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打算讨论包豪斯的内容。关于包豪斯，估计国内对这个主题都谈滥了。去年是包豪斯成立90周年，很多学院都组织了纪念性的讲座、国际研讨会、论坛、展览。我去参加了台北辅仁大学的论坛，在那里见到了魏玛包豪斯博物馆的馆长。之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又联手策划了“包豪斯在中国”的大型展览，准备在2010年9月下旬在汕头大学举办，邀请了很多重要的学者前来，包括德国包豪斯的几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主任，也包括欧美最主要的包豪斯研究专家。这次会议可能是国内举办过最高水平的包豪斯研究学术活动了。在研讨会和展览中都提到我曾在中国为推广包豪斯的思想、体系做过的努力，因此希望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写点什么。我按照编辑部组稿的要求，在这里谈谈我看到的包豪斯在中国的情况。

首先要说的是，虽然在1920年代，有极个别的中国人曾经听说过包豪斯，或者甚至有机会在德国去过包豪斯，但是这个学校在全中国基本是无人知晓的。1949年解放之后，中国的艺术教育全面走苏联体系，形成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所谓“国油版雕”体系，教育上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为方针，基本完全摒弃西方艺术，包豪斯自然从来无人提及。这种情况一直到1980年代才有所改变。我记得我1982年刚去广州美术学院的时候，看到过一本好像是包装装饰协会的刊物，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华东一个艺术院校相当有名的教授，说“包豪斯是什么？最近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包豪斯是一个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学术权威”云云，后面通篇在骂这个姓包的人。对包豪斯的无知情况，右此可见一斑。

从1887年到1937年，从中国到西方留学的青年有几万名之多，其中学习艺术的大约只有200人左右。当时，艺术并不是一个多么受到重视的专业，设计就更不必提了。在这200名左右学习艺术的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学绘画的。虽然当时正是现代艺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但他们之中，绝大部分学习的却是欧洲正在淘汰的学院派体系。个中的原因，当然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民众的鉴赏习惯、艺术家自己的鉴赏习惯都左右了这些留学生。何况包豪斯存在于1919-1933年，曾经搬迁过三次，1919-1924年在当时德国魏玛共和国首都魏玛，1925年迁移到德绍，1932年再迁移到柏林，它的教学体系形成应该是在德绍时期。在包豪斯轰轰烈烈地进行教学试验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内乱之中，1919-1927，是包豪斯最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国国内在军阀内战、在开始北伐，最后迁都南京；1931年，包豪斯撤换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国内正是日军侵占东三省的“918”事变；1933年包豪斯关闭，中国局势日益紧张，面临日军大举侵略华北；因此，虽然中国当时有几所美术学校——上海美专、苏州美专、杭州的国立艺专、北平艺专、武昌艺专、广州艺专，还有中央大学（南京）的美术系等等，但是内乱加上国难，这些院校除了沿用早期留学人员带回来的学院派体系之外，无缘亦无暇去留意远在德国的包豪斯。

1949年解放之后，随着院校第一次大调整（1953年前后），更加突出了学院派在艺术院校的地位。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第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强力贯彻到整个学院派体系中，艺术教育中以意识形态挂帅。随着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边倒地向苏联靠拢，派出的留学生几乎全部去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数量众多的留苏学生中，绝大部分去了苏联学院派的堡垒“列宾美术学院”，也就是原来卡瑟琳娜大帝建立的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邀请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几期油画培训班，从而为全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院派教育体系奠定准备了人员的基础。后来，这些人员中不少都成为国内艺术院校的教学骨干，更加强化了学院派的教育体系，并且有意无意地使得学院派成为中国艺术教育的唯一体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加上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其他的艺术流派都销声匿迹了。在这股大潮流前面，包豪斯不但不会被介绍、被借鉴，并且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完全从中国人的视野中彻底抹去了。

于是，在半个世纪里， 包豪斯在中国完全不为人知。

我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全面查阅过国内出版的所有的有关艺术教育、基础教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方面的出版物，“包豪斯”这个名称竟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留学苏联的人也都不知道，因为苏联不但封锁包豪斯的情况，并且连他们自己在1920年代建立的、在现代设计教育改革中具有和包豪斯同样重要地位的学校“佛库特玛斯”也完全屏蔽掉了，苏联连构成主义运动都闭口不提，留学苏联的人自然没有可能了解到战前德国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的情况，更加无从知道这个学院对世界设计教育的影响力了。我估计，解放后有可能知道包豪斯的人，大约只有极少数几位曾经由国家派去东德的留学生。其中余炳南先生留学于莱比锡美术学院，莱比锡离开魏玛和德绍都不远。不过，东德也很抵制包豪斯——格罗比乌斯设计的包豪斯四栋教员宿舍中，他本人住过的那一栋就被东德政府拆了，在原址上建造了一栋非常丑陋的民房。余先生应该是有机会了解一些包豪斯的情况的，不过，即便他有所了解，回国之后也没有机会去介绍、去宣传——他回国后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连艺术都谈不上了，还哪里有机会去讲述包豪斯呢。

如果解放后的人没有途径了解包豪斯，那么退回到解放前的阶段，当时是不是有人知道呢？我想，应该还是有的。虽然中国去西方留学学艺术的学生，半个世纪只有200来人，但是这些人中肯定会有人知道、或者听说过包豪斯的。1920-30年代，中国都有留学生在欧洲学习艺术，那是包豪斯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曾经在魏玛包豪斯博物馆、柏林包豪斯档案馆查阅过学校的学生名册，其中没有中国学生的名字，日本学生倒是前后有三位。但是，在法国的艺术学校、比利时的艺术学校、英国的艺术学校查找中国留学生，则有不少，特别在法国的一些私人画室中学习的学生人数最多。这些人中，大概有一半的人后来回国了。包括徐悲鸿、颜文良、林风眠这一批留学欧洲的，也包括高剑父、高奇峰、陈之佛这些留学东洋的，还有李铁夫这些留学美国的，除了陈之佛在日本学校了工艺美术之外，其他的人基本都是画家，回国之后也集中力量办西式的美术学校。并没有看到他们提及包豪斯，更加没有在教学上学习包豪斯的基础课程方法，或者在学院中建造木工、金工工作室的情况。也就是说，根据手头的资料，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当时有人在国内正式介绍过包豪斯。

2010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