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何建明
第八章 下不了的黄鹤楼（上）
走不出的红围墙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名伟人，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他所一手开创的业绩，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和君主所能相比的。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已经去世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否定这一点的。
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和人民对他的敬仰，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人，渐渐成了亿万人敬重、崇仰的心中“圣人”和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主心骨。所有这一切，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是昨天和今天我们是否曾经反对过“个人迷信”，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所表现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这份感情，始终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许是由于人民对毛泽东的这份感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毛泽东本人历来反对他同人民群众的隔绝，而作为担负他警卫工作的我们这些卫士及公安部门，又必须这样做。
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除了他工作外，他是非常喜欢能同人随随便便地聊天，谈话，甚至开玩笑的。尤其是随着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走向“神化”时，他的这种心愿就更加强烈，有时到了渴望的程度。我们这些每天为了挤公共汽车，为了排队买一件紧俏商品而整天诅咒大街上的人太多的平民百姓，是无法想象作为一国之主，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的这一心愿的。虽然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且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议论毛泽东晚年因被神化了后所出现的一幕幕悲剧时，总是不加以客观地分析，慷慨激昂地批评这位伟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但倘若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并且再加入几个假如的话，大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是的，假如毛泽东能不受卫兵、不受中央的有关规定的限制，能经常接触群众，了解来自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假如毛泽东能像一名基层的普通领导干部一样，能经常到农村、到工厂、到社会的最基层，亲自听一听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对自己所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意见，而不是靠那些专爱唱赞歌，报喜不报忧的人所送上的“报告”、“材料”来了解情况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悲剧也许不会出现，也许，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在今天就已经实现了。也许，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
人，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也同样。然而，当我们从卫士那里了解到作为亿万人民的领袖的毛泽东，平时却不能随随便便到一个农舍家吃上一顿红烧肉，随随便便到一趟工厂去听一听那里的工业建设是否搞得对头，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源，便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是我们从毛泽东卫士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它们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文献和许多党史教材中，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毛泽东、对导致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会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我是‘文革’前离开毛泽东的，对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并不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后，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如果我说一句，毛泽东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来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种现象从毛泽东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就越来越严重。”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毛泽东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毛泽东的安全却十分保险。那时，人民和毛泽东之间无任何距离。毛泽东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毛泽东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哇。可是，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提出并有所表示过怎样的加强他行动安全的任何建议。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绝对保证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的那一系列安全措施，也没有错。
