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五六):儒家文人网,“劫杀”自由精神


发现中国历史(五六):儒家文人网,“劫杀”自由精神的“毒蜘蛛网”

——兼谈《美的历程》,实际上是《丑的历程》                黎 鸣

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教育,培养了大量的儒家文人。中国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量儒家文人们的文化。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认定。因此,我们可以继续向下推定:中国文化的属性,基本上也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大量儒家文人们的文化品行合成的属性。从中国历史的孔儒价值观的“决定论”的意义上来看,中国儒家文人们所形成的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之“网”,事实上是永远传播、框定孔儒“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中流砥柱”,“生力军”,是永远扑杀真正“人”的(也即老子“道德”的)价值观的巨大的历史之“网”,也是酿造中国文化巨大酱缸的毒汁源,更是形成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一张永远劫杀中国人(包括中国文人们自身)的自由文化精神——“真善美”的精神的毒“蜘蛛网”的“毒源”。

儒家文人所坚持的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严重地歪曲了他们自身的人性,卑鄙了他们自身的人格,败坏了他们自身的人品;他们的歪曲了的人性、卑鄙了的人格和败坏了的人品又继续扩大、散播、影响到了其他所有的中国人,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已经严重地造成了全体中国人的人性、人格、人品的极其低下的水平,说得更甚,历史上的中国人几乎就近似于动物:狗的奴性、猪的惰性、牛羊的懦性、猿猴的狡猾性、蚂蚁、蜜蜂的僵死性,当然也包括少量猛兽,例如虎的威性、狼的残性、狐的骗性、蛇的冷酷性,等等等等。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并不比纯粹动物的丛林世界高级多少的稍稍不同一点的准动物世界。上述那一切的动物的品行,就几乎均发生在历史之中中国人的身上,尤其中国汉人的身上,又尤其中国汉人之中儒家文人们的身上。中国人惟独缺乏的是人类所必须应有的精神(智慧)性,例如:追求“真”的真理的信仰性、追求“善”的真知的认知性和追求“美”的真诚的全息的逻辑(老子“道”)性。中国的儒家文人们能够具有这些重要的人类的精神(智慧)性吗?没有,根本就不可能有。而没有了人类的精神(智慧)性的人类,实际上就只能称之为空有人形的动物。关于这一点,只要深刻地阅读中国两千多年来所有历史的文献,就都能够看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而根据上述的所有关于中国人的这一切,基本上即可以断然地认定,它们全都是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长期垄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的必然悲惨的结局和必然历史的产物。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对早就已经腐烂了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咒骂,而是我们应该认识,认识什么?认识孔儒遗留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种种腐朽的动物性的恶习;当然,我们最不应该的还是,仍旧继续盲目无知地去对孔丘进行无限愚昧的歌颂和喝彩,而是必须立即采取断然的措施,斩断所有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任何可能继续遗传的痕迹,从而尽力拯救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今天的我们,应该庄严地担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来,从今以后,应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拥有真正“人”的“真善美”的价值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生存在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像我们,更不是像我们的祖先,两千多年来竟然完全盲目地跟从孔儒“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以至极其悲惨地成为了“非人”的准畜牲。

我完全可以断言:中国人的被严重地歪曲了的人性,其实就是孔儒儒家文人的人性;中国人中的相当卑鄙的人格,其实就是孔儒儒家文人的人格;中国人中的极其低下的人品,其实就是孔儒儒家文人的人品。因为说到头来,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人格、中国人的人品、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的政治、中国人的经济、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等等等等,全都是两千多年来从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潘杜拉的盒子”之中一点一滴地派生、流注出来的,而它们首先派生和流注的,即是历代中国的儒家文人,也即是说,受到孔儒“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毒害最深的也正是中国历代儒家的文人们。先别开其他的不说,专门说说中国历代儒家文人们的种种历史的劣根性。

