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两个致命的误区
今天的《国际金融报》刊登记者付碧莲发自上海的报道：《教育与医疗成中国消费者最大“心病”》，报道说：“8月20日，经济学人信息部发布《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消费者消费信心调查》的报告：中国消费者对消费持谨慎态度，子女教育仍是农村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即便是富裕的城市人群仍会把相当一部分收入转为储蓄。”
为子女教育储蓄在中国非常普遍，现在许多家庭对教育的态度不是一种消费行为，而是变成一种投资行为，其原因就是教育花销过高。尽管教育部不认可教育产业化的事实，但是教育产业化在行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办教育，纳入社会办学的教育都是依照产业化的模式进行的。现在的幼儿园都分等级的，省级示范幼儿园不仅是入园难，收费还高。“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由此又催生幼儿园费用不断高攀。现在幼儿园的花头大了去了，特别是一些民办幼儿园，搞什么双语教学，亲子园，学前艺术团还推出什么美国育幼师，科学育儿宝典，红黄蓝社区简直有些眼花缭乱。
社会办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规范，都是一些补课性质，冠以“名校名师”联手，费用相当高。教师在校外参与收费补课是被教育部禁止的，但又是禁不住的，因为有这个市场，而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产业链。从教辅教材编写，印刷到销售，形成社会办学产业一条龙。
“择校”也是成了教育产业一个部分，许多省市一直回避“择校”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从“择校”获利，政府获利就是掏老百姓腰包。有一些公办的义务教育资源公开实行“择校”也并不足为奇。“择校”就没有太大的原则性，认钱或者认权，要“择校”，“钱”、“权”只要有一个就能行得通。
无奈，子女教育就必然会成为一种投资行为，这和教育产业化构成中国教育两个致命的大问题。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互相关联推进。
教育是投资也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种文化背景毕竟是封建主义教育，目标是培养“人上人”。
大学扩招就是把教育消费引导为教育投资的典型例子。
这是由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问题。汤敏先生直谏高校扩招中说：“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这样，“知识改变命运”被演绎为读大学是一种投资，既然是投资因此就要有回报，不然家长们的投资不就白费了？
杨元元之死引起社会震动，评论认为：“在全国，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如此轻生？是压力，是重压下的崩溃。”因此有评论认为贫困、社会不公以及心理压力造成自杀频发。《新闻晚报》有一篇评论的标题就是：《评贫困女研究生自杀：什么比贫困更致命》；还有一些评论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认为：“上海贫困女硕士宿舍内自杀，用生命证明‘知识改变命运’是个美丽的谎言。”人民网重庆视窗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杨元元生前照片曝光自杀前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
原因究竟在哪里？
其一教育不公平所致；其二是教育消费在中国成了一种投资行为。
教育公平是一个基本的公平，是说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啥要强调义务教育？这是谁的义务？主要是国家的义务，实现的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教育。
如果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了，家长从幼儿园就要开始为孩子教育投资，那么必然失去教育公平。义务教育之所以受人诟病，并不是义务教育的错，是把教育变成投资行为以及教育产业化推动的结果。
我看《教育与医疗成中国消费者最大“心病”》，其中教育的“心病”就是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投资行为，不然就一定会失去教育公平；教育子女成为投资，如果的不到预期回报，结果必然是读书无用又会再起。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