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东. 

 

 [摘要] 汉水文化是指汉水流域人民有史以来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汉水文化是融多边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结构学、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文化哲学和文化风格学的角度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发现，作为一种独具特质的地域文化和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汉水文化是沉积与辐射的统一、厚重与灵动的统一、兼容性与独创性的统一、醇厚中和与阳刚峻拔的统一，具有开放性和广适性、持久性和变化性、丰富性和生长性、过渡性和和谐性等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所有人类文化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支撑力、凝聚力、推动力的作用，不仅是汉水流域人民战天斗地、开辟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法宝，也是全国人民走持续科学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源泉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   汉水流域早期文化发生史扫描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 是联系中国南北与东西的纽带，同时，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富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区域。正如梁中效先生所指出的:其上游,秦岭耸立于北,巴山绵亘于南,汉水横贯其中,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其下游,汉水挣脱大山束缚,尽情接纳两岸支流,奔驰在开阔的江汉平原上,水势浩荡,景色秀美。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在它们的周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几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中、襄樊又在寿春、徐州之上。[①]对此,南宋人张浚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②] 晋朝人庾翼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晋书·庾翼传》)

汉水流域,不仅是一个极富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区域，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更是一块极富渊源意义和独特贡献的沃野。据马强先生指出，20世纪大江南北的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华夏文明的起源并非完全在黄河流域,而是呈现多元的大面积多散点分布,其中汉水流域就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带,在我国考古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先后发现西乡县李家村和南郑县龙岗寺两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据科学测定,距今年代分别在7500年和6500年左右。其中龙岗遗址中大量的水稻碳化遗物以及其红陶器皿,李家村遗址中造型精美的骨雕人头像等都颇受考古学界重视,在“文革”后中国第一届考古学年会上分别被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与“龙岗文化”,并且还被农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水稻起源长江中游的重要证据。此外,在汉江沿线的安康、郧西、竹溪、竹山、郧县、丹江口、南漳、沙洋、襄樊、南阳、枣阳、京山、洪湖一带也发现有不少旧新石器遗存,这些史前文化带有明显的从半坡仰韶文化向屈家岭文化过渡的特征。龙岗文化从类型上属西安半坡文化,而李家村文化则与秦岭北麓宝鸡老官台文化十分相似,又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老官台—李家村文化。此外,新近在汉水上游支流湑水之滨的城固宝山一带又发现了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的宝山遗址,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发现的回烟式陶窑还被考古学家赵丛苍教授命名为“中华第一窑”。这说明在华夏史前文明形成阶段,汉水流域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夏商时代是中国上古国家出现和形成时期,汉水上游的褒国相传就是大禹所封,《尚书·禹贡》中有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据《尚书·禹贡》,夏封天下九州,汉域分别属荆、梁二州。汉水沿线保存迄今的不少禹迹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说明夏与汉水流域的关系。夏在汉水上游分封的褒方国,应是夏王朝在秦岭以南的第一个诸侯国,这个褒国一直沿续到西周末期。关于商王朝的政治疆域,传统学术观点一般认为在淮河、秦岭以北中原—关中一线,文化所及也相应在这一平行区域。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陕南汉江支流湑水沿岸城固、洋县一带连续发现大量精美的商代青铜器,时间大约在武丁前后,打破了商文化西南不逾秦岭的定论,从而把商文化西南波及范围推到汉水上游,目前已为国内外商周史界所认可,并被写入大学历史专业课本。另据著名学者李伯谦等研究,商周巴、蜀等方国均在汉水上游的城固、南郑一带,后来才迁徙到大巴山以南的川东、川西定居下来;此外商周之际楚国也最早发祥于今陕南商洛丹水之阳,后来经过其先祖熊绎、熊弼等艰苦创业,才不断东扩,终于在春秋时雄踞江汉,成了南方赫赫大国。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褒、巴、蜀、酉、庸、濮、邓、楚、唐、骆、随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方国,大致属于周南、召南之域,其中楚的迅速发展壮大已构成对周王室的严重威胁,周昭王曾率师南伐,竟溺毙于汉江;春秋战国时期,楚的发展更加迅猛,曾几度北上与晋齐秦等大国争霸中原,到战国时期更是七雄中之强国,与强秦相抗衡。而汉水下游的唐、随、邓等国文化也十分发达,1972年发现挖掘的春秋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是代表春秋音乐文化的绝响。而以楚辞及鲜明的楚地浪漫奔放民风为代表风格的汉水流域文化独领风骚,则构成先秦华夏文明色彩斑澜的一大板块。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整合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方位,汉水流域成为秦、楚、巴、蜀乃至三晋文化的交汇地带,特别是两汉时期,融合战国秦楚两大文化流风余韵而形成的刚健豪放兼激越浪漫风格的汉代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文明主旋律,而汉代文化精神基调却是楚文化。两汉王朝均崛起于汉水流域,西汉王朝发祥于汉水上游汉中一带,秦亡后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领汉中、巴蜀之地。刘邦集团在汉中用张良、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反击三秦,最终歼灭项羽,建汉立国。汉高祖定国号为汉,显然有取纪念汉王发迹汉中之意,所以后人对汉中有“汉中开汉业”的评价。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风潮中,光武帝刘秀集团同样兴起于汉水中游的南阳地区,依靠南阳颍川豪门大族支持起家,以重建汉祚为政治目标,奋战天下,终于建立东汉王朝。由于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由先秦华夏多元文化向汉民族统一文化过渡并定形期,因此这一时期华夏文化这一概念逐渐被汉文化替代,出现了诸如汉人、汉语、汉族、汉家、汉文、汉诗等称谓。汉水流域在两汉王朝建立与汉民族文化整合中所起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离开了汉水流域,汉王朝、汉文化将无从谈起。[③]

