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走过人生，铺陈于其后的那一行踉跄的足印，构筑出这个人的人生智慧集成。当一个民族于风云激荡中走过，留在岁月中的那无数如歌往事，积淀出了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与文化潜质。当中华民族走过百年的沧桑与坎坷，驻足于世纪的分界线，回顾那列强纷扰，几遭瓜分的屈辱与自强时代，我们内心中所承受的冲击与震荡犹未止息，伴随着纷繁喧潮而来的沉思与冲突，智慧的形成所带给我们民族的苦痛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没有人能够忘却那样一个大时代，那样一个强敌环伺，虎视眈眈，那样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垂死挣扎与无望呼唤的时代。从1900年开始，那是黄河文明沦陷于现代商业文明残酷摧残的开端，三千年未遇之强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过是仿佛一夜之间，高踞于世界文明之首的中华文化，沦落为海洋强国急欲瓜分的精美果实。再不复走马章台杨柳月，再不复玉勒雕鞍杏花天，垂死的古老文明在绝望中苦挣，其间所呈现出来的残酷的美学价值，至今思来仍然是那样的让人留恋与心悸。
百年沧海，风云变幻，这期间最令国人所无法承受的，是古老的儒家文明所遭受到的摧残与凌虐。早在1848年，中华儒家文明的最后宗师李鸿章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惧也——这个结论终将标志着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到来。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一个时代，但民族的生存，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大前提。
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生存，又或是拒绝商业法则对这个世界的强行构建。申明一个古老文明的权力与主张，于是我们迎来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
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未免太长，太长，远非生命所能承受之长。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却又是太短，太短，远非生命所能承受之短。
百年的历史，不过是千年文明的转瞬，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以足够的理性审视那鲜血激飞的动感过程。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饮用了符水，头裹红巾，向着持有现代化火器的八国联军大步前行的义和团，到底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亦或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智慧的积淀需要一个更漫长，更痛苦的过程才会得以形成。于我们而言，唯其那无望之中的希望，绝境之中的奋起，才是最有价值的。
凤凰涅槃，浴血重生。
概述这样一个时代无非不过是这样几个过程：拒绝，对抗，冲突失败后的绝望与不甘，续而是于彻底放弃与趋于更为激烈的冲突的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不定，莫之所衷，当我们迎来最后的理性之光照耀之时，恰恰是为喧嚣的尘烟遮迷了视线的开始。
于今让我们欣慰的是，中华民族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纵然是黄海之上纷飞的炮火，纵然是颐和园内那熊熊的烈焰，曾有无数个文明就是在这残酷的打击之下灰飞烟灭，无迹无寻。而我们，龙的传人，却不断的从鲜血中挺立而起，带着那满身的创痍与斑斑的泪水，以中华民族无畏无惧不息奋起的内在精神，迎来了整个世界的尊重与自身的堀起。
紫禁城中，大清帝国最后的守护者慈禧太后，向着世界一十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发出了宣战的诏书，这是古老的农耕文明对商业文明最为明确的拒绝。
正阳门下，护驾禁军以铁刃矛刀，与八国联军激烈的炮火相对恃，令其不得越雷池一步，猛烈的炮火竟然将正阳门轰得塌陷两层，手持古老的冷兵器战死于正阳门下的无数尸体，标志着全面对抗时代的到来。
于是愚味与进步在中华大地上再一次的展开了激烈的绞杀，当兴中会这个的新型革命团体大步走出，我们看到的是满清与沙皇俄国结盟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这是两个极端之间的激烈摆动，所带给我们观念上的震荡至今尘埃未定。
当理性之光照耀大地，我们看到的是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弃职而走，这个旧时代的革命者曾有过手提两只驳壳枪，令拥有万人的日本师团莫可奈何的传奇经历，但最终，他的首级沦为了锄奸队争相夺取的花红，并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统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当中央苏区与前来围剿的中央军展开激烈的绞杀之时，中原大战的那密集的炮火，却以十余万具尸体宣告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最后出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俱往矣，我们终究要以鲜血来印证古老民族的选择是否正确。
选择就是这样开始，于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巨大智慧与潜能而言，异族日本的入寇不过是疥癣之患，短短的八年抗战，就将日本列岛拖入了彻底的疯狂之中。正如我们所曾经经历的那样，困扰我们自己的始终是自己的选择，路在何方？何去何从？这一直是我们为之疑惑的民族课题。
既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迎来一个不可避免的迷失时代。
为了迎接一次伟大的灵魂洗礼，十年浩劫就是这样拉开了帷幕，构筑于这一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年轻一代的权力主张与既定社会法则的冲突，当稚嫩的红卫兵以他们手中的皮带和棍棒欢呼胜利之时，我们就知道在这一进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已经丧失。
整整八十年过去了，这恰恰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短暂周期的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标志着对权力法则的否定，商业文明终于在深圳这个狭小的渔村落地，这堪可令我们骄傲的历史进程，带来的却是权力祟拜者的迷惘和惶惑。时间就是金钱——如果金钱能够成为界定这个世界的最基本法则，那么权力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而现在，我们已经期待着堀起。
但是历史的法则与人类社会的规律，仍然在体现着它那冷酷无情的力量。历经八十年就完成思想性的转变，弹指三十年就迎来经济上的繁荣，这几乎突破规律与法则束缚的惊人成就，带给我们绝不应该是急切与冒进，无论是科学技术上的硬件，亦或是价值观念上的软件，在这两方面，事实上我们仍然需要时间。
历揽百年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短暂过程之中，我们只是刚刚完成自己思想意识的改变，如果我们期望着更多的认同与肯定，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具有着强力的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价值力量。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民族文化行进的目标。即使在这样一个独特的领域中，我们也仍然有着自己强大的优势，古老的儒家文化于近期之内突然爆发出绚丽的思想火花，这个已经在我们民族潜意识深处悄然运行了三千年的古老思维软件，与新科技时代的结合仍然尚需时日。我们知道目标所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远方的目标在招手，但是行百者半九十，最后的百分之一的距离，或许要花费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与努力。
担负起民族在人类历史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韬光养晦。这种审慎的态度与自信，就是时代理性的最优表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是因为百年间的历史进程距离我们心灵的力量过于接近，评点大中华百年沉浮，难免就会引发我们心灵深处最强烈的冲动。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冲动的太多太多，事实上正是这种民族的血性与冲动，才使得这个古老的民族免于亡国灭种，才使得我们避免了诸多古老文明的绝灭的末路。但是在未来的理性时代，冲动的价值如何能够体现出最大的实用化，这将是对我们民族智慧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我们有信心，我们自始至终满怀信心。尽管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更多的时候被归纳入非理性的范畴，可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渡过灾厄，迎来辉煌的，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力量。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二律背反的命题，我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我们还将迎来又一次。积淀于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的神秘力量已经构筑成了我们必然的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与冲突将是漫长而持久的，只是在这期间，智慧所形成的失落与痛苦过程，却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坚韧。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决定于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选择，我们所有人的选择将会形成一种奇异的张力，带动着我们走向未来的新时代。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自己的过去。
