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可先生（1906-1987）是广东新会人
我在第一段曾经讲过，1920年代在现代设计上走得比较先进的学校应该有二、三个，其中一个是包豪斯，第二个是苏联的“福库特马斯”设计学院（Vkhutemas ），关于这个学院的情况国内迄今知道的人也不多，更不用说了解它的设计体系、受到它的影响了。（关于“福库特马斯”设计学院，可以参见以下三部分资料：1.Catherine Cooke, Russian Avant-Garde: Theories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Academy Editions, 1995, Cooke；2. Abbott Gleason, Peter Kenez, Richard Stites, Bolshevik Culture: Experiment and Ord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3.http://en.wikipedia.org/wiki/Vkhutemas;），这个学院虽然在影响上、在设计的水平上完全不亚于包豪斯，但是却被苏联当局在1923年就关闭了，因此对世界各国的设计学校影响力极为有限；
第三个在试验现代设计方法的学校，则是1929年在美国出现的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s，这个的负责人是芬兰设计师艾利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这个学院规模很小，在校学生200来人，不用说对中国没有影响，就是对美国的设计教育影响力很有限（关于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参看下面两个参考：1.Clark, Robert J;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ndrea P. A. Belloli,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1984). Design in America: The Cranbrook Vision, 1925–1950.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SBN 978-0810908017. 2.http://en.wikipedia.org/wiki/Cranbrook_Academy_of_Art）。
对于西方这个时期的现代设计教育探索，中国人知道得很有限。据我知道的情况，中国没有人去过“福库特马斯”，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根据我现在手头看到的资料，也没有人在战前去美国的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学习过，
解放前对包豪斯有所接触的一个人是庞薰琴，我在第二段中提到过：他曾经在自己的《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本回忆录中提到他曾经在1929年从法国去德骚参观过包豪斯校舍，应该是明确记载访问包豪斯的最早的记载。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去过包豪斯参观，就是郑可了。
郑可，而他回到香港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也从事讲课，但是对整个大陆的设计教育影响很小。1957年，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教授的郑可被划成“右派”，发配到甘肃劳动改造，从此西方设计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在国内荡然无存。
国内都基本认为郑可是中国最早从事现代设计工作的人，但是关于郑可的文献却非常少，就我知道的情况，除了庞薰琴之外，唯一去过德绍包豪斯参观的中国人是郑可先生。
郑可先生（1906-1987）是广东新会人。1927年去法国留学，直到1934年，他留学巴黎的国立美术学院，也就是以前的“皇家美术学院”，后来又在巴黎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回香港后，又在1936年到法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设计。回国后在广东勷勤大学任教。勷勤大学是在1934年开设的，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为纪念中国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将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及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东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工学院，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学院，增设商学院。1937年工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工学院，1940年师范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5年商学院更名为广东省立法商学院。1951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改造为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郑可先生从巴黎第二次回国后，曾经在新加坡和香港办工厂。香港理工学院一九五一年应廖承志邀请回国，以后主要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工作室。
郑可先生个子很高大，他是骨骼架子大，但是非常精瘦，深度近视，脸上、手上的皱纹深得好像沟堑一样。他的手很粗糙，整个手掌好像砂纸一样，但是非常有力，抓起东西的时候像把铁钳子。这个人走路很快，做事也很快，讲话从来是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没有韬晦之心，没有计谋。由于“反右”的冲击，他被送去边远的甘肃劳改，好多年了，也没有改变他的性格，反而更加刚强。我们叫他夫人“伯母”，他夫人笑着说：他才是“伯母”呢！在广东话里面，“百无”和“伯母”同音，揶揄他弄到一无所有，他也就是苦笑一下而已。我最近看见梁漱冥一张晚年的照片，那脸上的千沟万壑，就活脱是郑可的形象了。