200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对汉水流域古老文明发展轨迹的报道，给了汉水文化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汉水地下文化藏量远远超过长江三峡，其文化价值不可限量。“地跨湖北、河南两省的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区和总干渠渠线涉及文物众多，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据专家估计，在丹江口水库二期工程170米水位淹没区内的古墓有近万座之多；…….总干渠所经过的区域自古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涉及文物点之多前所未有，如：旧石器时代的化石地点、楚文化遗存、中原古代文明发祥地等。文物部门估价，该沿线文物可以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原文明编年史”。

 

二，汉水文化特征

汉水文化是指汉水流域人民有史以来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汉水文化是融多边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质性和内容出发，可以将汉水文化研究主要划分为15个大的版块，它们分别是：1），汉源文化；2）、汉中地区的汉朝历史名胜文化；3）、武当道教文化；4）、房县、郧县、神农架的迁徙文化；5）、炎帝神农文化；6）、荆楚文化；7）、汉水商旅文化；8）、山地文化和水文化；9）、茶文化；10）、医药文化；11）盐道文化；12）、考古文化；13）、旅游文化；14）、孝感的孝文化、15）、汉水神话、民歌与民间文学等文学艺术。汉水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无比深远。对于汉水文化的特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开始引起了不少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许多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重要观点，如陈继勇先生所概括的“悠久性、多元性、兼容性、泥土性和杰出性”新五性说[④]、刘守华、匡裕从、蒋显福、杨洪林、喻斌、徐永安、梁中效、陈志忠、马强、刘昌安、聂在垠、王一军、李征康等先生在不同的论文论著中所归纳的“地域性、古老性、时代性、自由性、开放性”旧五性说等观点[⑤],都对汉水文化研究的开阔眼界、启发思维、拓展空间、立标定性等工作，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导向作用和牵引作用，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卓越贡献。这里，立足于上述及未述的汉水文化研究学术先进所铺垫的坚实基础之上，我们仅从学科的视野，力求尝试实现对汉水文化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从文化结构学、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文化哲学和文化风格学的角度进行系统考察，我们以为，汉水文化其主要特征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文化结构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沉积与辐射的统一，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开放性和广适性。

首先，汉水流域本身有很深厚的文化沉积。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的人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 [⑥]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中国人”,称作“夏”或“华夏”,是因汉水而得名的。此外商周之际楚国也最早发祥于今陕南商洛丹水之阳, [⑦]后来经过其先祖熊绎、熊弼等艰苦创业,才不断东扩,终于在春秋时雄踞江汉,成了南方赫赫大国。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褒、巴、蜀、酉、庸、濮、邓、楚、唐、骆、随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方国,大致属于周南、召南之域。大概正是由于汉水在南北文化交汇、转换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作用，孟子才率先关注到汉水，指出：“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江淮河汉”四大水并提，突出了汉水在中国大江大河中的突出地位。

楚国最早的立国之地在汉水流域南阳盆地西面丹水与淅水的会合处——丹阳。此后，经过历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向东拓展，终于成就了八百年辉煌的业绩，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而作为楚文化源头的荆楚文化（即汉水文化的主干部分）尚比楚文化早1200多年。据中国科学院和武汉大学联合考古队2005年在汉水中游湖北郧县辽瓦梁子最新考古发现，这里除了有从周代以后历朝历代的文物叠加层以外，还发掘有大量的夏商时代的文物鼎、鬲和更早时期的陶片、骨针等，这样，等到考古结论报告问世，汉水文化的历史又不知要向前推进多少百年、甚至千年!

