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
★★★百年第一任校长：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
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要是还活着的话,到今年该是一百四十岁了。他也就能看到自己创办复旦时的理想和曾经为之艰苦奋斗的复旦园,在这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里将会开出多么绚丽的花朵,而这些光彩夺目的花朵也许是他做梦也没能看到的。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相伯是他的字,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阴历三月生于江苏丹一个数代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中,这正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侵入中国的一年。一九三九年由广西经越南去昆明途中,因病卒于谅山。马先生历经中国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时代,更是目睹封建帝王、反动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政权的腐败无能、贪婪媚外,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中之现状。因此,这使他从小就孕育了强烈的爱国心。
他自十二岁起为追求知识,背着父母独自离家,用了十天的功夫从镇江来到上海,进入法国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就读,直至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刻苦研读了廿年。以后,他搞过译者,当过神甫和徐汇公学的校长.三十七岁时(1877),又抱着一腔爱国热忱欲为富国强民之举,离开教会,登入仕途。他飘洋过海游历考察了欧美日本等国,搞过洋务,办过外交,给清廷提出过不少"富国强民"的建议,更去朝鲜襄助改革政事,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使他的满腔救国热忱一时为之灰冷,遂于一九零一年他六十二岁时退隐沪西土山湾。
但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是不会置之不顾的。马在退隐之后,对过去的失败,痛定思痛,实不甘心就此罢休,因此转而想从"启发民知,教育救国"的道路来进行奋斗。这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夙愿。他自游历欧美回国后,鉴于"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心想办一所新式大学,教授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知识,为将来中国的富强选就人才,所以,他虽已到垂老之年,而这个办学校的信念却愈益强烈。
他是在一九零五年,六十六岁时才创办"复旦公学"的,要说清"复旦"创办的经过,还得从他创办"震旦学院"谈起。马自退隐沪西土山湾后,有在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任教的蔡孑民(元培〉介绍了二十四名青年学生来,开班教学,一年后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跋涉前来,向马求教。就在这个基础上，马创办了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的创办既得到法国教会的资助,但更受到了他们的限制,因为,以办教育为名,进行文化侵略是正适合帝国主义者的需要的，当时法国教会将徐家汇老天文台给震旦作校址,并派了数名外国司铎(神甫)担任义务讲座,震旦遂于一九零三年三月一日开学上课。
马相伯在创立震旦时,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一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二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三点：一是注重文艺,二是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不仅如此,在学校开办后,马还在校内从事反清宣传,遭到法籍神甫的反对,迫使他转而到校外去进行这些宣传。他更收留了当时因作诗讥时政而被满清政府要缉捕正法逃来上海的青年士子于右任,让他化名刘学裕入震旦就读,并免去了他的学膳费。马的这一系列主张和行为,是不符合帝国主义办教育意在进行文化侵略的宗旨的,当然会受到教会的不满和反对。一九零四年,教会为加强对震旦的控制,调安徽法籍传教司铎南从周来震旦当教务长,南乘马生病休养的时候,着手改变了原来的校政,"尽废旧章,别定规则"致使"学生大哗,相率离校",当时全体学生摘下震旦校牌,集体离校。马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也毅然宣布辞职,退出震旦。
在马率领学生离开震旦后,会得教育界知名人士严复,袁希涛等,另行筹设"复旦公学"。当时所以要起名为"复旦",是有"复"我震旦之"旦"的强烈爱国意义的。所以说,“复旦”是在反帝爱国的斗争中诞生的,它以后所经历的道路,也确是一条反帝爱国光荣的斗争道路。
复旦创立之后,一切仍照震旦旧制,更发扬光大之。
复旦初创时的困难是难以言喻的,既无校址,也无经费,更缺少教员。马并未为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社会贤达的支持下,和学生们共同奋斗,先将从震旦迁出的一部分校具图书,寄顿在旧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新闸路之间的某宅中,继而由马出面打电报给他们的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拨得吴淞营地七十余亩作为建校之用,并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领得开办费二万两,在一九零五年中秋节正式开学。为了解决教师的缺乏,马以六十六岁的高龄,自任法文等教授。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为避战火，马又带着师生避居无锡。上海光复后，即将学校搬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借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继续开学上课。直到一九一三年,马接受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才辞去了复旦校长之职,由李登辉接任。复旦在马相伯前后主持的九年中,巩固并发扬了它反帝爱国、倡民主、争自由的优良传统。复旦的进步师生在各阶段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起着积极的带头作用。
