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第4章 (3)张学良在台湾的亲人


 

             孤岛落日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张学良将军幽居台湾 (3)

 

                   张学良在台湾的亲人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森(在张家中排行第五,张作霖五夫人——寿夫人的儿子)一家人于1948年到了台湾,他们成了张学良在台湾最为亲近的人。

1954年的一天,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五年级小学生)在一家诊所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她是第一次见到大伯和大妈。令她无法理解的是,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她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你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样?奶奶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后来闾衡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大山中,一呆就是十余年!

张闾衡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到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一个星期天,卢致德约他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他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张闾蘅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是张学良?他们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闾蘅怎么也想像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张学良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

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出屋门。负责监视他的刘乙光有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

张学良到台北市区,总会到弟弟张学森家坐坐。

张学良带兵打仗时,弟弟张学森还是嬉戏打闹的顽童一个。

1965年的一天,张学良来到了弟弟家。张闾蘅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的脸上,大伯的言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她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谈话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他们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大伯知道张闾蘅在美国留学,见到她是否会想起他们在美国的儿女呢?

张学良每星期要到弟弟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张学森家转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他们家人聊天。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弟弟家人大摆“龙门阵”。张闾蘅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

张学良喜欢讲述在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张闾蘅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他们的老家,张闾蘅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1979年冒着风险,张闾蘅返回祖国看了看。                             张学良与亲属在台北

日子久了,张闾蘅和妹妹闾芝成了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他们三人聊,赵一荻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他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他们,有时张学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张学良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赵一荻,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靠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他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张学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张学良喜欢热闹的性格跟侄儿侄女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这也是他喜欢到弟弟家的缘故吧。有时一呆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赵一荻有些紧张,张学良正聊得兴头,故意装做听不见,能多呆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

张学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弟弟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他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

有一次张学良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席间有人说:“大爷,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笑得不亦乐乎。

正因为张闾蘅他们能感受到大伯内心的寂寞与思念,他们想为他做点事,妹妹张闾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大“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张闾蘅1979年“贸然”进了大陆,乘火车去了广州。这是她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她在广州东方宾馆住了两天,回到香港后,张闾蘅急不可待飞往台湾,想把自己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告诉大伯。见了大伯,还未开口,大伯悄悄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张闾蘅一跳!她进内地没有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张学良告诉她,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况,是要大伯找她核实。张学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                    张闾蘅

1982年,张闾蘅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地招待了张闾蘅,介绍她认识了一些张学良的熟人,她也告知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张闾蘅向张学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张学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地对张闾蘅说: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张闾蘅按照大伯的意思去做了,无形中变成了张学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成了张学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惟一渠道。

 

 

                 昔日阶下囚  今日座上客

 

    70年代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化,两岸关系开始解冻。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为台湾国民党的“总统”,继续推行他革新保台的既定政策。

    蒋经国宣誓就职回到家中,第一个打电话祝贺的就是张学良。蒋经国悉知张学良的用意与苦心,在他看来,父亲对于迟暮之年的张学良仍畏之如虎,实在有些多虑了。这位当年的少帅,如今已是78岁的老翁,没有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难道在这个孤岛上,还能演出一幕西安事变,再掀起一场政治波澜吗?既然如此,何不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宽容呢!

    10月10日,张学良受蒋经国的邀请,参加了国民党双十节阅兵式,就坐于中央观礼台上。这是张学良被监禁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张学良的连续出现,立刻成为台湾民众和新闻媒体一致注目的新闻人物。

    1979年10月5日是中秋节,在大直七海官邸有一场别具涵意的聚会。与会者除了主人蒋经国夫妇外,来宾包括:“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资政张群、战略顾问何应钦、画家张大千、国安会议秘书长黄少谷等人,另一对引人注目的贵宾,正是张学良夫妇。隔天,各报都显著报道,台湾的百姓都已了解,蒋家昔日的“阶下囚”已成了今日的“座上客”。

    1980年10月20日,在“总统副秘书长”张祖诒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的陪同下,张学良夫妇又前往金门参观。

    参观金门后的第二天,台湾各报又登载了张学良访问金门的消息,并配发了他在金门前线用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的照片。

    这是蒋经国的用意:你们(指大陆方面)说张学良不自由,我就拉出来给你们看看,名义上是张看大陆,实际上让大陆看张。张学良早就想摆脱政治的干系,没想到还是做了一回政治游戏的工具。

