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宏声与伍宇娟

1994年前后我在中戏的小剧场看的第一部戏：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放下你的鞭子》，女主角是伍宇娟，穿了身蓝印花布的小褂，虽是扮演受辱的民女，却明眸皓齿，像根葱一样挺拔白嫩。我想，如果真是她的话，地主老财没准也下不了毒手、挥不动鞭子的,还不如反过来抽打抽打自己呢，即使放下鞭子，也肯定是动了想娶她回家的心思。夕阳下的伍宇娟本人，比其影视形象还要漂亮。我一边欣赏一边纳闷：这位当时正红火的电影明星，怎么有空来为现场的寥寥百余人表演小话剧的?

《雪山飞狐》侠女袁紫衣扮演者伍宇娟

伍宇娟

　　生日：1965年10月3日

　　星座：天秤座

　　血型：A型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039e70100k3q6.html) - 伍宇娟,伍宇娟简介，伍宇娟与贾宏声_饭饭_新浪博客

　　身高：167cm

　　体重：55kg

　　籍贯：湖南耒阳

　　学历：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工作单位：中国国家话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中戏的小剧场■ 洪烛
   位于北京东棉花胡同的中戏，有个大名鼎鼎的小剧场,据说又叫“黑匣子”。这跟它的结构有关：当舞台的灯转暗，观众们激动的面孔变得模糊，环顾四周，怎么看都像一个方方正正的黑箱。但这只狭窄拥挤的黑箱里(估计仅能容纳数百人，而且都是在不规则的阶梯看台上席地而坐)，时常变魔术般地拉出一连串轰动京城的现代派戏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匣子”是神秘的，置身其中你甚至会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开阔之感。莫非那里面确实收藏着莎士比亚不死的魂灵,像世纪末许多没有“名份”的先锋导演、编剧所梦寐以求的那样?

   “黑匣子”也就成了光明的化身。坐在熄灯后的小剧场里，我聆听着台上演员夹生地背诵没怎么彩排的台词，同时暗自念叨着自己的台词,不禁想起顾城的两行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有意把这句著名的独白转赠给“黑匣子”，以及那些在探照灯的追逐下忽隐忽现的角色们。

   每逢有新剧种上演，虽然没见怎么做广告，但北京城里一批最优秀的另类青年们总能口耳相传、倾巢出动，像远近的蜜蜂闻见花香似地争相涌进“黑匣子”。有玩摇滚的披头士，有沾满颜料痕迹的油画家(穿着迷彩服?)，还有到哪儿都拎着易拉罐啤酒的流浪诗人以及打扮得很“酷”的染发女孩……

   开幕前的十分钟是最精彩的，我目不暇接地打量着这些个性鲜明、目光清高的观众们,在灯光通明的“黑匣子”里粉墨登场。应该承认：他们比台上的演员更像演员，更富有表演欲抑或更为“专业”。甚至他们每个人讳莫如深的身世，也将比这个时代的编剧挖空心思想象出来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他们肯定过着比所有的戏剧(乃至生活本身)更有激情的生活，一种特殊化的生活。也将体会到更为深切的挫折与幻灭。

   小剧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为观众而存在的，并非为演员而存在。也就是说，舞台的概念已经延伸到观众席上,以及更大的范围。这只中国式的“黑匣子”也是如此。它蕴藏的内容及外延，比我们所能目击到的要多得多。

   我跟艺术圈子里的朋友会面，就多次约定在“黑匣子”。像这样边看戏边等人或找人的情况很普遍，甚至不乏诗意,迟到者的目光总是先在观众席上搜索，又招手又打哑语的，当然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在大家已习惯了，潜意识里甚至觉得：这是剧情里安排好的。

   在“黑匣子”里还很容易碰见没有事先约定的熟人,碰见了也不怎么惊奇。北京的空间似乎就这么小，熟人似乎又那么多,过一条马路没准就能邂逅几位诗友、画友、酒友抑或发烧友。我还遇见过去的女友挽着别人的胳膊一起来看戏的呢,不时回头望坐在后排的我。我目不斜视，似乎深深为剧情所吸引。但那场戏其实算白看了。

