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与常人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2010年08月16日08:31

　　鲁迅曾有名言云：“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这样的人，却因往往不合于流俗，不合于“时势”，故不能被大众所理解，所以，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就颇有深意、颇有隐喻意味地写了一个
“狂人”形象。鲁迅是这样的一个“狂人”，在某种意义上，《天地民心》中的祁隽藻也是这样的一个“狂人”。

　　就祁隽藻而言，其“狂人”特点有五：

　　第一，对被视为“异端”思想的热爱与执著。一种引领历史进步的新思想，在其刚刚出现时，往往因其与既定“时势”不合而被视为“异端”，“狂人”则也因对此的热爱与执著而被“时势”视为“异类”“狂徒”。在剧作中，我们看到祁隽藻青年时期，对其时的禁书《唐末文选》热爱得如痴如狂；在老年时，又对其时被视为禁书的西方介绍现代科学的书情有独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是这些“思想”，是他行动的依据与指南，是他的“灵魂”所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与时代，对这一“思想”往往视之为洪水猛兽，必禁锢之，压制之，但一个封闭的社会与时代，最终又往往是被这一“思想”所击破并迎来新生的曙光，而“狂人”则是这一思想的承载者。所以，我们在剧中看到了两次所禁之书的几乎相同的命运。所以，这两次几乎相同的命运，又无不与祁隽藻息息相关。

　　第二，以“世外”的“姿态”“入世”。在剧中，我们看到，祁隽藻曾经几次在“时势”的残酷打击下，欲“离世”“独存”，譬如一度拒绝参加科考，想在乡间自耕自食，但最终却因为要改变“时势”而在“世中”苦争苦斗，且说服与自己相同者与之同行，譬如劝曾国藩参加科考即是一例。欲“离世”“独存”，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价值指向与“时势”不合，以此“世外”的“姿态”“入世”，自然会与“时势”时时冲突，所以，祁隽藻走到哪里，这种冲突就与他相伴相随到哪里。所以，皇帝会深有感慨地说，祁隽藻到哪里，都会“无风三尺浪”。也正因为如此，在常人的眼中，祁隽藻就成了“狂人”。

　　第三，与“时势”不合的非凡勇气与行为。这种勇气与行为是上述“思想”与“姿态”的具体外化形式，且因为其外显性，所以更容易震撼人心。这样的一种勇气与行为，在剧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祁隽藻屡屡与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相抗争，对皇帝进行批评与指责。虽然这种抗争、这种批评与指责，给他带来的是多次的入“天牢”，是多次的与“死刑”擦肩而过。在常人看来，这种抗争是不可理喻的，这种批评与指责是不识时务，而常人一贯奉行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也恰恰因为“识时务”的“聪明人”“俊杰”太多，所以，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也就少了以血相拼、以命相搏的对社会危机的批判之声，少了以血相拼、以命相搏的对世人的警醒之声。

　　第四，不合常理不合常情的牺牲精神。这是与上述勇气、行为相对应的。在剧作中，这种牺牲精神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祁隽藻对保胜对元白的绳之以法，而不是法外开恩。对保胜处以死刑，对从小就渴望家庭幸福，而又与保胜历经坎坷后刚刚获得了家庭幸福的库仑真，是一个致命的伤害。而库仑真却又是祁隽藻一生最为心爱的人，一生在心中对之亏欠最多的人，一生最盼其幸福的人，所以，对库仑真的致命伤害，也就是对祁隽藻的致命伤害，甚至这种伤害较之库仑真，要更为创痛。对元白的绳之以法，与此相类似，只是一为男女之至情，一为兄弟之至情，而后者又加入了忠义之内涵。这样的一种牺牲精神，因为是对人之常情常理的巨大超越，所以，既震撼人心又为常人所难以理解。

　　第五，不计眼前的功利得失而着眼于暂时看不到的长远目标。这在剧中最为鲜明的体现有二：一是对科考的重视，一是在湖南时，对教育的重视。祁隽藻历经科考案，却能够屡屡不计身家性命，不计荣辱得失，维护科考的公正与公平。祁隽藻在湖南，宁肯备受打击，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也要革除教育积弊，培育人才成长的温床。清朝之中兴，与湖南之人才辈出不无关系，其远因，概可溯源于此，曾国藩即可为一实例。

　　与“狂人”相比，常人占据着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形形色色，但都为“时势”格局所限制，是站在“时势”格局的某一点上，喜笑怒骂，左右腾挪，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招人恨、惹人怜、令人叹、让人肝肠寸断的人间悲喜剧。《天地民心》对此作了充分的生动展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剧作在表现这些时，对这些人物，都给了他们以自我辩护的权利，而没有作简单的臧否。

　　中国历来少“狂人”多常人，但根本的问题却在于，我们既容不得“狂人”拒斥“狂人”，对常人也缺乏充分深入的“同情之理解”，对“狂人”与常人的真正认知，也许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天地民心》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之给以言说的生动对象。

　　傅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