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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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中国这个“人类学的实验室”里，二十世纪的进程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进行错误实验的历史。令人扼腕的是，实验的对象并非没有生命的无机物，而是亿万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国民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

        实验的失败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浪费了几根试管，而是百年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不堪命。可就在这片浸透了血泪的近千万平方公里大地的土壤里，竟意外地开出了两朵奇葩。上海学者朱学勤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还是厚待中国人的，为了让中国人清醒地看到文化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他在地球上特意安排了同一个文化版图上截然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对比。比如，他安排过东西德的对比，他安排过南北韩的对比，安排过南北越的对比。而在中国，他唯恐人们看不清楚就特意安排三块对比，同一个文化版图上除了大陆，还安排了另外两个制度模式的对比。”

        这“另外两个制度模式”的其中一个模块，是香港。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在东西方世界夹缝中成长的香港，走过的道路堪称独特而又充满了戏剧性。十九世纪中叶开埠时的香港，还只是南中国边陲一个地脊山多、人口稀少的小渔村，但其后获得了发展先机，晚清曾长年居住香港的王韜在《香港略论》一书中这么描述：“甫里逸民东游粵海，荏苒三年，…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盖寸地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香港华人虽咸守英人约束，然仍沿华俗不变，不独衣冠饮食已也。…必修己而后治民，必自强而后睦邻。”

        看得出来，王韬对当时香港的建设、风俗、服装饮食等均有所称许，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百年后的香港成为世所瞩目的中国之“雄镇”的，会是什么？

        二十世纪中叶神州风云变色，中国的民间社会意外地在香港凝聚成了一股文化与社会的力量，成为制衡国共意识形态、保存中国文化的一隅自由地带。其后香港发展出一九六0年代的经济开始强劲成长、一九七0年代的“香港精神”、一九八0年代的“职业人”精神，一九九0年代创意产业的辉煌，以及香港人引以自豪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成熟的市场规则和社会福利、廉洁高效的文官系统。二十世纪末回归后香港的本土意识和公民社会日益滋长，香港人因此呈现出百味杂陈的矛盾心态，到了回归十周年的二00七年，香港学者马杰伟、冯应谦撰文对此作出分析：

        “回归后的10年里，香港人需要从复杂的媒介符号和频繁的跨境经验中，协调本土和国族身分。他们对国运日隆抱有期望，却又对国内种种问题心存疑虑。…总括而言，从调查可知，愈多香港人称自己有一個混合的本土国族身分，他們尝试把自己的本土文化身分联系到国族身分之上，在他们眼中，这是有多层意义的：对文化、经济、历史方面有认同感，在军事、政治方面则不大相容。”

        与香港相比，第二个制度模块——台湾，其走过的道路之独特和戏剧性较之香港不遑多让。当一百多年前刘铭传远道而来出任台湾首任巡抚的时候，他期许自己“以台湾一隅之设施而成为全国之模范，以一岛之建设基础，增益国家之富强”，并留下《刘壮肃公奏议》一书，记录了十九世纪晚叶的台湾：“窃照台湾孤峙海外，山榖阻深，素为盗贼逋逃渊薮，而彰嘉尤甚。法事粗定，臣即令台镇章高元驻防彰、嘉交界之处，镇摄中权，外盗稍知敛迹。----伏查台湾民情枭悍，嘉义、彰化两县，伏莽尤多。历年抢杀拒捕，未获一人。土匪横行，暗无天日…查台地烟瘴横生，水土恶劣，两年间病没厅县十馀员…再台湾民情强悍，土豪把持，清丈升科，事事草创，较之内地，办理尤难……”。

        刘铭传也绝对料想不到，当年“水土恶劣”的台湾，一百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他期许台湾成为中华民族之模范的，百年后又到底是什么？

        刘铭传身后的台湾走过五十年的日治殖民时代，见证了一九四0年代国民政府的光复和“二‧二八事件”，走过一九五0年代开启的长期戒严和地方自治，走过一九六o年代的土地改革，走过一九七0年代的十大建设和经济起飞，走过一九八0年代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走过一九九0年代的民主化落实和本土化运动，走过二000年代的两次政党轮替。而什么又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呢？不用说，是中华史上首创的民主政治体制、丰富成熟的公民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传承延续、多元开放的价值观。二00七年，台湾学者陈芳明在《台湾历史如何完成转型？》一文中，这样描述台湾的转型历程：

        “历史的转型是如此缓慢，从威权时代到民主开放，已经走过百年的时间，纵然历史阶段的转化时何等迟缓，但整个社会之追求解放终于还是无法抵挡。从蒋介石到蒋经国时代，戒严体制毕竟已是告终；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时代，动员戡乱时期终究宣告结束；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时代，政党轮替的民主机制也还是成功建立起来。每个历史阶段从未发生过革命或政变，因此权力继承也从未发生断裂。从台湾战后的政治史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可贵的传统，也是很重要的文化资产。不需经过兵刃流血，就可使整个社会从威权体制转化成为民主体制，这种现象放在第三世界的经验来参照的话，是相当罕见的历史演变。”

        在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实验室，正因为它们地处边缘，反而使自己拓展出独特的发展历程，绽放出异样的炫目光芒，在百年后成为中国外围的两座灯塔。当然灯塔也有并不怎么光明的一面，譬如香港特首立法会的双普选迟迟得不到落实、政治透明度的不足、执政者与民众对话渠道的欠缺、贫富悬殊等等；譬如台湾民主体制的先天不足、共和精神仍未生根、族群分裂和社会对立、社会中间力量的欠缺等等。不可否认，它们这样那样的缺点肯定不少，但是它们的脚步的确，走在华人世界的前头。

        它们都是“亚细亚的孤儿”，却在那被遗弃被孤立的艰难时代里，燃烧过，发着光。过去它们的名字代表着“自由”，在多少中国人的心里，默默地，向往着；现在它们的名字代表着“希望”，在多少中国人的眼里，默默地，期待着。

         期待什么呢？期待它们继续葆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被强大有余理性不足的经济巨人所同化。更期待它们——这两个民族近现代史上的“异类”——能够在制度、文化乃至价值观上，成为巨轮航程的坐标与指引，为中国的前途出路提供启发、新思维和想象空间。尤其在近年来中港、两岸之间提升往来的时代里，能够于潜移默化间引领中国走出制度的泥淖，带来中国一个全新的未来。

        朱学勤是对的，的确“上帝还是厚待中国人的”，安排给中国人另外两个不同的制度模块，哦不，两座灯塔。这两座灯塔虽然很小，身子瘦弱，但它们的光在暗夜里可以投射得很远，照得很亮。

         我的内心，像朱学勤一样感恩，然后默默地，期待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