其次，汉水流域历史上是个移民地区。据刘昌安先生《汉水中上游移民生活方式现代转型的研究报告》中研究表明:距今七千到一万年以前,先民们已在汉水中上游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原始氏族社会瓦解,进入青铜文明的奴隶社会之后,汉水中上游主要是巴蜀、庸等商朝的族方国。周王朝时,或因王朝封迁,或因避难,又从四面八方迁入了不少民族和小国,史料研究,大致有褒国、丙国、酉国、骆国、赤国、巴国、蜀国、庸国、濮国等数十个,进一步开发了汉水中上游的经济,创造了丰富的、既与南北文化有联系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据史载,西周末年(前771),犬戎入侵关中,部分郑国之民,南逃至汉水中上游的汉水盆地,这是载于史册的最早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交兵,打破了汉水中上游以巴蜀文化为主导的局面,而融入了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和秦陇文化的各种因素,特别是秦灭蜀后,移关中之民万家入蜀地及汉水上游,大大加强了秦文化对汉水中上游的影响。两汉魏晋时期,汉水中上游由于地处边陲,有秦巴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中原及巴蜀流民纷纷涌入。汉初刘邦、萧何对汉水中上游的整治,东汉时张鲁政权在汉中几十年苦心经营等等,都使得汉中及汉水上游地区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汉水中上游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人口的迁移也时多时少,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大致说来,隋初是一个稳定的时期,人口增加较快,但隋末农民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唐天宝前,汉水中上游人口发展较快,但安史之乱后,人口流失严重。北宋前期,汉水中上游相对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复苏。但宋与辽、西夏的战争,又影响到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变迁,有流入,也有逃亡,特别是南宋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是抗金前线,人口变化更为突出。明清以来,汉水中上游“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 移民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的迁出地主要是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特别是湖北、四川两省是汉水中上游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明代从洪武大移民到正统年间明政府对汉水中上游实行的安置流民“禁山”政策,再到成化年间的“弛禁”与安抚政策,这120年间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奠定汉水中上游的人口基础,成为发展陕南经济的主体,学者们称之为“荆襄流民运动”(荆襄山区泛指豫、鄂、陕、川交界处一大片区域)。而清代,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的近90年的“西南移民潮”中以湖广和四川的移民为主迁入陕南,人数多达百万之众,被看作是“湖广填四川”的延续。

而在汉水流域中游，传说黄帝时大臣容氏由河北容城逐步移民至汉水流域堵河，形成庸国；周朝时对殷商遗老遗少进行移民，秦朝时对吕不韦部族移民神农架周边地区，唐代有皇亲国戚移民房县、均县、郧县和郧西，明清两代受李自成和白莲教起义影响，大批流民移民汉水流域，解放后，随着开发建设大三线的需要，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精英大批移民十堰，形成了历史上第六次移民高潮。移民标志着文化的迁移和流动，移民的频繁和移民成分的复杂则意味着文化变迁的频繁和文化构成成分的复杂。由于大批多次的移民，使汉水流域文化积累深厚，层次丰富复杂。不仅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而且，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化，甚至域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沉淀和遗存。层次的深厚累积和来源的广泛复杂，使汉水文化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次之，自古以来汉水流域都是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枢纽要地，西通巴蜀、西域、云贵，北连甘陕，东接江淮和辽阔的中原大地，南控长江中下游沿线，以及江南的广大区间，触角一直延伸到海外。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东来西往，以及连绵不断的南征北战，交融汇集在汉水流域的汉水文化又被快速地、大范围地传播到东南西北，甚至顺着汉水，经由长江，远播到海外，形成空前的辐射效应。在东晋时,襄阳是著名的“互市”地之一,通过“互市”和胡商们的过境贸易,使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由长安延伸到了襄阳。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加上前述的重要交通地位,在唐代,襄邓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如虎添翼。从晚唐诗人皮日休的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日的盛景:“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塘缩项鳊”.在动荡的晚唐时代襄阳尚且能称“鱼米”富足之乡,在和平安宁的唐前期当不致于比晚唐还差。但“鱼米”之乡还不足以完全描述襄宜地区独有的经济特色,其特色是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主导产业。该地盛产优质土漆,自楚国时起,其漆器就已驰名天下,唐人对此十分清楚,指出“山南诸州,椒漆为利”,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襄式漆器中以“库露真”尤为名品,北方游牧民族特别喜爱,常为买襄州漆器而“所费如云屯”。漆器是丝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外贸品种,襄州漆器既能领漆器行业之先,自当是贸易中的畅销货,为此,各路商人常云集襄州,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由长安延伸到襄阳。[⑧]所以，有人说，汉水流域是大封闭中的大开放，又是大开放中的大封闭，其文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道理就在这里。

