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者国之大事，慎于乱动（一）

侯东岳

今天看到一个报导，专家说现行税收体制已不适应调节收入差距需要http://business.sohu.com/20100813/n274188140.shtml，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高培勇的主要观点是：政府调节贫富差距，重要的是要建机制、构渠道，在当前的中国，这种机制和渠道的首选，应当是税收制度。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贫富差距与税收制度关系不大

我们知道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先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否则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得要领，即便暂时缓和，日后必然是小病刚去，大病又来，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

很不幸，中国目前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吉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显然，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在哪呢？是税收制度造成的吗？如果说税收与贫富差距有关系，顶多也就是在收税的执行环节出现了腐败、执行不力而已。既然高培勇并没有说明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又凭什么说税收制度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首选机制和渠道呢？

中国贫富差距的产生

中国的贫富差距，始自改革开放之处邓 小 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近乎完全的收入平等或至少表面上的收入平等难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惟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才能鼓励人们的积极性。当时联产承包的农民，成了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下海经商的市民则成了第二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时的贫富差距只是引起了部分人的牢骚，并未引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使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快速增长之路。

但是1980年代以来的不正之风以及由经济改革中价格双轨制而带来的官 倒，产生了了中国第三批先富起来的人。由于这批先富起来的人不仅富的太快，而且富的太容易，不是依靠劳动致富，而是依靠钱权交易的寻租，因而引来了社会大众普遍的强烈不满。如果说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靠的是勤劳，第二批先富起来的人靠的是胆大，那么这第三批先富起来的人靠的就是出身。

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取消，官 倒基本消失了，市场经济也逐步建立起来，特别是由于对民营经济从原来的限制逐步地转化为容忍、扶持，一批民营企业成长起来，由此也产生了中国第四批富人——企业老板。这些企业老板致富的手段千差万别，有靠紧跟市场的，有靠内部管理的，有靠技术的，也有靠国有资产流失的等等等等。当然偷税漏税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因此归纳这一批富人产生的原因，可以用“市场”来概括。

显然中国富人的产生并没有到此为止，贫富差距在此时也没有成为社会突出的矛盾。真正让举国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并且在产生富人的同时还产生了相对的穷人的是第五批富人的崛起，而他们的致富靠的则是——土地。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从供应品变成了商品，因而一个无比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随后更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十年，既是中国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十年，也是中国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十年。有关房地产问题的分析文章汗牛充栋，我在此不须多说，只说一句，房地产之所以会造成贫富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住房的市场化与土地的非市场化同时并存。

在第五批富人产生不久，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国退民进，第六批富人也开始逐步形成。本来国退民进是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专注于非竞争性领域，但非竞争性领域，往往会变成垄断领域。这样国有企业一方面由于股份制改造以及公司治理的改进而提升了经营能力，一方面又由于主要在垄断领域经营，因此获利能力急剧提高，很多企业甚至成为了公认的最赚钱的企业。当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国企老总并不是企业财富的拥有者，他们虽然排不进富豪榜，但是少数国企老总对财富的挥霍则在社会上起到了更为负面的影响。而垄断企业的员工、特别是较高级别的经理们则分享了相当程度的国企财富的增值。也正是因此，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中国目前贫富分化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出身和所处的行业。

解决贫富分化的根本出路

了解了中国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解决贫富分化的途径自然就很容易找到。

前三批富人或者已经基本消失，或者已经算不上富人了。而对靠市场发家的企业老板，应该用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予以约束，避免其对员工的过分压榨。对靠土地敛财的房地产商，则应解决土地流通的市场化问题。对依靠行业特点而致富的行业，则应引入竞争，去除垄断。

富人问题解决的同时，还应解决穷人问题。实际上，穷人问题已经在解决富人问题的同时得到了部分解决，比如避免了企业老板对员工的过分压榨，员工的收入就会提高；降低了房价，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就会提高；去除了垄断，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就会增长。

在此之外，解决贫富分化的重点还在于提高政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提高民众福利水平，改进民生基础设施，例如在教育、医疗、交通方面的改革等等。而绝不是恰恰相反地像高培勇提出的那样去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