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是1949年5月1日那一天。这天，天气特别晴朗，北京正是春意正浓时。
下午约二时许，我在值班室听到电铃响了，便知毛泽东睡觉已醒，便直奔他的卧室。
“银桥，我们到颐和园去。”一听毛泽东这样说，我非常高兴。心想：主席该休息休息，换换脑子了。因为前几个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解放，中央上下都十分鼓舞，毛泽东这段时间情绪亦极佳。时常吟几句京戏。只是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的一大堆事，他没日没夜地会见各界民主人士和起草各种文件，依然不能很好地休息。而今天，他能主动提出来去颐和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自然欣喜万分，再说，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想好好玩玩颐和园这一闻名中外的皇家公园。那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过去除了钻山沟，住窑洞外，谁也没有享受过逛公园的福气呢！大概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的心思，在临出发时对我说：“叫上其他同志，能去的都去。”于是，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差不多全体出动，真是沾他老人家的光了。
车，很快到了颐和园东门。刚下车，毛泽东就撇开我们，径直走向一辆比我们先停在一旁的一辆汽车。噢，原来他是有约会！此时，我们这些随行者才恍然大悟。
打西柏坡“赶考”进京后，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接见民主人士，或在书房畅谈，或在会场小议，或亲自大驾光临某君家舍。而又有不少次与著名人士是相约在戏场、公园。这一次又是了。我心里不由感慨道：毛泽东啊毛泽东，他的头脑里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
“主席，您好啊！”这次约见的是位银丝飘荡、长衫拖鞋跟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因为我们进京城的那一天，在西郊机场进行了入城的仪式，检阅三军时，柳亚子先生当时作为各界欢迎代表也在场。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当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柳亚子先生相识，并从此成了至交。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是1949年2月的事，毛泽东特意让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正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打电报，邀他到京参加政协会议。
柳先生身材虽小，却骨头很硬，是个不屈不挠的民主人士。老先生是这年3月18日到京的。我们是随毛泽东在3月25日到北京的。当时因为正值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毛泽东工作异常忙，并赶着写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因此，政协会议要拖到9月份才能召开。柳亚子对此很不满，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自比前汉的“五鹿”，大发不得重用的牢骚，并扬言怀才不遇，想离开政界，回乡隐居。
那天，正逢我值班，毛泽东看柳亚子此诗时，我在场，听毛泽东读完柳的诗后，声音很大地说道：“好家伙，竟对我如此大动肝火！”
我一听，忙问：“主席，谁敢跟您大动肝火呀？”
他笑了，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是位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谁呀？”我好奇地问。
“柳亚子，他是中国的一个大才子，了不起的大才子。清朝末年时就组织过进步文学社，是个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的硬骨头哩！”从毛泽东的充满赞誉的话中，我对这位“柳长胡子”从此有了一些认识。
末了，毛泽东捏着柳亚子的诗文，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待我有闲时，要找他谈谈，谈谈就好了么。”
这一天，我们来游颐和园是5月2日。当时我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前一天，把他在4月29日特意为柳亚子写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写下了一首回诗，那诗便是《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针对柳亚子的不满情绪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用“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句，委婉批评和规劝柳亚子先生应从革命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
柳亚子得到毛泽东这首诗后，触及灵魂，既自愧，又鼓舞，因此，相邀毛泽东“聆听教诲”。就这样，毛泽东和他便在这天相逢在颐和园。
这一天，江青带着李讷也去了。
“好么，亚子，你可近好？”毛泽东双手扶着老朋友的两只胳膊，端详着。
“好好，托毛主席的福啊！”柳亚子先生连连称好。
“——我说亚子兄，别老主席主席的，老朋友之间，你这样叫，我可不自由了。”毛泽东站住脚步，很是认真地说。
柳亚子一愣，继而捋着胡须，开怀大笑道：“好好，我还是叫你润之兄，润之兄。”
“这就好么！”毛泽东也高兴了。
看得出，柳亚子的满腹牢骚大概此时此刻也云消烟散了。两人边交谈，边朝颐和园的里头走。
看过大戏楼，游了谐趣园，又爬坡到了益寿堂。
茶室里，毛泽东和柳亚子品茶论诗，谈笑风生，一派诗人学究的气氛。约一个来小时，毛泽东站起身，提议道：“走，乘今天我们都很高兴，到公园去好好游一游。”
“好，如今茶饱牢骚消，游园——痛快，痛快！”柳亚子拍了拍肚子，欣然答应。
从益寿堂下来，便直接进入了长廊。
诗人气的柳亚子面观眼前的这一历史建筑物，感叹道：“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是可耻至极。”
老先生一激动，就会把一双拳头放在半空中挥舞起来。