2，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厚重与灵动的统一，根深蒂固，历久弥新，具有持久性和变化性。

从地形地貌上看，汉水流域中上游是山地纵横，大河中流，依山傍水，山环水绕；下游是平原丘陵，沃野千里，车船舟楫，四通八达。这种山水相依、平原山地交接的地理条件，赋予了汉水文化独特的地域色彩。黑格尔曾说，“山势使人离，水势使人通；山势使人塞，水势使人活。” [⑨]孔子也曾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⑩]地理文化家认为，地表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会通过气候、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综合形成区域的文化差异。由于腹地纵深辽阔深远，群峰绵延阻隔，交通信息相对迟缓，人员物流相对困难，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汉水文化相对闭塞的一面，致使社会发展缓慢，经济不够繁荣，文化生活和文化观念相对单调和落后，古老传统根深蒂固，风俗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冥顽不化，表现出历史文化的厚重固执性。一个民族就像一条河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流浪和迁移可能意味着开拓与裂变，而闲适安逸则可能意味着保守和自满。对此，当代著名的汉水流域文化小说代表人王雄列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汉水历来水害无穷，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根治水患，决定在汉江上修筑大水库。没想到，动员库区移民搬迁，成了一个特大的难题。一位库区老人得知后，连夜将棺材放在了家门口，自己爬进棺材中。他发誓，除非我死了，别想动我的房屋，别想让我离去。在这里，汉水在舒展其博大胸怀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心理，这正是汉水文化厚重固执性的活态表现。[11]

另一方面，三千里汉江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流域，像一个喇叭一样从中游开始，渐开渐阔，最后，完全敞开，和广阔的江汉平原连成一气，驰骋东下，汇入浩瀚的海洋，加入宇宙的歌唱。从这个喇叭吹出去的是苍凉、荒蛮而古老的山风，而由这个喇叭吸进来的则是江风、海风、大洋的风、彼岸的风、世界的风。风进风出，鼓腾弥漫，交融激荡，便使沉寂闭塞的汉江流域不能不骚动沸腾起来，不能不感应着世界的脉搏去歌唱、去跳舞。山生仁者，水生智者。奔流的大河带来灵动、带来变化、带来山外新的思想和观念，会像风一样，顺着汉水山谷，随着商队、军队、考察队、旅行队等，驻足每一个港口码头，飘过山涧崎岖的小路，飘向汉水流域崇山峻岭的深处，在那里引起喧哗和骚动，在那里布云播雨。所以，在汉水腹地被认为最闭塞的地方也很难找到陶渊明笔下那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相反，倒是很容易发现被冠名为“小香港”、“小武汉”、“小上海”的小县城和乡镇，而这正是大山联系和感应山外世界神经和变化的地方，也正是汉水文化灵动性之所在。

翻开近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汉水流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最先扎根的地区之一。清代乾嘉时期,汉水中上游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孙达人先生等著名学者认为此时这里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他指出:“对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落后的山区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研究。试想,在当时的中国许许多多经济比陕南要发达得多的地方,甚至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又究竟为什么?”孙达人先生的疑问至今还没有圆满的答案。汉水流域的经济开发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欧洲荷兰皇家科学院中国咨询委员会成员、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Ｂ·费梅尔博士,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大巴山区社会经济及山地开发问题的研究。他在《清代大巴山山地开发研究》一文中指出:“清代大巴山区的经济发展以林产品的商业开发为起点。移民们创立了一种包括林业、农业、牧业、工业和贸易的混合经济。木材、纸、铁、木耳、茶叶、药材的输出,给当地带来了财富。这些财富导致了当地人口增殖,并吸引了新的移民。乾隆末期,人口压力变大,森林资源耗竭,土壤肥力损失,使得该区经济的多样性和输出能力开始减弱。” [12]汉水上游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夭折了。