马李校长时代,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一度常至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亦均来复旦作过讲演。教师中更有许多进步人士参加过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如陈望道、陈子展等参加过新文学运动,洪深、顾仲彝等领导过进步戏剧活动。抗战时期,曹禹、老舍等也来校讲课。在那些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复旦有讲马列主义哲学和史学的张志让、吴振羽、吴译、胡曲园等教授,更有为数众多的革命学生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和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如夏征农、黄逸峰、竺可桢等。
马相伯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宗教的影响,他的思想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他毕生为国家富强而操劳,使他不愧为我国杰出的有骨气的爱国教育家。在他的言论集里曾经回忆过去说："我幼时便因国家忧患而感受痛苦,记得读法文通史课本中,有对我国所下评语,讥刺我们这种民族……,我的好老师,常提醒我为国努力。"所以,在他十八岁那年,上海法领事署欲聘他担任领署秘书时,他严词拒绝说:"我学法文是为中国用的。"
马爱护青年,毕生寄希望于青年。在他当校长时,和同学亲密无间,时时和他们谈心、讨论问题,故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和困难总喜欢去找他解决。同时,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他召集同学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评论,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以此提高大家分析问题的能力。
就是在他离开复旦后,还仍然关心着学生们的成绩,在他一百岁那年,马写了一篇讲话,对当时处于比较艰难环境中的同学们加以激励说 "……今吾校远涉巴渝,恢复有期,诸生宜各养浩然之气,勿馁勿厥……。"
★★★一代代母校情传后人--儿子李贤政谈李登辉校长
谈起父亲李登辉，李贤政这位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脸上是满满的眷恋之情。距离1947年登辉老校长去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在李贤政眼中依旧鲜活而生动，宛若昨日新见。
李登辉生于荷兰，求学于新加坡、美国，任教于南洋，然而在外飘泊求学生活岁月始终抹杀不了他体内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血统，磨灭不了他身为中国人、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于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他毅然于1905年回国，当年便与马相伯等人一同创办了复旦大学，191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47年李登辉逝世，他在祖国的42年，始终与复旦休戚相关，为复旦的创建穷尽了一生的心力。
作为儿子的李贤政对此深有感触，在他看来，父亲极爱自己一手创办的复旦大学，他的一生都是在为复旦的创办而奋斗拼搏。复旦校舍原选定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建设固定校址，李登辉于任职后的第2年，即1918年，前往南洋募捐15万元，后在江湾置地建校，奠定了今日之复旦根基。在李贤政眼中，父亲有着松竹般的风骨，但为了募集建校资金，他不惜多次往返期间，登门拜访，说服捐款人捐款，这无一不表明父亲对复旦深深的爱。
曾有校友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文章中说道：“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
1915年，李登辉校长为复旦规定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随后校徽、校旗、校歌、校庆日和校花(白玉兰)也陆续制定，在他手中，复旦大学开始正规化，成为国立大学。
李老校长常说要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武力，要有“牺牲、服务、团结”的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领土，为所欲为时，他愤怒异常，不仅坚持独立办学思想，多次拒绝日本人提出的出来工作的要求，还积极支持学生的反帝抗日爱国行为。
除了教育家，李老校长在儿子眼中，更是一位极好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从不信奉棍棒式，也决不只是说教式，他总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举动为学生、子女作出榜样。他常说：“教育批评要以情动人，而非以规章制度压人，不能破坏学生的自尊心，而应感动他。”
李老校长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日常言行、道德典范均以教义为宗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以圣经为范本，但创办学校时他却坚持学校与教会分离，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决不强迫学生信仰基督。
父亲的节俭生活给李贤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校长每晚的饭菜必是素食，李贤政清楚的记得，每到晚饭时分，父亲总会让他到弄堂里去买2个铜板的黄豆、3个铜板的油炸花生当晚餐。
登辉老校长夫妇极为相爱，伉俪情深，李老校长极敬重妻子汤佩琳女士，自妻子去世后，老校长极为悲痛，时常怀念妻子，每逢吃饭时，他必要把身边的椅子抽出摆好，“那是父亲留给母亲的位子。”李贤政老人说道。
