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
一、兼并汉水流域与秦王朝的统一
介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间的汉水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经济与军事战略地位的地带。上游汉中盆地,中游南阳盆地、襄(宜)平原、下游江汉平原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水稻农业区,而且又以南北交汇、地居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至战国前期,汉水流域分别被楚、巴、蜀、庸[1](《汉中志》)等诸侯国割据。加之有“天下之大阻”[2](《大荒西经》)的秦岭阻隔,秦国国力尚弱,暂时无力南下,但仍与汉水上游有一定关系。秦之国都由西戎迁雍后,就与汉水上游的蜀国①有贸易关系。《史记·秦本纪》载:“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战国前中期,楚国是汉中下游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秦曾对汉水上游一带有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曾一度占领南郑②,因巴、蜀等方国的顽强抵抗,大都无功而返。战国中期后,天下形势大变,出现秦、楚、齐三强鼎立局面。尤其是楚,拥有重兵,国力一度称雄,并且国土辽阔,“楚(西)自汉中,南有巴、黔中”[3](《秦本纪》)。应该说同样具备吞并六国、建立一统霸业的实力。此时,汉水流域特别是上游地区是楚西御强秦的重要屏障,对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秦经过穆公以来几代君王的不懈努力及商鞅变法等重要改革,已具备东进决战诸侯的能力,但迫于楚的强大,又无稳定后方,一直不敢贸然东进,因此夺取秦岭以南的蜀、汉一带就逐渐提到议事日程。同时一些著名的纵横策论家们也已敏感地意识到汉水流域的战略地位,如远在燕国的苏代就曾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4](卷30《燕二》);苏秦游说秦惠文王,说秦“西有巴、汉中之利”[4](《秦策·苏秦始将连横》)。秦惠文王时已将战略重点转向西南,先是以“石牛粪金”的假话诱骗蜀王修通了金牛道,为灭蜀打通了道路。但紧接着发生的魏、韩、赵、燕、楚“五国伐秦”军事行动暂时中断了秦国经略的西南战略。“五国伐秦”事件结束后,秦虽然损失不大,但要立刻进攻中原,争“天下之朝市”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当时中原的形势正如司马错所说,“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3](《张仪列传》)。在这种形势下莽撞东进征伐是很危险的。而为了富国强兵则必先兼并巴蜀与汉中之地,这已成为秦国是否能走出困境、实现战略转折的军国大事。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是东进灭周还是西南征蜀,秦国上层发生激烈争论。司马错等力主伐蜀,他向秦惠文王分析说: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3](《张仪列传》)经过激烈的廷前辩论,秦王果断决定出兵伐蜀。同年,秦借巴、蜀交恶,司马错挥师沿褒斜道南下,很快占领汉水上游与成都平原;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12年),秦又派秦左庶长自武关率军自东南而出,与楚大战于丹阳,“虏其将屈,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3](《秦本纪》)。汉中郡始为楚设,据当代历史地理学者考证,其辖区大约为今天陕西省安康洵阳以东至湖北省丹江口一带①。这实际上等于打开了楚国京畿腹地的西门户,对楚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后,秦不断蚕食楚境,攻城掠地,从秦惠文王十四年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先后攻占楚召陵、方城、鄢、南郡等20多座城池,特别是白起攻陷楚郢都,更给楚以致命一击。楚国政治重心被迫东迁淮河流域,从此国势日蹇,走向衰落。秦取汉水上中游后,秦武王派重臣任鄙为汉中郡守,以新城(今陕西安康)为治,并两度亲临新城视察,以视恩重[3](《秦本纪》)。兼并蜀地与汉水上中游地区,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进程意义非同寻常,结果使秦“益强富厚,轻诸侯”[4](《秦策》),一跃而成为七国之首雄。所以清代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禹说:“汉中形势最重,春秋以降属楚,楚为最强,秦不能难也;秦惠文王十三年攻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而楚始见凌于楚矣。”[5](卷56《陕西省·汉中府》)到秦始皇执政时,南方“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方已拥有上郡、太原、上党,东有河东大片土地,政治地理形势已一片大好。显然,攻取汉水流域成了秦在战国后期逐步强盛的关键转折。
二、汉水流域与西汉王朝的勃兴