3，从文化发生学和文化本体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独创性与兼容性的统一，厚积薄发，博大精深，具有丰富性和生长性。

从文化本体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兼容性与独创性统一的结果。汉水文化处在巴蜀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等三大文化的交汇区，而且，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化，甚至域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沉淀和遗存，所以，其兼容性和杂交性的特点很典型。对此，当代著名的汉水流域文化小说代表人王雄有一个形象的阐释：“汉水源远流长，它发源于陕西宁强县的禹王山，这是一个因为传说太多而显得有些缥缈和迷幻的地方。汉水上流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奔流到襄阳便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宁强县是著名的羌城，相传羌族这个剽悍无比的游牧民族由北南迁于此，在这青山绿水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美丽的家园。汉水流域土肥水秀，多年来，两岸的人们习惯了富庶与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接纳他人为荣，以被人接纳为耻。无论丰年荒年，汉江边上的人们到外处流浪的要比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都少。黄河文化与汉水文化也许正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人们涌向富裕，汉水流域在接纳了众多的外来人流的同时，也就接纳了外来文明。以此逐渐形成了南北交融多方汇合的汉水文化特征。” [13]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汉水中上游的方言最能说明南北文化兼容交汇的痕迹。梁中效先生举例指出，由于汉水上游在文化上“风气兼南北”,造成“语言杂秦蜀”,“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汉中府志·风俗》)例如,汉中地区大部分地方话接近成都等处的四川话,属于西南方言的范围。而洋县、城固两县话,却是四川话与关中话融合后的变种。西乡、勉县、略阳三县话,保留关中话特点较少,向四川方言靠拢程度较高。安康地区受湖北话的影响较大。阳县汉城区安家河有一个“方言岛”,“岛”内人全部都说“江南话”。柞水、镇巴两县,分别有几百人以上的壮族、苗族聚居点,素有壮乡、苗乡之称。这里既有楚汉文化的融合,又有巴蜀文化的浸润,“楚音”、“川语”、“秦腔”并存,“江南话”、“苗语”、“壮语”犹在,与关中、陕北方言内部大体统一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在现代汉语中,河流的名称“江”与“河”在地理上有明显的差异,大致以长江为界,南方称“江”,北方称“河”。[14]但是,汉水上游的人们把汉水称为“汉江河”。这种鲜活的大众文化,再也形象不过的说明了汉水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统一的结果，同时再也充分不过地显示了汉水文化的兼容性和丰富性。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的独创性和生长性最典型的体现还在于她的重大创造和突出成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上。

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其汉水文化应不应该是长江文化简单的物理分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在这里，从汉水的纵深腹地莽莽林海走出了一代神农炎帝，成了中华农业、医药、纺织的开山祖师；春秋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是代表春秋音乐文化的绝响；鬼谷子揣摩天文地理、世风人情，穷尽人心机变，写就一部《鬼谷子》，玉成张仪和苏秦，搅乱战国走势，撼动天下风云；以楚辞及鲜明的楚地浪漫奔放民风为代表风格的汉水流域文化独领风骚,则构成先秦华夏文明色彩斑澜的一大板块。为发展农业,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兴修了与都江堰同时代的伍子胥堰,至今仍在完好有效地发挥作用。西汉的张骞，从汉水边的城固踏出了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东汉的蔡伦封侯于汉水边的龙亭铺，发明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浑天仪，率先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和遥测技术的篇章；刘邦崛起汉中,刘秀兴起南阳,诸葛卧龙腾起于襄阳、南阳之间,鞠躬尽瘁于汉中。张骞走出汉中,张衡跨出南阳,王粲求学于襄阳、南阳,随征于汉中,“丝绸之路”、“地动仪”和“建安文学”是他们留下的历史丰碑。滔滔东逝的汉江水将这三地的文化血脉溶通在一起,形成了两汉三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丞相萧何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华阳国志·汉中志》)刘邦正是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项羽,建立西汉。逐渐形成汉水—汉中—汉朝—汉族—汉文化—汉学。这一系列“汉”之根就扎在汉水文化之中。