   第二天跟办公室同事“侃”观后感，我差点把孟京辉导演的这部《恋爱的犀牛》说成了《做爱的犀牛》。这算是笑话：一字之差，意义全变了。犀牛是否会谈恋爱?不得而知。至于做爱,他们肯定无师自通。戏剧已经把人性之光播洒到世间万物身上。

   我是黑匣子的常客。但印象最深刻的，反倒是1994年前后在这里看的第一部戏：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放下你的鞭子》(也许看多了,不管悲剧还是喜剧，人也会变得麻木)。前半截套用了抗战时期一部同名的街头戏，在小剧场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进行；后半截演绎一段欧洲某名剧，移进室内,所以看到一半观众也要跟演员一起“挪窝”，感受到场景的更换。

   演前半截时尚是傍晚，天色还很亮，无需灯光。露天表演，群众围观。

   女主角是伍宇娟，穿了身蓝印花布的小褂，虽是扮演受辱的民女，却明眸皓齿，像根葱一样挺拔白嫩。我想，如果真是她的话，地主老财没准也下不了毒手、挥不动鞭子的,还不如反过来抽打抽打自己呢，即使放下鞭子，也肯定是动了想娶她回家的心思。

   夕阳下的伍宇娟本人，比其影视形象还要漂亮。我一边欣赏一边纳闷：这位当时正红火的电影明星，怎么有空来为现场的寥寥百余人表演小话剧的?小话剧其实是一门彻头彻尾洋溢着休闲味道的艺术。或者说，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至于这所谓的少数人，常常嗜好古怪、身份模糊，有时候像精英，有时候又像渣滓,艺术家很容易有怪癖的。

   小剧场简直就是少数人的俱乐部。诗人王家新曾有一篇文章，题为《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只要大于零就可以了。就足以证明少数人的存在。

   小剧场的特色在于小。小剧场，小剧场，要是能再小一点就好了。

   缩小范围比扩大范围要艰难得多,艺术需要的恰恰是提炼或筛选的过程。避免泥沙俱下，避免鱼目混珠。小剧场真正的价值，应该与票房收入无关。
   每次从“黑匣子”出来，需要穿过曲曲折折的胡同，才能走上大街。我边走边想：中国的戏剧宫殿(而且是微型的宫殿)，居然被如此传统、如此密集的胡同包围着、埋藏着。直到站在寒风凛冽的午夜街头招手等车，我尚未完全从沉醉的剧情中醒来,好在出租车会安全地送我回家。我又回到对岸的世俗生活中，像一位离开战场的退伍兵。有点儿惆怅，有点儿失落，但也不无庆幸。

 

   北京的小剧场堪称是新时代的万花筒，或者说，是用沙拉油调和的大拼盘。所有的东西（无论政治、宗教、艺术）都在搅拌机里解构了一遍，然后重新组合，随便挖一勺子，就是香味俱全的后现代套餐。居然还真有不少人好这一口！

   它刚刚解构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又开始解构切·格瓦拉。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作为资源。

   走向中戏的“黑匣子”，发现售票窗口张贴着以红色为基调的海报：一位络腮胡子的外国男人，头戴缀有红星的贝雷帽，正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我掏钱的动作。我的手稍微抖了一下，但还是买了一张票。说实话，我联想起年少年时看过的一部叫《闪闪的红星》的国产片，及其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呀什么的。

   挤在一大群附庸风雅的白领中间，我看完了根据切·格瓦拉的故事改编的话剧。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导演是怎么想的，其他观众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自己的想法：毫无疑问，切·格瓦拉被戏剧化了，成了期巴达克思，成了堂吉诃德，其至，成了哈姆雷特。一个忧郁的革命王子。