《史记·六国年表》说:“汉之兴自蜀、汉。”揭示了西汉王朝与汉水流域的重大而密切的关系。刘邦集团虽起家于秦末战乱中之沣、沛之地,并最先攻入咸阳,但鸿门宴以前势力一直比较弱小,并无一统天下、建立王霸大业的实力。真正由弱转强的契机始于受封汉中之时。《史记》中有一条记载过去不大被人注意,即早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义军攻下洛阳、宛城(今南阳)时,刘邦就曾遣郦商所部溯汉水西上,先期占领汉中②。这实际上为后来刘邦集团就国汉中做了准备,也表明刘邦集团对汉中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视与远见之明。公元前206年鸿门宴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领汉中、巴、蜀之地,都南郑。当年四月,汉王集团来到秦岭南麓偏僻闭塞的汉水上游就国。关于刘邦受封汉中的原因,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略有抵牾。《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均说项羽封刘邦至汉中乃出于对刘的防范与流徙,惟《留侯世家》的记载有所不同:“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以献项伯,使请汉中地。”如此则刘邦受封又是行贿自请的结果。从当时刘邦集团所面临的处境以及西征途中就曾派兵入汉事看,《留侯世家》中刘邦、萧何等主动请封汉中的记载应该更符合历史真实。张良早年师从黄石公受学,精通兵书地理,对汉中军事地理形势之重要应该不会陌生。如前所述,汉中早在春秋战国即显名于世,秦取之以得强盛。加之汉中盆地四塞险固、易守难攻的险要地理形势,以及有汉川与蜀中肥沃平原保障充分的粮草供给,无疑应该是当时刘邦集团难得的图谋发展之地。这一点萧何说的很明白:汉中之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6](《萧何传》)。刘邦集团虽在汉中驻扎仅仅只有4个多月,却在这里进行了官爵分封、建制立体③、设坛拜将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步骤,并且最后趁东方齐地叛乱反楚之机,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反击三秦取得成功,并且从此挥师东进与西楚霸王项羽集团决战,5年后终于消灭项羽,建立起赫赫刘汉王朝。在西汉开国史上,汉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刘邦集团赢得了以屈求伸、走出低谷的转折良机,而且在刘邦与项羽楚军决战中原初期,萧何一直在汉中督运粮草,有力地支持了楚汉战争。《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镇抚谕告,使给军食”;《华阳国志·蜀志》也载萧何留守汉中“发蜀、米万船而给军饷”。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汉中褒谷口汉山河堰遗址发现一批楚汉时期修堰用的拴石柱等遗物,印证了萧何在汉中兴修水利的传说与记载[7]。公元前202年,刘邦采纳娄敬、张良献策定鼎关中,建都长安,定国号为汉,标志着西汉王朝的正式确立。关于汉王朝名称的来历,史书并未有明确记载,但一般认为与刘邦由汉水流域崛起有密切关系。揆之汉以前历史,王朝国号大都与地缘政治相关,后世则多以沿袭历史国号为多。而汉之为国号,此前史无先例。一般认为刘邦定国号为“汉”, 有纪念就国汉中经历之意。如清代学者胡渭就认为汉朝的名由是“因汉王初封南郑,萧何有天汉之称”[8]。但笔者认为,“汉”这一国号更多的可能与秦汉时神学政治、天学地理观念盛行相关。《汉书》中萧何所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之说,颜师古注云:“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曰,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天汉,河汉也。”[6](《萧何传》注)北宋陆佃《埤雅》卷19也说:“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河精,上为天汉。诗曰: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言水气之在天为云,水象之在天为汉。”根据这些解释,人间的汉水对应的恰好是宇宙中的“河汉”即银河,是非常具有“位在中央”[9](《势要》)的象征意义的。秦汉时谶纬迷信盛行,天人感应观念深入人心。凡建立政权者大多利用谶纬而行之,如秦末农民起义中吴广,两汉之际刘秀、公孙述都曾利用谶纬迷信而举事。刘邦定国号为“汉”,显然
三、秦汉汉水流域与关中、中原的交通及意义
秦汉时国家政治中心在关中、伊洛平原,汉水上中游是沟通西南、中南地区与黄河中上游京畿地区的交通纽带,秦岭南北间水陆通道俱有,承担着秦汉王朝统治西南、东南地区的桥梁作用。但总的说来,水上交通艰难险阻[10](Ｐ250-257),作用较小,真正对秦汉国家的巩固和强盛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还是陆路交通。汉水上中游汉中盆地、南阳盆地、襄宜平原的秦岭南北间道路交通开拓在秦汉时也一度堪称发达。秦汉时关中、洛阳通往汉水流域的交通路线计有褒斜道、故道、傥骆道、子午道、武关道、方城、三鸦道、“义阳三关道”等陆路信道[10]。其中以故道、褒斜道、武关道最为重要,因而见诸史载也较多。先看汉水上游的南北交通。秦汉时期汉中郡是关中通往蜀地、云滇的必经之地,有秦蜀交通咽喉之称。关中与汉中之间阻隔着著名的秦岭天险,虽直线距离不过近300公里,但山势高峻,鸟道蜿蜒,许多地段仅有栈道相通,古有“蜀道难”之叹。由于汉中盆地地处秦蜀交通网络辐射中心,北有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道通往关中,南有米仓、金牛、荔枝等道通往蜀地,乃秦蜀间驿传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秦汉王朝均十分重视对汉中南北交通道路的整修。故道(又称陈仓道或嘉陵道),是关中至汉中间最早通行的道路。据
