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张学良将军幽居台湾 (2)
张学良奉命写《忏悔录》
1954年，蒋介石为了总结大陆的失败教训和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准备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其中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共产党方面的相当欠缺，蒋介石想让张学良把西安事变的经历写出来，当做史料保存，同时也以此考查张学良的思想和态度。于是，蒋介石要特务队长刘乙光将此事告诉了张学良。
关于西安事变，多少年来，张学良一直积郁在心，不愿提及。现在蒋介石既然要他写出来，张学良就鞠诚以告，按照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和耳闻目睹，据实写了一份几万字的回忆录手稿，是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完成的。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回忆录后，将张的手稿交给蒋经国，说：“该文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于是蒋经国将这份手稿只印了二三十份，分送给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领导人。
但是，事过多年后，1964年7月，在台北出版的“总政治部”主办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却登载了张学良手著《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摘要，共九段二十七款。台北《民族晚报》又把这篇《忏悔录》分段转载，在岛内引起极大轰动。因为这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也是张学良被拘禁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不料，《民族晚报》很快就奉命停刊，刚刚出版的《希望》月刊，也被勒令停刊，发行在外的杂志也要悉数收回。
现在流行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台湾当局发表时自己所加的标题，人们沿用了下来。通观全篇文字，都不存在张学良要忏悔的问题。这一自述虽经修改，但基本上如实反映了张学良的言行和思想，以及发动西安事变的良苦用心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赤子之情。
张学良后来在口述历史时说:“‘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据张学良说，蒋介石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为了写这个东西，跟张学良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张学良就回了他一封信。张学良在信中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他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他跟什么人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接下来就说我这个人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们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是蒋经国干的事。他把前头改了，加一点儿，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但是在发表时，题目写的却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
张学良说，假设他不要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蒋介石）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
实际情况就是，1955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出一场风波。蒋介石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皈依基督教 蒋介石接见张学良
1956年，张学良在完成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之后，在宋美龄、董显光等人的牵引和帮助下，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他不再治史，也不再提笔著文，对于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不愿再作回首。赵一荻与张学良一样，同时皈依神学。
1958年至1959年，蒋介石特派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和《圣经》的董显光察看张学良的思想和行为。董显光向蒋介石汇报了张学良信仰基督教后的言谈举止，说一切都很正常，并请求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恢复他的自由，蒋介石表示首肯。
1959年3月，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解除原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的管束。至此，张学良已被严加管束了22年。所谓解除管束，蒋介石只同意撤去张学良的“警卫人员”，但仍留少数“安全人员保护他”。
“八．二三”金门炮战以后，蒋介石在台北大溪梅园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监禁以来他们第一次相见。这时蒋介石已73岁，张学良也59岁了。 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幽禁处
那天，张学良忽然被接到台北，让他一个人在一间大客厅等候。他以为一定是安排外国人或记者见他。等了一会儿，进入客厅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张学良没有见到他已经有许多年了，这次见面使他有新奇之感。
这次相见是在晚上，当两人目光相遇时，也许都在对方的身上停留了许久。毕竟岁月流逝，人生易老，感喟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风姿不减当年，见到张学良后他表面上是很亲近的，询问张学良的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张学良说：“一切很好，请不必劳神挂念。”
寒暄之后，蒋介石很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要多保重身体，国家还有重用你的地方。我叫经国和你经常联系，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你可以搬来台北住，你和经国商量，看看什么地方适宜。”
张学良“晋见”蒋介石的第二天，又回到高雄。没有多久，就从高雄搬到台北居所。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台湾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蒋介石夫妇时常去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到场，他们悄悄坐在最后一排。
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等蒋介石、宋美龄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
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的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直到1961年9月，张学良才在“当局”批准下，与亲属见面。而这一面，他与寿夫人及弟弟张学森等亲人之间，整整隔了25年。