父亲对复旦的热爱深深影响了自己，李贤政1946年毕业于复旦经济系，并留复旦中学执教。不管身在哪里，他都对母校有种深深的眷恋和热爱。2000年，李贤政夫妇千里迢迢从加拿大回到祖国，回到母校看看，2005年他们再一次踏进母校的校园，祝贺母校百岁寿辰。“复旦今日之规模是往日不可比拟”，母校的发展让李贤政极为欣喜，“父亲倘若亲见，不知会怎样开心呢！”
★★★一代宗师陈望道：德高学富 功业长存
陈望道，字任重，浙江义乌人，于1952—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他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先生一生的伟绩，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在为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题词中集中概括为“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扬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
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
1919年，望道先生迎着国内“五四”运动的滚滚热流毅然回国，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陈望道到那里即以学校作为阵地，热情地响应新文化运动。此时，在知识分子中，不乏受新时代的催生成为普罗米修斯的人物，他们迫切希望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最为迫切的，就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极为优美、精炼，因此要翻译好《宣言》是极不容易的，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加困难了。恩格斯自己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过《共产党宣言》，但都是片断，而且均不准确，甚至谬误到可笑。
尽管翻译《共产党宣言》难度极大，但陈望道还是知难而进，接受戴季陶等人请他翻译的稿约。因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共产党宣言》，深知该书的分量，是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是在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只安置了几件简单的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尤其是他当时的翻译工作占有极少参考资料，只能依据日文本并参考英文本进行试译，这又使翻译工作难上加难。但陈望道凭其顽强的毅力，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陈先生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许许多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对斯诺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的第一本就是陈望道先生译的《共产党宣言》。
除《共产党宣言》外，陈望道先生还在1919至1921年间，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产业主义和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许多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这些译文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阐扬修辞学奥蕴 一代宗师
陈望道先生不仅是思想战线上一位革命的战士，也是学术研究中卓越的先驱。
他在语文学方面打破陈规，开辟新途，著作颇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的《修辞学发凡》。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用科学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以体系严谨，阐述清晰，例证确切，观点鲜明等著称。
有感于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陈望道先生早在上世纪初，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时，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
自日本回国后，他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开设了修辞学课程，编了讲义并不断加以修订，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修辞学外，他还对文艺理论、社会意识学、美学以及因明逻辑学等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并出过专著，如此刻苦钻研，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终于在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这部著作。在该书出版时，好友刘大白特地为它作了序，给予极高的评价。该序指出：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出版，才有了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郑子瑜在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是这样评价《修辞学发凡》一书的：“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
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在是非正义面前也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1931年7月，因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先生被迫离开复旦。1939年重回迁校于重庆的复旦中文系任教，开设逻辑学和修辞学等课程。1941年9月，他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尽力保护进步学生。后任进步学生较多的新闻系主任，长达8年之久，促进了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为复旦大学五十年代的飞跃性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语言学家吕叔湘为纪念先生百岁诞辰，写下了“德高学富，功业长存”八个大字，不仅是对先生毕生功业的概括，也是对后辈的期望。(夏玉兰)