毛泽东则完全是一副哲人的大家气度。他接过柳老的话说：“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她慈禧当初用建海军的钱建了这个颐和园，这在当时是犯罪的。现在看来，当时即便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来享受，总比她和朝廷里的王爷们挥霍掉要好么。”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妙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席，您真是伟大啊！”他的大拇指挺挺地直竖在毛泽东眼前。
“哎哎，你又来了，亚子兄，这样不好么！”
经毛泽东这样一说，柳亚子先生不好意思起来。不过，他还是固执地说道：“伟大，润之，毛泽东是伟大的。”
转后，我们几个卫士扶毛泽东和柳亚子到了小火轮、石舫处，两人又是一番议论。途中，遇见林彪和叶群，彼此握手，互道珍重问安后即别。
这时候，毛泽东提议：“我们登船游湖吧。”
柳亚子欣然答应。
我和一名卫士随他两人坐在一只游艇上，其余的人坐在另一只游艇上。
借春风荡漾湖水，毛泽东和柳亚子兴致甚高，湖面上不时泛起阵阵欢声笑语，船到湖心时，柳亚子先生又挑起了话题。他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党胜利，这是肯定的。因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方，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笑了，操着一腔浓重的湖南方言，说道：“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老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些都是天鹅肉，好看吃不着，他能不失败吗？”
“哈哈哈……对对。”柳亚子频频称是。
游船绕过湖心岛，又穿过美丽壮观的十七孔桥，准备在东岸泊船。
这天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日期间，游园的人很多，那时，虽然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也是相对紧的，但绝不会采用“静园”那样的做法。可是，毛泽东到颐和园游园的消息不胫而走。当看到岸头围着的人山人海时，我不免紧张起来。因为那时北京刚解放，城里暗藏的反动分子、敌特分子的地下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有坏人躲在群众中耍什么阴谋，情况就复杂了。
“毛主席，是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岸头，群众已经看得清我们船上的人了，于是高呼口号，人头攒动，那场面是自发性的，所以既热烈无比，又显得乱哄哄的。
怕出意外，我问毛主席：“主席，是不是改地方上岸？”
“哎，不要改，不要改，都是群众么，有什么怕的！”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点被岸头的群众场面所感染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一般情况下，只要碰到的是群众，毛泽东是从不愿意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索性走开的。今天当然也会这样做。
这就使我更加紧张，因为我知道今天的警卫力量是十分不足的，除了我们几个卫士及几个外围警卫人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警力。十几个人要应付面前成百上千的人是很难的，警卫毛泽东是万不能有半点漏洞的呀！
我赶快又是招呼卫士前前后后贴紧毛泽东，还要兼顾柳亚子先生，同时，又得指挥几个警卫人员尽可能地维持秩序。
可是，当毛泽东一上岸，任凭我和几个警卫干部喊破嗓子，使出全身劲也招架不住汹涌的人浪。
那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几个月时间，可北京城里的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之心早已遍及。能在公园里亲眼目睹毛泽东的风采，谁都不想错过机会。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并且拼命地往毛泽东身边拥。有的人还抢着伸出手要和毛泽东握手。这种场面我们几个卫士还是第一次见，所以都有点束手无策，紧张得心都吊在嗓门口。小伙子手握着手，一个个都用魁梧的身躯，护卫着毛泽东，并且随时准备用生命来保卫毛泽东。
好不容易到了公园的大门口。可是，这里的情况更糟。
大门口外的人要比公园里围观的人不知多几倍！当时我真有点傻眼了。一旦出了事，我这个卫士长怎么向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呀？新中国的成立，还等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呢！怎么办？怎么办？
什么办法也没有呀！成千上万的群众则更不顾一切地拥过来。我当时只有一个能选择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泽东。可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来自左右前后的各种可能突然发生的意外。于是，我命令卫士们都这样做，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除了我们不可能像铜墙铁壁似的把毛泽东围起来外，毛泽东的身材也比我们卫士都高，用警卫术语说，是“目标太暴露”了。
一切听天由命吧！
抹着汗水，我瞥了一眼毛泽东。只见他脸上无半点笑容，只是那双眼睛闪着明澈的光芒。他在激动。动情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表情。他的情绪与群众完全融到了一起。我真想对他说一句规劝的话，请他不要停步，马上离开这儿。可我知道，这时是不会奏效的。
一切都在顺其自然地发展着。
“嘀——嘀嘀嘀——”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紧促的哨声。啊，我看到救星了：两队公安人员和解放军队伍开了进来！
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掉了下来。
毛泽东和柳亚子总算挤出了人群，登上了汽车。
“我的老天爷，今天可太险了。”回程路上，我边脱着湿透的军装，边说着。
毛泽东却满不在乎地说：“用不着那么紧张，那么多群众，即使有坏人夹在中间，他也不敢掏枪打的。他的手会发颤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么。”
他说得轻松，可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后好久，我的心却还在颤呢！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3年2月在武汉的那一次。
这一年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过的。