张学良和蒋经国的交往
蒋经国接管“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后，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
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蒋经国心中的打算是：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张学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的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首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何妨。” 张学良(中)、蒋经国(右)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
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
1959年张学良“解禁”后，他提出希望在台北近郊自己盖房的要求，蒋经国立即同意，还提供三块土地让张学良选择。张学良最后选定在复兴岗复兴三路兴建宅邸，新居落成后，蒋经国送了一套中式家俱给张学良。
蒋经国最初为张学良选择的地点是阳明山。阳明山原名草山，是台北市郊著名的风景区。但是，张学良看中的住所，不是山庄别墅，也不是西式洋楼，而是阳明山公墓上的一所普通房子。
由于宋美龄认为阳明山潮湿，东西易坏，加上董显光等人极力反对居住在公墓上，张学良最终在台北市北郊投区复兴岗建造住宅。地皮是公家的，建筑费是由张学良自己出的。他选择这个地方，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条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条通往卢沟桥的永定河吗？早晚眺望可引起故国山河之思。
张学良迁入新居后，生活稳定了下来。不久，宋美龄、蒋经国、张群、王新衡等相约前来祝贺。
搬到北投后，蒋经国很注意同张学良联络感情。张学良的好友王新衡和蒋经国经常跑过来，大家一谈就谈到深夜。
这时，特务队长刘乙光调回了安全局，由副队长熊仲青接任队长，队下仍有30来人。这时张学良的安全，完全由蒋经国主管，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老夫妻举行婚礼
1964年7月4日，在台北杭州路一位美国人的别墅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秘密婚礼：新郎是年已63岁的张学良，新娘是51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这是他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30年后，终于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的一天。虽然赵一荻多年来甘苦备尝、情愿她的青春尽付少帅，并非为了求得一个早该属于她的妻子名分。可是，这一迟来的婚礼，对于她来说，委实太不容易了。 张学良、赵一荻初到台湾
张学良于1926年与赵四小姐认识。当时赵四小姐还不满14岁，她虽生在豪门世家，却不染骄奢淫逸之气。
张学良与赵一荻1927年夏在北戴河海边的不期而遇，促使他们之间的情感迸发。
1928年冬天，经张学良的秘密安排，赵四小姐由天津秘密出走，前往关东沈阳，以实现一年前与张学良在北戴河的密约，演出了轰动一时的“绮霞失踪记”。他们两人在沈阳北陵同居。赵父震怒，在报上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然而，赵一荻对张学良的痴情仍不改当初。1940年，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因乳腺癌不能继续在湖南幽地陪伴张学良时，赵一荻当时在香港。她闻讯后，立即放弃优越安适的生活，毅然将只有10岁的独生子张闾琳送至美国寄养，只身前往湖南。从此，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年的伴狱生涯。
为了张学良皈依基督的需要，周联华牧师提出，张学良必须和赵一荻结成真正的夫妻方可。但是基督教规定，一个男人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因此，张学良必须解除与尚在美国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之间的婚姻关系。于凤至在承认并赞成张、赵之间的美满姻缘的同时，毅然同意解除与张学良的夫妻关系，以真诚的善意复信台北，希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尽快喜结连理。
政见之争 宛若仇雠 “不可纵虎归山”
1972年6月，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至此，蒋介石准备让儿子接班的意图已十分明确。蒋经国锐意进取，刷新政治，从不实际的光复大陆的虚妄目标，转向较为实际的根植于台湾本土的经营。
张学良与蒋经国、蒋纬国往来甚密。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张学良的寓所拜会，也陪张学良外出游玩、钓鱼，聊天的话题则无所不包，只是很少触及“西安事变”四个字。蒋经国经常不经预告，车子一转，就到了张家，而且只要张学良家中有好酒，他拿起就喝，显示两人之间无拘无束的情谊。可是当别人问起时，蒋经国则是顽皮地说：“到一个姓张的朋友那里。”
蒋经国也时常邀张学良与赵一荻到官邸，享受一下家里厨师的厨艺，并且小酌几杯。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专程表示祝贺。张学良知道蒋经国事务繁忙，就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减少彼此间的来往。
有一晚，蒋经国带着美国军事顾问团等人，七八部车浩浩荡荡来到张公馆。那时已是半夜两点钟，蒋经国等人进门就喝酒吵闹。张学良本已睡下，下来后口气不悦，以后蒋经国就少来张宅了。
在蒋介石的金婚纪念日，邀请张学良夫妇为上宾，但在政治上仍被视为政治犯、党国罪人。
1975年4月5日，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次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说蒋介石已于几小时前去世，张学良听后大吃一惊。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八个月前在台北士林镇凯歌教堂做礼拜时。那时蒋介石已相当虚弱，脸色腊黄，举止呆滞，行走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望着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给张学良留下一个虚弱不堪和颤颤巍巍的身影。
4月8日，蒋介石遗体移至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下午，经过宋美龄和蒋经国的许可，张学良携赵一荻前往吊唁。
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目紧闭的蒋介石。在张作霖遇难后，张学良的命运就与这位死者捆在一起，近四十年来，他的一生，因为蒋介石而改变了原来的轨迹。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书写的挽联，长叹一声。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短短的十六个字，虽然概括了他与蒋介石一生的微妙关系，但是，五十年的恩恩怨怨，又岂是短短的两句话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由于蒋介石积怨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张学良始终不能释怀，所以他临终前与蒋经国谈话，在谈到张学良时，告诫儿子：“不可纵虎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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