由此开端，未来肇始。
（上文摘自《大国记忆：中国近现代百年兴衰全景》序言，雾满拦江作）
1900～1911 落日余晖：走向坟墓的清王朝
大清帝国，一个从历史硝烟中走来的王朝，继承并延续了久远的文化积淀与昔日的历史辉煌。但当它走到十九世纪时，终于变成了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尽管它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且此时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外语、宗教等文化质素正悄然进入中国，并被当时的进步上层人士所了解与谨慎的认可，然而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已正如落日下的余晖，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的坟墓。
十九世纪后半期，从世界格局而言，世界各国之间的国家界线和力量对比看起来与今天迥然不同，在欧洲，英国此时拥有着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一的土地（包括本土及殖民地）而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超级大国。在欧洲其他的地方，此时的德国正依靠着文化民族主义逐步走向统一，重新成为不断崛起的力量。地处北方的“俄国熊”，在罗曼诺夫王朝残酷的统治下正变得没落腐朽，即将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有关社会制度的国家内战，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正当欧美经历着工业革命，世界局势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却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依旧以贯有的惰性缓慢地向前发展着，对之毫无觉察，并以自己是“天朝上国”而沾沾自喜。正当欧美在进行着科技方面的剧烈变革，载人飞机首次试飞（1903年），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实验第一次获得成功（1901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依然还是延续了多年的马车、轿子、人力车等（尽管1924年12月北京开通了有轨电车，但于整个中国而言，仍属少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头东方睡狮，并且它已沉睡得太久太久。帝国主义也趁着雄狮在沉睡的时候，对中国进行着无情的侵略与渗透。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到20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倾销的方式控制着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的中国并非是一潭死水，而是处于大变革风暴卷席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农民阶级的起义活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翻封建统治的起义，三次大的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运动。
19世纪末，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出来要救亡图存，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统治。这便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的“公车上书”（1895年）及“戊戌变法”（1898年6月-9月）。后因清廷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扼杀，改良派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变法，对帝国主义又抱有幻想，而最终失败。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其积极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它在沉睡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宣传了资产阶级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一次积极探索，为落后、保守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思想新风。
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也在中国的大地上兴起并不断壮大，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怀着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极度仇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次反帝爱国性质的农民运动，尽管具有一定的盲目排外性与迷信色彩，客观上却为革命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也是中国一直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原因。
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发动了一次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历史学家命之为“辛亥革命”。这次大革命尽管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而最终失败，但它导致了清帝的推位和清王朝统治的终结，为中国新一轮的革命与发展扫清了种种障碍，此后不久，终于爆发了反对军阀卖国行为与帝国强权主义的五四运动，犹如平地起惊雷，唤醒了这头沉睡已久的中国睡狮，从此以后，中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终于为自己真正站起来而同仇敌忾，从而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1912-1918 失败尝试：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
从1912年到1918年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最令国人振聋发聩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辛亥革命”。这次大革命尽管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而最终失败，但它却导致了清帝的推位和清王朝统治的终结，为中国新一轮的革命与发展扫清了种种障碍。
1912年1月1日，是一个让后人无法忘却的日子。在这一天，孙中山受大总统任典礼，并在就职宣言中表示，一定要“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华民国成立，并以此为建元的开始。不久，登基不满3年的末代皇帝溥仪便由隆裕太后于当日代行颁布了《退位诏书》，这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了。
同年，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在北京集会，并合并成为了日后名闻天下的国民党。