刚安顿好，他便要我和秘书通知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的领导同志，要他们来汇报情况。当时，我们一行去了不少人，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同志都在内。毛泽东对武汉很有感情，他告诉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来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去过汉阳。这次来很想过江到汉阳那边看看。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毛泽东的到来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要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听取指示。那时武汉市委书记是王任重同志，当时王任重同志很年轻，也显得十分精干，毛泽东似乎对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很赏识，多次找王谈话，并且发表了他老人家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是赞成进步的，反对保守的和落后的。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个落后的中国。”
在招待当地党政领导和少数部门负责同志的午饭后，毛泽东拉着当时兼任武汉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刘惠农的手，说：“刘惠农同志啊，武汉三大块，我只到过武昌、汉口两个地方，就是没去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怎么样呀？”
“主席，这事……”当时，刘惠农显得很为难。因为在这之前，罗瑞卿部长等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已经向当地的同志打过招呼，希望大家配合劝阻毛泽东不要上汉阳去。一则那时还没有建大桥，二则也没有渡江的轮船，三则汉阳那边社会治安秩序还不稳定。
“怎么，有困难？”毛泽东又问。
刘惠农不能不表态了。“主席最好不去。”
“为什么？”
刘惠农便搬出了上面三个理由，哪知，毛泽东想做的事，别人是很难挡驾的。他反问刘说：“你刘惠农去过汉阳没有？还有你，王任重——市委第一书记去过汉阳没有？”
王任重和刘惠农回答：“当然去过。”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笑了。又问：“那你们是怎么去的呢？”
“坐划子。”
“好啊。你们坐划子去，我也坐划子去。”
看来此行必成了。我看罗瑞卿部长也只好在一旁搓搓后脑勺。
第二天约十时左右，长航局派了一条船，见刘惠农来了，我便叫出毛泽东，于是一行几人便一起上了船。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船一直开到叫做舵落口才回航。船在江水中乘风破浪，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巡视着汉江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便靠了岸。“清代的汉阳兵工厂是在这一带吧？”路上毛泽东问。
刘惠农用手指着巍峨屹立的龟山山麓一带，说就在那里。不过，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就把工厂设备迁到了四川，原有的厂房被日寇炸得已无几存。1950年下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那里建了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当年李鸿章都知道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军事工业，不过，他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封建王朝。如今，我们也要建厂，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返回的途中，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关切地问王任重和刘惠农：“老百姓如今想到汉阳是不是都得坐划子？”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武昌与汉口之间的长江大桥中央政府和湖北省已着手动了，汉水上的也应该有座大桥，这就可以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那对群众就方便了，武汉市的建设会有个飞跃。”
王任重听后欣喜地保证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加快武汉三镇的水上交通建设。
仅两三天时间，我从毛泽东与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的谈话中，渐渐领会到了毛泽东对中南重镇武汉市的战略建设是何等关切。他像指挥三大战役似的，给诞生不久的当地人民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决策性的指示。我不由心里暗暗敬佩毛泽东的伟大：他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设计师。
作为一名毛泽东的警卫员，我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一天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的事情。
那是2月18日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初五。前两天毛泽东睡眠一直很好，每天能在清晨三四点便可躺下睡上几个小时。因为要在白天听汇报，参观工厂、城市，所以他也学会了能占用白天的时间工作。18日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对我说：“银桥，今天是初五了吧？嗯，俗话说，初三初四吃足喝饱，初五初六，灯笼庙会。现在正是外面热闹的日子，我们也出去走走。”
“哎呀不行呀，罗部长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一着急，随口而出：罗瑞卿部长已吩咐过的事，为了防止意外，中央是不允许毛泽东随便到民间走动的呀。
“不让他罗长子知道，我们自己去么！”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像个淘气的小孩子。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答应他。因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是太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上街逛马路，去小摊上吃一碗豆腐脑，跟老爷子开心地聊上那么一会儿。