★★★复旦大学历任校长：苏步青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师谢希德 ------ 复旦之魂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门前的草地上，一尊铜像静谧地笑望着人们。
“一位传播友谊的使者，努力让她带领的大学奔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是复旦人对塑像原人的评价。
她就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
谢先生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被美国人称为“中国半导体科学之母”。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说：“在中国科学界，MadameXie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
对百年复旦来说，更值得铭记的，是谢先生创导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之风，带领复旦大学真正迈上国际化之路。先生的“孩子”
“论经验与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1983年，谢希德在她就职复旦大学校长的仪式上如是说。
在复旦的国际化道路上，不能不提到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这个由谢先生一手筹建的中心，如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
“每当看到那和蔼的眼神、月牙般弯弯的笑容，我们都会再次想起谢校长。美国研究中心就像谢先生‘晚年的孩子’。”中心办公室主任乔长森望着塑像说，“谢先生为这个孩子可谓呕心沥血，现在，她还陪伴着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看着中心一点一滴的变化。”
中心主任倪世雄教授感言：“在她的领导和言传身教下，中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国内外有相当影响力和水准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成为中美两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乔长森回忆：“即使是在中美关系最紧张的一年，中、美之间几乎所有的会议都取消的情况下，中心的那次中美会议却在谢老师的努力下照常进行，当时也得到了美国领馆的高度重视。”
20年来，中心召开了53次国际会议，举办了267次国内研讨会，中心成员出访380人次，邀请来讲学或进修的国外学者550人次。现在，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750万元建造的中心二期工程，也已经竣工落成。
把里根请上讲台
2000年2月的一天，美国国会山上，身为众议院军事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科学委员会高级委员的众议员韦尔登先生，默默地为病中的谢希德祈祷。
他曾经为这个女人的理想与执著打动，并因此改变了自己一度坚持的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政治立场。
正是谢先生，以其过人的智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改变着她身边每一个外国人对复旦、对中国的认识。
早在谢先生成为校长之前，她就曾带队参加德国伽兴召开的国际核靶发展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开启了复旦大学参与国际交流的大门。上世纪80年代，又是谢先生的积极努力，促成了一件彪炳复旦史册的大事。
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政策不明朗。在国内外诸多压力下，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却受邀登上了复旦大学演讲台。而这，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幕重头戏。
谢先生每年都赴国外参加各种专业会议和学术交流。每一次，她都要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向人们宣传中国。人们惊叹这位老太太，“人是那么小小的，能量却非常大”。“中国妈妈”
千禧年除夕，举世狂欢之际，谢先生悄然辞世。
谢先生过世后，她的各国朋友都发来唁函。一位称她为“中国妈妈”的美国姑娘，在越洋电话里痛哭失声。
人们爱戴谢先生，因为她不仅活跃在学术领域，还一直倾心于妇女问题和世界和平问题。乔长森说：“谢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学界和国际友好交往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在乔长森心里，谢先生是“与众不同，非常典雅”的——“典雅不仅仅是她对穿着的讲究，还有举手投足，谈吐之间的一种气质”，“做人做事都显出大家风范”。这也是其他人的同感。
谢先生曾为现复旦大学物理系资剑教授修改过博士论文，并写过一封推荐信，资剑回忆：“1995年初的一天，当我接过谢先生亲笔写的、整整三大页的推荐信时，泪盈眼眶，”而那篇博士论文，“她改的地方比我写的还多。”
在一次上海市的教师节晚会上，主持人问谢先生：“是什么力量使您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回国？”谢先生对着话筒，一字一顿：“我、爱、中、国！”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幕，也成了在场每一位观众永远的回忆。
“希圣希贤领学风，德慧术智紧疢躬，女流从此亦强者，杰出中华举世崇。”谢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校友以这首诗来赞美她，每句开头的字组合在一起便是——“希德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