前面我曾有文章谈到,中国儒家文人们的“八无”——无道、无德、无仁、无义、无知、无能、无用、无耻。这“八无”几乎就是完全绝对地反对和否定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即反对和否定人类的“真、善、美”、“真真、善善、美美”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老子对“道德”的定义,“无道”、“无德”即是无“真”,也更无“真真”;而“无仁”、“无义”、“无知”、“无能”即是“无善”,也更无“善善”;而“无用”、“无耻”则是无“美”,也更无“美美”。说白了,中国儒家文人们所接受的孔丘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亲亲、尊尊、长长”,压根儿就是“假、恶、丑”,以及更深刻的“假假、恶恶、丑丑”。翻看中国全部的《历史》,以及几乎也是《历史》的所有中国大量其他的文献,例如孔儒的所谓“经典”(“六经皆史”),以及大量中国儒家文人们所撰写的诗词、歌赋、散文、传奇、戏文、小说,等等等等,我们均可以非常容易地即可以发现其中的“假、恶、丑”,而要想在其中发掘“真、善、美”的东西,那就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而不能不经过大量的拐弯抹角,甚至还不能不加上我们自己大量的想象,希望其可能是“真”的、希望其可能是“善”的、希望其可能是“美”的,非常可悲的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却是完全相反:假、恶、丑。

 举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我看过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的名著:《美的历程》,这部书曾经让我看得很不舒服,我无论怎么看都感觉到“别扭”,很多在先生认为是“美”的地方,我恰恰看到了中国人的“丑”。例如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饕餮”花纹,那么凶恶吓人,完全表达的是统治者给予普通人以“威严”的符号,或故意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作为一种“艺术”来看,似乎它是一种“美”的表达,然而实际上它所表达的恰恰应该是人性的“丑恶”。如此的例子,在李泽厚先生的这部著作之中还有许多,李泽厚先生均视之为“美”的“历程”,而事实上在我看来,它表达的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之中的中国人性、人格、人品的“丑”的“历程”。诚如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看待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看待“尊孔读经”、“独尊儒术”之后的中国的事情,这均可以认为是“一针见血”的箴言。

此外,我们从李泽厚先生的“哲学”著作来看,也明显看出他确实受到了孔儒的浓厚的影响:孔儒从不讲“真”,也无能讲“善”,却经常讲到“美”,例如孔丘的“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能力讲“真学”、“善学”,却偏偏最热衷讲“美学”,在李泽厚先生这里也可以算是一个实例了,这其实是儒家文人的“取巧”,“真”不敢讲,“善”不能讲,最喜讲“美”(包括讲漂亮话),既可让上面放心,又可让同辈钦羡、更可得下面瞩目。

现在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完全不讲“真”、不讲“善”,是没有能力也是没有资格讲“美”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了“真”,完全没有了“善”,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美”。即使勉强讲到“美”,那也绝对是虚美、伪美、假美,说白了,其实是真正的“丑”。所以,为了李泽厚先生的“哲学家”的“令名”,我倒是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赶紧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真的历程》,如果还有可能,再写出一本《善的历程》来。这样一来,关于中国的“哲学”,也就真是“全”了。然而,我却认为李泽厚先生是写不出中国人的《真的历程》和《善的历程》来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深深接受了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的中国人,早就已经丧失了对“真”的发现,也同样丧失了对“善”的发明。说白了,对于一个从来就只有“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的民族来说,是不可能会有如何真实的“真、善、美”的精神“历程”的,而只能拥有“亲、尊、长”的人事的历程。所以,李泽厚先生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美的历程》,应该是非常“名不符实”的“败笔”。李泽厚先生太缺乏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本质的认识了,所以才会在严重匮乏“真的历程”和“善的历程”的前提之下,却早早地推出了名不符实的《美的历程》。说到底,我认为还是李泽厚先生本人身上的“儒家味道”太“浓”了在作怪,以至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人类真正“美”的本质。在这点上,我倒是认为高尔泰先生的“美是自由的象征”的命题要远比李泽厚先生高明。而“自由”象征的“美”,如果没有自然人人平等真理的“真”和社会人人自主真实的“善”的重要的前提,也是根本就不太可能真正达得到的,因此,这已经决定了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很难有“自由”象征的“美的历程”,而只能有“不自由”象征的“丑的历程”。

在“美是自由的象征”的意义上,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历史之中的“丑的历程”。造成这种“正言若反”的历史情形的最本质的原因,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即是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在中国人之中的两千多年来的漫长时空之中的流行,以及由于这种“流行”所造成的层层叠加的中国儒家文人网络对于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的扼杀,以及对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智慧的毒害和扼杀,说到底,也即是对于中国人的“自由”象征的“美”的劫杀。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儒家文人网,纯粹就是一个用来劫杀中国人文化的自由精神的剧毒的“毒蜘蛛网”。只要继续存在传统孔儒的中国儒家文人网,中国人的“人”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产生出来。这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的“血淋淋”的教训。再不接受如此严重的历史教训,中国人真不配在世界上继续自称人类的“民族”。(201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