    对于张学良,蒋经国已不像他父亲那样严加限制了,张学良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但他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人。

    蒋经国与张学良的关系,表面看来十分亲密,实际上仍然心存芥蒂。因为蒋介石临终前“不可纵虎归山”的嘱咐,会时常在蒋经国的耳边回响。

 

 

                   张学良终于“解冻”了

 

    1988年1月13日午后,长期患病的蒋经国终因心脏功能衰竭,在台北去世。

    第二天,张学良获准到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祭这位与他交往了近四十年的台湾“总统”。他在赵一荻的搀扶下缓缓步入灵堂,凝神注视着蒋经国遗体,神情哀宛婉凝重。他在蒋经国灵前深深鞠躬,内心充满痛苦难言的感怀。

    从灵堂出来,赵一荻轻挽丈夫欲让他坐回车中,但张学良却轻轻拂开夫人的手臂,驻足缓缓回过头来,久久凝视着哀乐低回的灵堂,那目光分明是在告别一个时代,向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最后的诀别。

    此时,西安事变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仍然未获得自由。蒋氏父子的相继去世,张学良的命运才获得较大的转机。张学良终于走出幽禁所,走向人间,成了一个自由的居民。

    就在蒋经国去世不久,国人对张学良的记忆,才刚刚掀起。呼吁为张学良“翻案平反”的呼声不断。

    李登辉上任不久,即邀请张学良夫妇到他官邸茶叙。

    张学良这位“冻结”的功臣,现在“解冻”了。历史不再有禁区,张学良可以同历史学者唐得刚、望冀等人见面,谈谈他们想知道的一些历史。

    台湾人也知道了张学良,一个与他们课本中不一样的张学良。他成了媒体的热门人物。他成了历史的“熊猫”,每天收到的来信就不下十封,大陆人来台湾最想看的也就是他。

                           张学良晚年生活

张学良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他所去过的地方:大帅府、金家巷、华清池、台安、黔灵洞等,都有他的事迹展览。

    然而,张学良也把一个谜留给世人:尽管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时,他都激动不已;尽管他从不掩饰他对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家乡的眷恋之情,但为什么“解冻”已过十年的他,却一没有再踏上回家的路?           张学良老年生活

    张学良本人对此未作正面回答;而赵四小姐的回答则是:他们都笃信基督教,基督徒四海为家,不一定要落叶归根。

    另有一种说法是:当张学良准备动身回大陆时,台湾方面有人告诉他,还是以不去大陆为好。因此他就放弃了回大陆的打算。               

    当年英姿勃发的张少帅,如今已垂垂老矣,连吃饭都只能进流食。恐怕没人敢冒险让他从大洋彼岸的夏威夷飞回祖国。看来在他有生之年,遗憾就只能是遗憾了。

    张学良曾写下这样两句诗:“虚名误人深,白发催人老。”

 

 

                      九十岁华诞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的生日本是6月4日,因与那天是他父亲的忌辰,他就改在6月1日纪念他的生日),是张学良的90华诞,冠盖云集为张学良祝寿。张学良伉丽踏进设在圆山饭店12楼的昆仑厅,赵一荻忍不住说:“汉卿,真想不到有这一天。”“是啊,真想不到。”张学良回答。

    在此之前,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一大批对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充满崇敬之心、且对他无端遭受不公正待遇50多年心有不平的国民党人士,早就在酝酿着对张氏的一个公开的祝寿活动。当张学良90岁生日到来的时候,张群等80多名国民党上层人士及景慕这位民族英雄的海外学者们,共同发起了一个震动中外的张学良九秩祝寿。与其说这是一种祝寿,不如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开平反虽然是迟到了的平反。

    90岁的张学良在寿宴上感慨地说:“人说虚度90,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毫无作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觉得万分惭愧。我何德何能,蒙诸位朋友为我祝寿。感谢上帝,除了上帝之恩外,什么也没有。”

    尽管张学良称自己“虚度90”,“什么也没有”,但他的一颗爱国心,却从未泯灭。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留下一首诗自况:“孽子孤臣一子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民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如今已是百岁高龄的张学良,谈到自己长寿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睡觉睡得好。他说:“我喜欢睡觉,最大的原因是不知道愁,就算第二天把我枪毙,我也得睡觉。”

    “不怕死,不为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是张学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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