四、汉水流域的社会经济与秦汉国家的巩固与强盛
汉水流域不仅在秦汉王朝统一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秦汉的巩固与强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秦统一后划天下为36郡,其中在汉水流域设置汉中、南阳、南郡三郡。此外内史郡的商洛地区地处汉水支流丹水流域,在地理上也属于汉水流域。秦统一后在汉水流域的政治、经济状况,因秦文献阙落,现在还难以系统考察,我们只能从流域的秦代考古中窥其大概。在秦岭以南的秦代考古中,汉水流域是秦墓葬发现较多的地区[13],说明这一地带是秦人在山南的重要活动区域。198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在汉水上游连续发现多处秦墓葬,其中在汉中市西郊一将军墓葬中发现有大量兵器和秦钱币,铜钱形制、大小与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铜钱完全一致,可见这位将军身份不低[14]。此外还在湖北宜昌、襄樊云楚地区也发现数以百计的秦墓葬群[13]。虽然我们还难以弄清秦统一后在该流域的人口、城镇、农业、商业等具体经济门类的分布情况及发展水平,但汉水流域作为秦在秦岭以南的重要经济区应该是无疑的。汉王朝建立后,对汉水流域的依赖更大,不过这种依赖已从军事转到经济方面。汉代的汉中盆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1](《汉中志》)。早在汉高祖二年,史载,“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闹〔搞祖纪))。前引汉武帝征发数万人修褒斜道，
目的也是“汉中之谷可致”〔’]((河渠书》)。秦末战乱，汉水流域波及较少，到了汉代，经过汉初休养生息与轻摇薄赋政策的实施，汉水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很快成为全国农业经济富庶区之一。汉水流域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汉中盆地气候湿润、河流纵横、土地资源优良，先秦时期就得到较早开发，在汉代，流域农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如汉水中游南阳盆地，人口劳动力密集，商业发达，已出现精耕细作农业与繁荣的商品经济都会，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所以司马迁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颖川，故至今谓之夏人。”[3j〔柑殖列传》)西汉时南阳盆地已普遍使用铁器和牛耕，20世纪80一90年代以来，已在南
阳地区发现十几处汉代冶铁遗址，出土有铁农具多种〔”〕;牛耕作为畜力用于农业在南阳也已十分普遍，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多种牛耕图画，生动加陌映了汉太中游她区用牛耕作的情景〔16]:南阳盆地的灌溉农业也堪称发达，据哪道元《水经注》·卷2，记载，西汉在南阳筑有六门堰、钳卢破、樊氏破、邓氏破、堵阳破、丹水堰等多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设施为汉代南阳农业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衡著名的《南都赋》就生动描绘了东汉南阳灌溉农业的发达繁荣景象: 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沟洽脉连， 堤腾相朝。朝云不兴，而演潦独臻，决某则曦，为溉为陆。冬磅夏播，随时代熟。其原野则有桑漆麻兰，蔽麦极泰，百谷蕃魔，冀冀与与。若其园圃，则有寥簇菜荷，奋蔗姜播，薪莫芋瓜，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榕奉若留，雄橙邓橘.草则有辟荔葱若，薇芜荪筱，腌暖漪蔚，含芬吐芳。若其厨膳，则有华萝重拒，俊奉香杭。 (《南都斌))
襄宜平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西汉要次于南阳盆地，但优越的农业自然地理环境得到不断开分到布沟叶只后案居卜_戌有薯欠的坏济富庭区. 东汉时每当中原发生战乱，就有不少难民流寓荆 襄。可以说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 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 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汉水流域两汉文化及地位
秦柞短暂，在汉水流域除了留下了大量墓葬和栈道遗迹、云楚秦简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已无自I*月叁猫岁1书书任升抑时翻付十‘禽称兮赤I卜异查去仕人才辈出，在汉代区域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纵观汉水流域的文化发展史，也当以两汉最为繁荣昌盛，以后唐宋明清竟无出其右，达到了文化的峰值。汉代汉水流域文化的形成及其与