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
于是，还是报告了罗瑞卿部长——对这，我必须服从罗瑞卿，而不是毛泽东本人。
拦是拦不住的。罗部长他们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须戴上口罩。
于是，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刘惠农、杨奇清等领导同志加上我和几名卫士，陪着戴口罩的毛泽东，拾级登上了龟山蛇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春节，游公园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一群一二十个人，无论怎样把毛泽东拥簇在中间，可毕竟异常显眼。在登上黄鹤楼时，正当毛泽东扶栏回顾，兴致无限地俯视江城美景时，从我腋下溜过几位小学生。俗话说人小眼尖。这几个小学生在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几米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位“戴口罩”的大个子。恰巧，毛泽东的目光移到了小学生处。
“毛主席？！”有个小朋友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不要紧，偏偏毛泽东又朝小朋友们点点头。这下可热闹了，几个小学生像沸油锅里溅进的几滴水，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啦——！”
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把整个江城两岸给沸腾了。我站在黄鹤楼往下走的石级上，抬头举目，脸马上变了颜色：这一次的人可比昆明湖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再说，这里又不比北京，是在毛泽东外巡期间，对一个曾经是国民党伪政权盘踞过的江城，其敌情、社情、地形交通我们都极为陌生。一旦发生意外可是干瞪眼啊！
我不由把目光投向“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军，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谁知久经沙场的罗瑞卿部长此时的脸色紧张得丝毫不亚于我。
“快，快把主席围住！”他朝我大声吼道。
于是，我们几名卫士和当地的警卫人员迅速挽臂将毛泽东围住。
可是，我们几个人哪顶得住像泰山压顶般拥来的人潮呀！
“来来，我们再围一圈！”一看不对劲，杨尚昆、李先念、罗瑞卿、王任重、杨奇清等几位领导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了，学着我们的样子，手拉着手，背靠着人群，双脚死劲地蹬着地，在我们的圈子外面又拉了一圈。他们喊着，叫着，用自己的职务劝说、命令群众不要拥，不要挤，可群众像根本听不到似的，或者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要看毛泽东，想跟大救星握握手，说句话。
“这样不行，得想法跟市里联系，派部队，派公安局的同志来帮助呀！”
“可怎么出得去呀？”
我听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急促地商讨着。是啊，谁能出得去呢？李先念、王任重都是当地省、市的领导，此时想从省里、市里调人也没法子。那时要像现在有个对讲机什么的就好了。可真要是部队和公安人员来了，面对这种场面又能怎样呢？
别无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吧！
虽然当时只能如此，但我们依然想的是尽快让毛泽东安全脱离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黄鹤楼。因为这里目标太大，四周开阔地又宽，不出一小时，会有十几万、上百万人拥来，那时情况就会更复杂了。围观的群众他们想的是希望看一眼毛泽东，而不太会注意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前面能看得到毛泽东的人希望能跟自己的大救星多待些时间，而后面没能目睹领袖风采的人更着急，会拼命朝里拥，谁能保证不出事？
“卫士长，不行……不行啦！”卫士赵鹤桐气喘喘地对我说。
我想问他怎么啦，可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只好晃晃拳头，示意他坚持。
“水……铁壳水瓶都挤扁了！”小赵告诉我。
“就是人……挤扁了，也要……保卫好毛主席！”我拉着冒火的嗓门，终于朝他及其他卫士喊了一声。
不知挤出了多少汗，我只觉得再过一会儿自己的脑壳就要炸了！
怎么办呢？“罗部长，我们想法向江边动，这儿距江边最近。”我请示罗瑞卿，他连连点点头。
于是，我们全体护卫毛泽东的人，一边喊着一边一步步地向江边挪动。
人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使多大劲，也动弹不了几步路。眼看我们全要垮了，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急眼了，铁青着脸朝群众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我们要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
“大家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罗瑞卿这样喊着。
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我哭了，卫士和警卫战士都哭了。想不到群众是这样的自觉行动！我真想跪下双膝向他们磕几个头。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了脸上的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致意。
很长时间，岸头的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欢呼声直冲九天云霄。我看到许多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的船开了，岸头的人潮就随着我们的船一起流动，站在江中观看这壮丽的场面，没有不被感动的。
毛泽东终于安全到达了住处，可负责保卫的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同志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来向毛泽东作检查，说自己失职，没有把保卫工作做好。事后还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
毛泽东呢？他对此毫不介意，在罗、杨检查时还仿佛迷恋在黄鹤楼时的情景中，乐呵个不停，丝毫没有责怪他的“大警卫员”，只是幽默地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