照他看来，您一点天才都没有！”
果戈理微微一笑，说道：“我把我的作品读给他听，就是因为知道他不喜欢我的作品，对它们抱有成见。读给您或另一位不论我写什么都一味赞扬的人听有什么好处呢？你们极少给我提出中肯的、严厉的批评意见，可卡普尼斯特先生听我朗读的时候却专门挑毛病，批评起来又严厉无情，有时还非常精辟。他作为一个社交界的人，一个富有实际经验而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有时当然免不了胡说八道，但有时提的意见我却可以采用。我是根据我的作品对不大读小说的人所产生的反应来判断它们的价值的。如果他们笑了，那就真正可笑，如果他们被感动了，那就真正感人。因为他们坐下来听我朗读的时候，是绝对不准备发笑，不准备受感动，不准备赞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