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面对普遍贫困时，深圳开始腾飞；当中国面对贫富不均时，深圳能做什么。
1985年，笔者陪同一个外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去深圳。当时，从广州到深圳只有一条两车道的普通公路。为了避开堵车的困扰，我们早晨五点钟从广州出发，下午两点才到。当时，深圳比较荒凉。除了华强北有几座楼房和厂房，深圳工业展览馆算是最高的建筑了。这几位经济学家并不买账。团长对我说，这里实在太落后，今后很难发展。但是，深圳的开发者却满怀信心。我们去了蛇口开发区。袁庚同志亲自向客人介绍了情况。他相信深圳一定会成为中国摆脱贫困的排头兵。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作用下，深圳以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袁庚同志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深圳确实成为中国人造富的范例。
发展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在中国摆脱普遍贫困，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之后。我们发现，贫富不均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拦路虎。深圳是富了，但贫富不均也同样严重。前几个月被热议的富士康工厂事件，说法很多。归根到底，是血汗工厂制度造成劳动者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恶果。至于深圳的富豪，其中不乏靠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发家的“企业家”，也有通过贪污受贿敛财的官员。许仲衡便是一例。
当面对贫富不均时，深圳能做什么？
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往往带来居民收入不均。城市中心聚集了高收入阶层，边缘地区集中了低收入阶层。大量移民涌入城市，贫富不均会更严重。移民是赤贫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深圳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但户籍人口却只有200多万，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比例呈现严重“倒挂”的局面（http://news.ynet.com/view.jsp?oid=62741014）。外来人口，据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深圳户口，不能享受深圳的社会福利待遇，收入本来就低，生活自然很困难。
解决贫富不均问题，首先要提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全面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彻底实行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真正把工会建成劳动者自己的组织。这些工作本来并不难做，但由于制度障碍，却成为难题。提高劳动者收入，本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
给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需要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政府能否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此项工作，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政府工作的根本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的根本出发点。
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深圳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