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的名人,这在他的各种名衔中就可以看出来。你像权威的《辞海》中就收有郭沫若的辞条,这可不是靠月薪过日子的平头百姓能有的待遇,也不是会两把刷子的舞文弄墨者可有的尊阶。那辞条是这么写的: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辞海》的这个说法,在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又变成了这样的说辞: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明眼人早已看出,这两本大书的说法不太一样。解词性见长的《辞海》明确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可学术性更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却没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起码没有明说他一定就是考古学家,这就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了。可见,郭沫若究竟是不是考古学家?有的说是,有的两说着,既不说YES,也不说NO。

    但郭沫若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里,却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1978年考取吉林大学读了考古专业后,经常有行外的人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就告诉我说,那你们的祖师爷可是郭沫若啊。足见在民众的感觉里,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还有着祖师爷的地位。那么专业人士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找到了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郭老逝世后写过的一篇纪念文章,那文章发表在《考古》这样的专业杂志里,里边有这么一段话:“郭老虽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但是由于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对这工作也感到兴趣。”夏先生是公认的考古大家,他这个专业角度的评述按说够权威了,权作盖棺定论也不过分:郭沫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起码不是以田野考古为职业的考古学家。

    所谓田野考古这种工作,展开来说有二个解法。一个是你平时的工作是不是多在野外。活忙的时候,到了年根儿底下才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又下工地了,都是常态。像我有个大学同窗叫魏坚的,据说有一年在内蒙古的工地上干过300天不止,我真佩服他太太是怎么拉扯孩子而又保留他户籍的,这就是职业考古学家的野外干法。另一个说白了就是会不会挖。所谓会不会挖,就是能不能用考古行业的工作规程要求来把工地做好。做好的标准,首先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要紧的是看你怎么挖的,挖的科学不科学。这用现在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的话说,就是看在同样的面积或空间里,谁能挖到可供复原历史的信息最多。而不是只拣选完整的器物,不要残片;还不是也拣残片,但不要人骨;更不是也拣人骨,但不要动物残骸等等。一句话,凡是对复原古代人类生活及其生存环境有用的都要收集,都不能丢弃,“弃骨取器”,行业大忌。否则就比盗墓贼还坏,一通乱镐,只顾挖宝,专拣值钱的玩意掏。那是破坏,破坏加犯罪。

    从会不会挖和在野外考古时间长短上来定义考古学家与否,这在业内来说,是衡量一个考古学家起码的基本功,按说无甚不妥。按这个话头,再来看郭沫若是不是能搞掂这两项野外考古工作呢?我检索了一下郭沫若大事年表,见有关他去野外考古工地的记录主要有三次:一次是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过延光四年汉墓。但我记得看过一篇有关他这次考古的经历的纪念文章,具体哪本杂志叫不上来了,好像只有一天半日地考察过或调查过;二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张罗挖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他好像到过不止一次现场;三一次是1968年他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发掘河北满城汉墓,他也到过现场,做过指导。梳理郭老一生到考古野外第一线工地的这三次主要经历,时间都很短,与其说是考察,还莫如说是视察,实际上也就是去看看那些挖出来的文物,而不是亲自动手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如果只用这样两个标准来评定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说他不是,也无可厚非。

    说到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行家都知道,这只是考古上的三个工作流程之一和之二,还有一个流程是之三,那就是对挖掘出来和整理出来的文物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考古学家述而不作不行,作而不述也不行。换言之,光会挖,常年在野外,那考古学家又与考古队的技工何异呢?那不成了考古匠了么?! 所以,考古学家不但得会挖,还得得有本事把挖到的遗存说出个子午卯酉,研究出点门门道道来。这就叫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厅堂一拐弯,那就是书房啊。

    说到研究出点门道来,那郭沫若的强项就大了去了。比如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卜辞通篡》等,都堪称领风气之先的甲骨金文巨著,一直被认为是金石学自宋代以来的巅峰之作。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主编《甲骨文合集》,扛鼎传世,煌煌列史,更不在话下。他这些大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专著,但遍览中国学术界能用考古出土资料研究文史诸多领域的大家,郭老首当其擘,无人能及其右,这还不算郭老长期领导、关心中国考古事业所留下的那些名垂考古学史的业绩。兹举一例: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期间,他提议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学术刊物,经周恩来批准同意实行,成为“文革”中最早恢复的学术杂志,这不但是中国考古之幸,更让中国的学术复兴,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

    可见,郭老能做的那些大事情,考古学家基本都做不来;考古学家能做的专业活,郭老也未见得干得了。照这么说,郭沫若到底是不是考古学家?还真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七嘴八舌也聊无定论。这就顺了世上的许多事情那样,难解才需辩解,辩解依旧无解,无解方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