汉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颇值探讨的课题，笔者将撰另文专门讨论，这里仅简要论之。汉代，汉水上游人文兴盛，汉中郡诞生了丝绸之路开拓者张赛、政治家李固等著名人物，造纸术发明者蔡伦的封地也在今汉中洋县龙亭镇。张赛乃西汉汉中成固(今城固)人，汉武帝时以郎应募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北边睡及中亚的联系，获得巨大成功，被司马迁称之为“凿空”[’]((大宛列传”，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其孙张猛在汉元帝时也官
至光禄大夫、太中大夫[0](捕望之传》)。李固为东汉汉中郡南郑人，出生于经学世家，官职历任顺、质、冲三帝太尉，后在与外戚梁冀集团斗争中不幸遇害，人品文章著称于时，时称“北斗喉舌”。其(与黄琼书》中的名句“晓晓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吕]((黄琼传”，是历来被人传诵的名句。当代史学
从政治上说汉多承秦制，但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也即扫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这已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但具体细化研究显然不之叫，创‘喻却仔、卜晶言荟洽孟七韦衬冲寺才卜的份汁汀愉具为成汉代辉煌文明地图的重要板块。至于近年来汉水流域学者一再热心讨论的汉水—汉王朝—汉文化—汉民族的内在递进因果关系问题,确实都是事关中华民族史的重大问题,值得投入力量进一步深入研究。汉水流域在秦汉时期的重要地位已如上所论述,作为在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分野中介于南北交汇地带的重要区域,汉水流域不仅在秦汉时期,而且在以后的历史时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创造出几度辉煌,但就地位、影响程度而言,仍然是在秦汉时期。秦汉王朝都能敏感意识到汉水流域的战略地位并不失时机地开发利用,终于创造出辉煌的文治武功。秦以兼并汉水上游与蜀地完成统一六国的战略转折,两汉王朝则都崛起于汉水之滨,并以汉水为基地征战天下,实现全国统一,创造出灿烂文化。从一定意识上讲,离开了汉水流域,秦汉王朝的统一与强盛将无从谈起。
注释：
[1]华阳国志[Ｍ].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山海经[Ｍ].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
[3]司马迁 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4]战国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Ｍ].
[6]班固 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7]马强.北宋以前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Ｊ].中国农史(南京),1998,(2).
[8]胡渭.禹贡锥指[Ｍ].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9]韩非.韩非子[Ｍ].中华书局标点本.
[10]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研究[Ｍ].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郭荣章,李星.褒谷石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隧道[Ｎ].光明日报,
[13]巩启明,乎林贵.秦文化的考古工作与研究[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 秦文化论丛:第1集[Ｃ].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14]何新成.汉中发现一秦将军墓[Ｊ].考古与文物,1986(2).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Ｊ].华夏考古,1991(1).
[16]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7]张衡.南都赋[Ａ].萧统 文选[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8]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1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册[Ｍ].人民出版社,1959.
[20]卢云.西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中心[Ｊ].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卢云.汉晋文化地理[Ｍ]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1]刘大祥.南阳汉文化[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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