   小剧场里的切·格瓦拉，与南美丛林里的切·拉瓦拉，判若两人，简直连孪生兄弟都算不上。

   还是先说说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吧。

   切·格瓦拉，一个永远的游击队员，一个真正的自由战士。当别人都在为利益而战时，他为自由而战，更重要的，自由对于他绝非标语与口号，而是一种必须以生命去信仰并履行的宗教。他与保尔不同，并不关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更接近于牛虻，有点儿脆弱，一尊终将蒙上斑驳锈迹的青铜骑士。或许仅仅为了保持某种原始的诗意，他在南美的丛林地带扬鞭跃马，风餐露宿。切·格瓦拉，革命的苦行僧，继承了隐士与侠客的双重传统。他无论到哪里都头戴缀有红星的绿色贝雷帽（正如后来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永远缠着黑白两色花格的头巾），简直构成起义者的符号。

    我保存着一张他上山打游击的照片（印刷品），坚毅的表情令人人肃然起敬，他肯定不曾怀疑过自己内心的世界，甚至为此忽略了身外的世界，他更习惯在自己的内心作战，投射在世界上的不过是其影子罢了。切·格瓦拉，一个二十世纪的影子武士，一个想当元帅的士兵，一个心甘情愿的牺牲者，漠视权力，荣誉乃至世俗社会的诸多形式，只追求燃烧的过程，而不畏惧成为灰烬。惟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作为祭品，贡献给天空……

    然而，几十年之后，阵亡的切·格瓦拉，又在中国的舞台上复活了。他又穿上绿军装，戴上贝雷帽，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慷慨陈词，把观众带回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国度。可是他的灵魂却被现代派艺术的手术刀给解构了。

    切·格瓦拉，为什么会成为新人类崇拜的偶像？值得反思。

    在持久的和平中，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们内心残留的英雄情结在盲目地寻找着替身。厌倦了写字楼里的生活的白领青年，渴望呼吸到原始森林的气息，渴望聆听轰轰烈烈的传奇（以取代无所不在的轻音乐），于是选择了超凡脱俗的切·格瓦拉。

   小剧场里的切·格瓦拉应运而生，已失去了政治意义、教育意义，他那颇具神秘的经历不过给我们平淡的日子洒了点文化味精，或者说，洒了点辛辣的胡椒粉。我们太需要刺激了，太需要流泪，呐喊乃至疯狂。与之相比，心灵的麻木甚至令人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切·格瓦拉比阿兰·德隆、比尔·盖茨、杰克逊之类更过瘾，更荡气回肠。毕竟，他是一位真正的斗士。

    就像古罗马的贵族在竞技场里围观斯巴达克思们的肉博，当代的白领青年们，在小剧场里为死去的英雄而喝采。看过戏之后，顺手买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他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洗得泛白的旧军装，“军挎”（军用挎包）一样，是不同时代流行的迷彩服。

   老崔健当年穿着旧军装、抱着吉他演唱，培养了一代摇滚青年。如今，也不灵了。他要让位于一个复活的死者，让位于曾经真刀实枪玩命干的切·格瓦拉。流血的英雄，毕竟比流泪的歌手更“酷”更具鼓动性。

    被戏剧化的切·格瓦拉，成了白领青年膜拜的迷彩，成了新世纪的流行色。在没有神话的时代，人们按照自己的口味寻觅制造神话的素材，荤素搭配，煎炒烹烩……甚至能把英雄的血、调试成风花雪月的鸡尾酒。他们并未吸收其中的铁性与钙质，需要的仅是在幽暗的探照灯下把玩的感觉。

    切·格瓦拉变得暧昧了。切·格瓦拉成为白领青年的“宠物”，他的络腮胡子，并非提供给人们休闲时触摸、梳理的。我不愿意看见失落了的英雄以赝品形式出现，并且被人冒领……

    假如你未能真正地理解切·格瓦拉的精神，还不如忘掉他呢。他不会感到寂寞的。

   不要惊醒死者！不要吵醒死者！不要打着艺术的旗号，解构伟大的死者。

   切·格瓦拉在给父亲的信中描绘了一幅自画像：“穿过罗西南特的蹄子扬起的灰尘，举着准备刺向追踪我的仇敌的长矛……如此等等。”然而在笙歌四起的小剧场里，那枝著名的长矛分明带有道具的性质——只能说，它出现在一个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是导演拿错了，把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那一根，拎上了切·格瓦拉的舞台。

    这多多少少削弱了我对北京的小剧场话剧原本怀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