尽管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产生了形式上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却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这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其在镇压革命势力和独裁统治方面蠢蠢欲动。袁世凯除了在1913年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以外，还试图发动内战，以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随后，尽管孙中山、李烈钧、黄兴等人打起讨袁的旗帜，但由于讨袁军仓促上阵，又孤立无援，而且就连国民党内部的思想都未完全统一，所以二次革命很快就遭到了挫败。虽然后来又接连爆发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这些运动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大地上最终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黑暗看似就要过去，但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们而言，他们所做的一系列抗争与努力却始终无法打破那黑暗、陈旧而又反动的壁垒。事实证明，在这历史的十字关头，中国命运的掌舵者不是资产阶级。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此犹如平地起惊雷，终于唤醒了这头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便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也终于开始为自己真正站立起来而同仇敌忾，从而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1919-1925 真理武装：新民主主义新时代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终于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但沉重打击了军阀的黑暗统治，也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气焰，是一次群众性的民族大觉醒。
为了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并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1920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在上海建立的。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利为书记。此后，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起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于是，召开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预示着中国即将进入了一个有着先进思想指导的、新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全新的革命时代。
随着马克思主义被进步知识分子介绍到了中国，以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它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也代表着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从此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自此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另一方面，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孙中山还依然继续坚持革命的立场，并努力寻找解救中国的正确道路。后来，在革命的过程中，他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之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革命的武装，依靠军阀的支持来进行革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于是，孙中山在苦闷中欣然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心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还决定要实行国共合作的计划。其后不久，孙中山便积极筹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于同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作为新式的军校，黄埔军校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黄埔军校实行的党代表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被推行到国共合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的各级部队中去，成为革命军队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式军队的主要标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并在逝世前夕所签署的国事遗嘱中，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孙中山先生虽然去世了，然而他生前所留下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志，仍然鼓舞与激励着后来的革命志士，但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分子，随着孙中山先生的离世而终于露出了反动的嘴脸，并向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举起了屠刀，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也即将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1926-1930 风云突变：天空再次笼罩白色
随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的召开，以蒋介石为首的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渐渐开始崛起。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从而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大为上升，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此后不久，他发动了旨在破坏国共合作关系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右派面目开始显露出来。
但是，因为自己羽翼未丰，又需要利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与号召力量，来完成对军阀割据统治局面的完结，所以，蒋介石仅仅是利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来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和初步的削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而没有采取更为过激的行为。
于是，在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结果，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彻底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还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也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同年11月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的3天里，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有300多人，被捕者有500多人，失踪者高达5000多人，而且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也光荣牺牲了。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之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集中武装力量，进行南昌暴动，并把中央常委周恩来派往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以领导这次暴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以后，中共中央于同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史称“八七会议”的紧急会议，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此后，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战事进展的非常顺利，在此期间，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6月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进北京城。6月12日，傅作义接收天津。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欣然宣称“统一告成”。1928年12月29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顶住了日本人的压力，依然正式通电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以后，腾出来了手的蒋介石立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