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对复旦大学选修考古课的学生们讲，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最能与社会基层的农民兄弟打交道者概凡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医生，还有一类人就是考古学家了。

    看到这里，立马就会有看官不同意我的说辞，会举证出农学家、植物学家、水产养殖专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房屋设计者、为党和政府实施电视电话煤气道路村村通的技术人员等等来PK我，甚至还会列举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来反驳我，说人家那么大的大佬不也是一天到晚挽着裤腿子工作在农村第一线吗？！这就把我的意思理解拧歪了，因为袁隆平院士培植水稻可以在农科院的试验田里完成，不直接与农民兄弟打交道也能获得推广。退一步说，即便推广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县长们号令乡镇，需要农技站里的技术人员们鼎力帮衬，那此类领导或农业专家也是给农民兄弟带来福祉的。这就像医生为农民兄弟号脉打针，开方送药，干的都是祛病消灾的好事。农学家们增产增收也好，乡村医生治病救人也罢，积福积德，天地良心，农民兄弟们感谢你八辈祖宗还来不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融洽至极，至极于和谐，和谐于和睦，和睦于和气了。

    可考古学家与农民兄弟打交道时的处境，就不可与上述医生、农学家、乃至那一串什么什么家的同日而语了，大都是一团和气的负面：一包怒气。你想想看，考古学家下乡，虽不说都是来挖人家祖坟的，可刨人家的自留地，毁人家的经济林，却是常有的事情，这给农民兄弟带来的就是现有自身利益的直接损失了。双方关系自打交道伊始，眼巴前的都是矛与盾的利害关系，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想规避也规避不及，想躲避也躲避不掉。

    和农民兄弟讲大道理，说这是为了国家抢救历史文化遗产，你们要舍小家，顾大家，要为国家做贡献云云，行不行呢？行的，但要看你怎么讲了。直接讲，我试过，门儿也没有。我曾经在有一家农民兄弟的菜地里钻探，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二座大墓，那叫兴奋，可地的主人就是不让挖。为什么不让挖呢？因为这菜还有一个月就能长成卖钱了，人家辛辛苦苦侍弄三个月小半年了，你跑来讲这个大墓如何如何重要，怎么怎么有学术价值，说挖就给挖了，那怎么成？菜是我家种，地是我家租，啥叫考古不考古？什么学术不学术？！

    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搬村干部。村干部要我们按照那菜的总产量和市场行情做赔偿，可那家地的主人还是不干。说考古队挖墓挖的深，把地表的腐殖土挖没了，生土翻上来，来年庄稼会减产，你得赔二季产量的价钱。可上面给我考古队的赔偿经费哪里有这样的预算？咋整？继续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做怎么？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方法》来吓唬人家，啥用没有。请到考古队，摆上来烟酒来“意思”人家，有用一半，另一半还要一帮一一对红地酒桌上做道场，考古俗称做酒功。

    做酒功时，我见他担心被软化坚决不喝，就激他：“你看不起兄弟我？是不是？”他退一步道：“哪个看不起你哟？！你是代表国家来地。”我见他明白事理，觉得有门，又道：“看得起我，咱哥俩先干一杯，我先干为敬！”言罢一口闷了，那叫诚意。到这个份儿上，他不好意思不再不喝，也抿了一大口。于是开喝。喝到硍节儿上，我开始加码：“赔偿还是按一季赔你，老弟我干的也是国家的事儿，也不能让国家吃亏、你小家占便宜是不？”他实际上也是通情达理的：“哪个说不是哟！”

    我见他气顺了，亮出为他着想的底牌：“你看这样好不好？考古队就吃住在你家，给你房租费。你家的菜地的菜考古队包了，每天按市场价再买了当伙食菜。你媳妇给考古队当大厨，每天给最高的出工费。”我话音未落，他已主动端起杯中酒：“行啦行啦，高教授你是个好人，为国家着想也为我们着想，你们想咋挖就咋挖吧！”我也干了，谢他之际，对周围队员们吼一嗓子：“明天，开工！”

    试问看官：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群，一定遇到过不少比这位老哥还棒的农民兄弟，可哪位能及老高我等一小撮考古学家为了国家与农民兄弟喝大酒的斗量？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