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问题是困扰中国多年的顽疾，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今年以来一系列企业员工自杀、罢工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按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之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造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原因很多，通过分解基尼系数，可以证明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行业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占比例很低。而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中，则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世行的结论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20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这篇报告强调，“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当然，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

严重的贫富分化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恶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历次经济危机爆发前几乎都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如果不从根本上遏制贫富分化，经济危机也许会“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语）。

这其实是一个朴素得几乎被遗忘的道理。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以及市场不断萎缩，从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和企业大量倒闭。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同时也是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只不过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暂时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但这种方法也并非一劳永逸，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某种程度上就是凯恩斯政策结出的恶果。

19世纪70年代到1929年大萧条之间的美国，曾被克鲁格曼称之为“长镀金年代”，其特征就是高度繁荣下的高度贫富不均。尽管20世纪20年代技术和管理革命引爆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让所有人都获益，但财富的分配却仅仅集中在拥有土地和矿产的少部分精英手中。据统计，当时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入占美国个人收入总和的23.9％。贫富分化的结果就是民众购买力低下带来的市场萎缩和产能过剩，大萧条也就一触即发。

二战以后，在罗斯福新政的指导下，美国建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入占美国个人收入总和也下降到了13%左右，这一水平保持到了1980年左右。最近这30年，美国的贫富分化逐渐严重，放松管制、金融创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都使经济增长只惠及了少数美国人。而且，这一时期也是美国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时期，比如，1987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崩盘、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2001年互联网泡沫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等。从中可以反映出贫富分化与金融危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