我和郑可先生熟悉，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还因为家庭是世交。我和郑可先生有两层关系，第一层关系，是他在出国留学前曾经在广东工专读书，我的祖父王仁宇当时在那里教书，并且在抗战后担任了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郑可从辈分上来说，是我祖父的学生，这层关系导致我父亲与郑可先生相熟。我父亲比郑先生小10岁，但很崇拜郑可的设计，对郑可也很尊重。郑可曾经赠送他几件自己设计的工艺品，我父亲一直珍藏，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丢失；第二层关系是我岳父这边也和郑可先生非常熟，岳父的四哥冯国治，是郑可在广东工专时候的同学，关系非常密切，在香港继续有很长的交往。因为这层原因，我岳父冯国栋也就拿郑可当大哥看，解放后每次到北京一定登门拜访。这两层关系是我能够和郑可先生熟悉的原因，也因了这两层关系，郑可总是叫我“世侄”。加上我自从工作以来，就做现代设计史论的研究，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自然高兴得很，老小之间，相当投缘。
1983年，我应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系主任陈汉明先生邀请，第一次从广州美术学院去那里讲课，抽时间拜访郑先生。郑老性格直率到天真的地步，对国内设计教育落后的情况，特别是概念上依然死死抱住工艺美术，对工业化和设计、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的关系缺乏客观认识的状况，非常不满，也很担忧。郑可先生虽然在甘肃劳改多年，依然乡音不改，满口广东白话，说到情急处，一口一个“丢哪妈”，痛快淋漓。第一次我们聊了二个多小时，是在工艺美术学院的办公室里，他在那里特别提到包豪斯，说要我彻底的调查一下包豪斯的教学体系。那一聊，他和我都感觉意犹未尽，于是他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
郑先生在阜成门内、白塔寺和鲁迅旧居之间有一套非常破旧的超小四合院，“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依然住在那里，每天要从阜成门换几路公共汽车去东边光华路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上课，实在是非常劳顿的。
我第二天如约去到郑先生家，是晚上，他在书房里，那天我们谈得十分痛快。从辈分上说，他是我祖父的学生，是我父亲、岳父的兄长，因而，我起初对他总是毕恭毕敬的。他笑着对我说：丢哪吗！使不使咁紧张啊？（广东话：我操，需要这么紧张吗？），把我笑坏了。以后见他就高低不分、辈分不论了。那一次他给我谈了几个钟头的学院派教学，特别是他在法国后期的高级工艺学院的学习，他印象很深。之后越来越多去看他，也就成了朋友了。经常去吃饭，郑师母、两个女儿我都熟悉了。郑可先生给我看了大量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的设计预想图，那些图画在深色的粉画纸上的，底色以黑色为多，上面用淡色的色粉笔画产品设计、首饰设计，数量相当庞大，我花了几个下午看，也还没有看完。
大概在第三次访问他的时候，我特别问起他包豪斯的情况。他说是在暑假坐火车去德绍的。“实在是先进，丢哪吗！人家才是真正的做设计！”他给我细细的讲了包豪斯的教学体系，特别是基础课和工作室，郑可是个动手做设计的人，对于金工、木工、模型工作室的兴趣超大，讲到德绍的工作室的时候，我看他两眼发光。那种热情自然传染了给我。他还找出一些旧法文书，上面有魏玛包豪斯的旧校舍，我知道那个学校是亨利.凡.德.威尔德建立的魏玛工艺学校的旧址。郑可先生说在德绍包豪斯，他们不像法国学校那样重视色粉笔的预想图，用木炭画就行了，主要是表达设计概念，不是创作绘画稿，这一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郑可1934年从法国回香港，带了好几套小型机床，在香港就开设了工作室，做首饰、做装饰品、做浮雕、做纪念品、做陶艺，在他那里工作过的青年人不少，受他影响的人就更多了。曾经提过这段影响的人，我知道有两位，一位是画家黄永玉，他在《比我还老的老头》这本书里面有一篇用文言文方式写的纪念郑可的文章，很模糊的提到郑可在香港的工作，但是没有提及自己有没有在郑先生那里工作过，或者受过郑先生多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三年正院长的高永坚先生，他在香港的时候是在郑可先生工作室做过事的。高永坚老师没有对我详细讲过这段经历，但是我陪高永坚先生见郑可的时候，能感受得到他对郑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
曾在香港理工学院任教设计理论的英国教员马端纳（Matthew Turner），曾送给我一本由他编写、香港市政局出版的一九八八年香港博物馆《香港制造》展览的说明图录，里面刊有郑可先生在香港时为美国客户设计的煮食炉——一套将烘箱、两个电炉头，以及炉台下的锅瓢碗柜的组合工作台的照片，文中并提到“已故雕塑家及设计师郑可先生先后在广州、法国里昂工业学院及德国国立建筑学院受训。一九三十年代后期返回香港，约于一九五0年成立他的郑可设计室，除作美术工作室外，同时亦供设计各类工业产品之用，附设有制造塑胶及金属产品的设备。此外，郑氏亦在此开办设计课程，讲题包括勒.柯布西埃的设计理论、现代法国设计、包浩思设计理论及一九三七年世界展览会的美国设计。“由于郑氏博学多才兼且精通现代设计，故此后来受到合众五金厂有限公司的垂青，被委任为该厂的执行董事。郑氏于1950年间，为该公司创立了设计及机械部，使该厂成为当时附设有美术部的有数公司之一。”“在郑氏领导下的设计部，成功的设计出一系列新产品，例如台灯、火油炉、烘炉及暖炉等，而各项新产品的设计，都有浓厚的包浩思风格，以圆柱体、球体及立方体为主。”遗憾的是，该书中其他几位香港设计先行者，如罗冠樵、范甲、张一民等人都有照片，而郑可先生却只有当年郑氏工作室的图章一枚。以香港博物馆之力，尚寻郑先生小照一帧而不得，实在令人扼腕。
从我的记忆中，郑可对包豪斯是很尊重的，对现代设计也很推崇。他是一位多元化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比较重视手工训练、创意训练、人格品味的提高，而包豪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社会工程摇篮，这一点郑可先生未必完全认同。
201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