在这里，汉水文化产生和繁育了中国第一国教——道教、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世界民间故事村武家沟村、汉民族第一部神话史诗《黑暗传》、第一个以“汉”命名并将“汉”字几乎覆盖所有中国文化事象的大汉朝代，以及中国南方汉民族民歌村吕家河村等古老文化化石和传统文化瑰宝。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史学界公认的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的城堡，汉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了，汉水文化不仅是楚文化的摇篮，而且在整个汉文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这条河流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它也同莱茵河一样，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雏形。事实上，这是一条能不断生长和繁荣的文化河流，其魅力是无穷的。尽管它不曾有过工业文明的辉煌，但它具备了工业文明的活跃因素，它以其特有的流域性格，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而这也正是汉水文化的伟大牵引力、生长力、凝聚力和强大推动力之所在。

4，从文化风格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醇厚中和与阳刚峻拔的统一，阴阳交合，刚柔并济，具有过渡性和和谐性。

世界文化学家巴克儿说过，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文化的特质和人类的生活与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15]受这四种因素影响，我国南北文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差异，即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大体上南方文化浪漫、秀媚、清新,具阴柔之美;北方文化刚健、凝重、典实,多阳刚之气。汉水流域处在中国南北连接带上，其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都带有很强的过渡性、渐变性特点，南北杂糅，界线模糊。汉水流域这种地理地貌和物候特征反映在文化特质上就是南北文化风格的有机统一，即阴柔浪漫与阳刚峻拔的统一，优美绮靡与凝重典实的统一。

首先,这种统一,首先通过《诗经》和《楚辞》而得以显现。众所周知，上古时期,南北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楚辞》和《诗经》,都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影响。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发轫于南国楚地的《楚辞》风格迥异,前者尚实质朴，阳刚峻拔,后者浪漫华丽,思幻情炙，极其生动地展示了两大地域文化风貌特质上的差异。[16]但非常有意味儿的是,《诗经》和《楚辞》所描写的地域文化恰好在汉水流域重合。《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江汉汤汤。”《楚辞·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即汉水之北)。”《楚辞·九章·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与曛黄以为期。”(嶓冢即汉水发源地嶓冢山)这些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南北文化在汉水流域交汇融合的情形。显而易见，描写汉水流域的《诗经》篇章比起描写广大中原地带的《诗经》篇章的阳刚峻拔、凝重典实风格，多了几许婉转含蓄和浪漫惆怅，而描写汉水流域的《楚辞》篇章比起描写广大南方泽国的《楚辞》篇章的阴柔浪漫、优美绮靡风格，也多了几许峻拔阳刚和开阔晓畅。在这里，南北文化艺术的交融渐变的过渡性和和谐性表现得特别突出。

其次,汉水文化将和谐精神注入了中华文明.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整合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方位,汉水流域成为秦、楚、巴、蜀乃至三晋文化的交汇地带,特别是两汉时期,融合战国秦楚两大文化流风余韵而形成的刚健豪放兼激越浪漫风格的汉代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文明主旋律,而汉代文化精神基调却是楚文化，而楚文化的基调根须却深深地植根在汉水文化之中。

次之,哲学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灵魂。作为汉水文化哲学代表的道家文化除了被道教迷信化、宗教化的部分内容之外，其主流精神是指向独立性、求真性和科学性的，而其核心精神则是和谐。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太和！太和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和，即崇尚天人合一，强调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道家也追求贵人重生，要求世人关注苍生万有、热爱一切生命，普施人间大爱。其实，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太，至高至大至重也，和，和平和谐也，“太和”，即至高至大至重的价值，就是和平和谐，此其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来解读，那么，“太和”，即太平和谐也，——世界太平，社会和谐，此其二。在这里，汉水文化的和谐性更被昭示得淋漓尽致！[17]

综上而述，汉水文化是指汉水流域人民有史以来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汉水文化是融多边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构成中，汉水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悠久辉煌的历史。作为一种独具特质的地域文化和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汉水文化是沉积与辐射的统一、厚重与灵动的统一、兼容性与独创性的统一、醇厚中和与阳刚峻拔，具有开放性和广适性、持久性和变化性、丰富性和生长性、过渡性和和谐性等特征，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所有人类文化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支撑力、凝聚力、推动力的作用，不仅是汉水流域人民战天斗地、开辟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法宝，也是全国人民走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源泉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