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旁边有条曙光西路，从三元西桥向东北几百米后，六车道突然急缩为两车道。是拆迁户张长福和他兄弟的11间房堵住了去路。他在自己搭的窝棚里坚守了7年。

按照一般的逻辑，北京市有关部门可以申请强制拆迁张长福的房子。因为这是市政道路，是公共利益。但令观察家们欣慰的是，曙光西路修通三年了，张长福的房子没有被铲车强制推倒。

张长福自己未必欣慰，因为他也想离开这个一度被垃圾和蚊蝇包围的地方。当然，条件没谈拢。当地街道办事处称张长福要价过高。张长福要求以商品房价的标准给他补偿。

我们看到、听到的强制拆迁的例子，不可胜数。它们大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譬如，河北省提出来“三年大变样”，有些城镇没有任何合法拆迁手续就把居民的大片房子给拆了，你敢不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

更多的拆迁的背后，是商业利益，或者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利益之实。譬如最近媒体报道的昆明市宏仁新村，刚建好就要拆迁，是要为一个商贸城二期让路。

张长福的例子是鲜见的个案，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却没有粗鲁地动用强制拆迁的法条。很显然，在这件事上，北京市有关部门不是引用2001年1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但“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物权法》没有看到强制拆迁的条款，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则在强制拆迁方面授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少专家称这部条例是一部恶法，出台伊始就呼吁修改之。但该条例已实施9年，修改后的条例草案也已今年1月29日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就是难以正式出台。

根据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地方政府在拆迁上受到极大限制。譬如，危旧房改造，需经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才可以进行。后面还跟着规定，补偿方案须经三分之二被征收人同意。读到这样的规定，地方政府们想必都愣住了。

以前是怎么拆迁的？地方政府贴一纸拆迁通知，在被拆迁的房屋上圈画一个大大的“拆”字就够了。居民不肯搬迁？先有行政裁决强制拆迁；还不服？接着可能就是法院裁决直接带着铲车来。这才叫雷厉风行，超级效率。中国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1991年和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都有大功劳。

但我们的城市大拆大建了20年，可以适当放慢速度了。我无意否认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我也愿意相信一位经济学家说的，如果再以目前的速度去拆迁我们的房屋、建设我们的城市，很难说这不是在缺乏良好规划、建筑品位、城市文化甚至市民群体的低水平门槛下，仓促、快速、廉价的推进。我亦无意放大强制拆迁的恶劣现象，但不惜舍身与被拆迁房屋共存亡的案例足以让人怵目惊心。

让拆迁慢下来，是为了让城市建设慢下来。让城市建设慢下来，意在与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同步，后者的重心应该允许中低速的GDP增幅。2011年不要再逼我们的决策部门保八了。我个人认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较长过程中，应该忍受6%、7%的增幅。

让拆迁慢下来，也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脚步慢下来。河北省为什么非得3年就变出那么多的大马路、大广场、大工程？

让拆迁慢下来，也可以给高房价降点温。拆迁创造了大量刚性需求。一些地方高额的补偿款曲折地推动着房价。

速度太快，就没有思考的时间。奔跑20年的城市，也需要思考。

（文章见7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戈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