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对通胀认知的言论和政策建议中，我这是第二次看到富有独立见解的观点。第一次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先生，他认为，中国物价的上涨具有结构性特点，而不符合“物价普遍上涨”――经济学对通胀的定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价格改革主动拉高了资源价格，这样的物价上涨不能用简单的、紧缩货币的方式解决。

这次我再次看到厉以宁先生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专题协商会上指出：“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最怕的是‘滞涨’而不是单纯的通胀”。他说：中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属于混合型的，因此不宜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而应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

厉以宁的这一观察十分正确，他看到了通胀在中国的特点。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消费占了GDP的70%，所以消费物价的涨跌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但中国，投资、净出口、消费对中国宏观经济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所有领域的价格涨跌，而不是只关注消费物价。

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通胀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一刀切”式的紧缩货币，因为不对症下药，往往适得其反。厉老就举例指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有针对性的增加投资和信贷支持才能缓解。你看，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不是要紧缩货币，反而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货币。

这样的案例很多。比如，2005年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使得中国通胀压力巨大，而这样的通胀就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为什么？因为所有人担心的是：上游商品价格上涨一定会传导到下游商品，引发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当时，我们报道最多的是，上游价格上涨，什么时候才会传导到下游。

这样的通胀一定不可以用加息、紧缩货币的方式加以解决。原因是：第一，我们加息无法抑制国际市场的商品投机；第二，上游商品价格上涨已经使企业成本压力加大，加息将进一步加大企业成本；第三，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企业为了实现同样的生产规模，必然需要更多的贷款，可这时候贷款却收缩了，结果是企业生产规模下降，失业增加。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息、紧缩货币并没有减少市场流动性，反而强化了市场流动性。那时候，大量境外资本流入是中国流动性增加的主要渠道。为什么他们要进入中国？一方面，中国紧缩、人民币升值使中日货币利差、汇差都变得有利可图，诱使“热钱”流入；另一方面，中国央行紧缩只是从中国的实体企业中抽血，而“热钱”根本不进入实体企业，这导致什么结果？央行紧缩实际仅仅是从实体企业抽血，而越紧缩越抽血，热钱就越多，流动性就越大，以致恶性循环。

最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楼市价格暴涨，实体企业的日子却度日如年，甚至被逼无奈地把实体经济的资金也投入了股市、楼市的炒作，这就更加恶化了中国的泡沫。

如果我们当时不是执行“货币主义”的政策，而是灵活使用货币政策。一方面实施适度量化紧缩货币，另一方减息，并以减息抑制或稳定人民币币值，结果会怎样？还会有那么多的套利热钱流入中国吗？没有那么多热钱流入，流动性还会失控般地泛滥吗？股市、楼市价格还会疯狂上涨吗？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指望加息抑制流动性，只能是适得其反。所以，对于中国，紧缩货币有效的方式可能是量化紧缩――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贷款政策抑制、货币市场央票或债券的发行；至于价格手段，恐怕不是加息、而是减息，人民币不是升值、而是贬值。

这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训，这个重大的造成失误，甚至使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十分危险的境遇。所以，厉老说：中国最可怕的事情是发生“滞胀”，这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会怎样？正如厉老所举的例子：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工回乡、消费者观望、投资者止步等现象就会相继出现。注意：那时的楼价和股价都在暴跌。假定那时的境况放到现在，而同时发生“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那中国对怎样？“滞涨”。

快了。如果不能有效治理这样的事态，中国危机就在眼前。注意：中国的危机的次序也是房地产危机在先，然后是实体经济，然后是银行。

我们现在痛骂房价过高的人很多，但针对问题本质――防止中国货币政策再度出错的人过少，能为中国防范危机的出谋划策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我希望中国能多几位厉以宁式的经济学家。

每天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我都会和老朋友张劲东先生在CCTV证券资讯频道《投资大参考》节目中，一起再聊聊每天影响证券市场的那些事儿，中国经济的繁荣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从宏观经济事件中找到适合资本运作的投资机会，就成为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希望能从我们的“只言片语”中，大家能得到些启示，我们这档栏目也开通了短信热线（15010105189），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跟大家进行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