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孔开阖两千年
　2010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梁发芾专栏
　　中国古代把经济机会，或者获利的途径，叫做“利孔”。这非常形象，仿佛利益就像石油一样，从这个孔道中流淌出来。围绕这个“利益的孔道”，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理财家，可谓聚讼纷纭。
　　历史上的管子、商鞅、韩非这些大致属于法家路数的思想家政治家，主张“利出一孔”，即由国家垄断社会的一切经济机会和财富，这样，有求于官府的老百姓就容易感恩戴德，容易服从。《管子·国蓄》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商君书·弱民》也说：“利出一孔，则国多物。”
　　本来，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造化，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以创造经济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际遇，是人的天赋权利。但是，法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应该把自然资源完全垄断起来，把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完全管制起来，如果人们想得到经济机会和福利，那么，就必须经过官府的审批恩准。国家垄断了这一切，它只给你一个孔道，其他的孔道都是关闭的。为了说明社会上经济机会的多样性给统治者造成的危害，管子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利出四孔，国家就会灭亡。
　　沿着管子这条道路行走的思想家政治家，绝大多数是一些强调国家管制、垄断财富的言利之人。当然，言利本身没有错，但是，他们的言利，并不是让社会财富增加，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他们的言利，是要把一切财富集中到朝廷，给朝廷创造更多的财富。历史上的管子、商鞅、桑弘羊、王安石之流，都被儒家指责为“擅开利孔”的言利之臣，一点不冤枉他们，而事实上他们也是以罗掘民间利益以满足统治者需要为己任的。
　　有趣的是，那些被儒家思想家指责为擅开利孔的变法家们，他们的做法绝不是向社会打开利孔，给人们更多机会，恰恰相反，他们的改革和变法最精髓的地方，是关闭全社会的利益之门，把一切利益垄断到官府的手上，真正地“利出一孔”。所以，儒家说他们是开利孔，有些冤枉，他们是为官府开利孔，而对于民间，是完全地关闭了利孔。
　　汉代的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政策，把与老百姓生活最为紧密的盐和铁垄断起来，由国家专营专卖。从此，盐铁的利孔永远地对民间关闭了。食盐专卖的政策甚至延续到今天，其孔道至今并不向民间开放，可见其影响深远。而事实上，食盐专卖从管子时期就在齐国实行了。管子不但发明了利出一孔的思想，而且也亲自实践，让食盐之利，只有一个孔道，由此孔道，源源不断地流向朝廷。
　　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实行后，遭到文学、贤良派人士的批判，他们说，“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文学、贤良反对国家带头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同样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国家不能垄断经营活动，是因为这样做就会上行下效，带坏民风，使社会从上到下都营求小利，为利益而违法犯罪，犯上作乱。而事实上，在今天看来，桑弘羊这些做法的真正可恶之处倒不是带动了社会的言利，而是他们垄断了本来属于老百姓自然权利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经济机会以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各种资源，使老百姓想言利也没有机会。
　　桑弘羊垄断盐铁利出一孔的做法，影响甚为久远，宋朝的吕祖谦就说：“自桑弘羊既开利孔之后，虽有贤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变。”
　　事实确乎如此。在宋朝，官府基本上垄断了老百姓的一切经济机会。不但食盐是专卖的，就是茶、酒、铜、铅、锡等都由政府垄断经营，实行专卖。当然，由于当时管理手段落后，官府还不能把空气、饮用水以及粮食等等都实行专营，使得民间还有一些发财致富的渠道。对此，王安石非常不以为然，他的一首《兼并》诗写道：“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他感到老百姓的经济机会太多了，国家给予的孔道太多了，于是他实行变法。王安石的变法与历史上的变法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他追求的无非是垄断利源，封堵民间老百姓的经济机会，把一切财富都回笼到政府的囊中。这是王安石改革最终受到人们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
　　当然，不论管子、商鞅、桑弘羊和王安石怎么殚精竭虑封堵民间的经济机会，在古代社会那种落后的管理手段下，总会有经济利益从他们的指头缝中漏出。而完全封堵民间经济机会，完全做到利出政府一孔，只是在上世纪中期才真正做到。那时候，国家垄断了一切，国家成为唯一的买家、唯一的卖家、唯一的雇主、唯一的地主。但是，那种纯粹的“利出一孔”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政府把手稍微松了松，给民间多开放了几个追求利益的孔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