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生活随时处于饥饿边缘。当时到处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将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成功者很快从香港向家里寄钱回来。于是从全国各地大批的人流涌向深圳。这一事件在1962年5月达到了高潮。仅在1962年5月13日，沙湾就有逃港群众4000余人，民警对其中的200多人进行了规劝，但仅有6人表示愿意回家。

 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

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算了。”

 1962年5月正好是伯罗斯在香港休整的日子，得知港英当局的这一消息后立刻从饭店松软的卧床上跳起身来，带着自己心爱的相机，一路跟随当时港英政府的警察和边防部队前往粤港边境。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港英当局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对没有证件的逃港者进行集中遣返。远处的山头上到处可见港英政府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边防部队，正在进行严密的边境监控并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

望着那些知道自己留港无望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惊慌乞求的眼神，伯罗斯按动快门通过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逃港者那一张张真实的面孔。

在当时的政治坏境下遣返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逃港者来说不言自明。

 正如伯罗斯在1969年接受BBS访谈中说提到的：“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有十万多人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随后便有了改变整个中国命运走向的改革开放。

作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摄影师拉里.伯罗斯，除了这段鲜为人知的逃港事件的见证者，更加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在越战期间开创性的使用彩色胶片记录下的那一幅幅战地照片。这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摄影界的地位。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爆发十万人逃港潮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爆发十万人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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