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与河北耿村齐名、且享有民间文化“半坡遗址”之称的湖北伍家沟，流传着许多内容深刻、形式活泼的故事。而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活动内容，许多都与数字“三”有关系。比如，《三个人猜蛋》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故事——
三个人同路走。一个是尼姑装扮的男人，一个是独蛋男人，一个是没有缺陷的男人。
三个人在路上没事，无缺陷的男人说；“我们猜猜，三个人几个蛋？”
尼姑说：“四个蛋。”
独蛋人说：“不对！我们三人五个蛋。”
没有缺陷的男人说：“你俩都猜错了，我们三人六个蛋。”
其实，他们三个人都以自己衡量别人，谁也没猜对。三个人只有三个蛋。
这则小故事所蕴含的哲理是普遍而深刻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个，其主要的判断有“三”点，其结果自然是“三”个错误。
数字“三”在伍家沟民间故事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正像“三个人猜蛋”一样，在故事中通过“三”个主要人物的活动来展示一定的社会内容，比如；《三个法官》，《三团圆》，《三个女婿做生》等故事，已在标题中加以明确了；还有不少故事，虽然在标题中看不出来，但是，故事中的“事”都是通过“三”个人物共同来完成的。人物传《老君是小偷》，讲述的是西天佛祖、太上老君和孔子三人的故事；神鬼精怪故事《背时的土地爷》说的是一个“楞头青”与两个土地爷作对而获胜的故事；生活故事《说大话的不要脸》，讲述的是一个河南人和一个陕西人在均州人面前说大话而被羞辱的故事。象这样三人共一事的实例还有许多，用不着—一例举。
或在故事中通过“三”个故事片段和情节，刻画人物、塑造形象。比如：“《邓天升降妖三吃亏》，讲述了一位专门捉妖拿邪名叫邓天升的“法官”三次降妖且三次失利的故事；在人物传说上《诸葛亮短寿》中，称诸葛亮本应活到八十三岁，可是他一生中做了“三”件不太合人伦的事，故而减了他三十岁的“阳寿”，五十三岁命归阴；象《选女婿》、《一女许三婿》，等，更是流传较广的典型作品。“三”个女婿，三个不同身分的代表，演义出三个别开生面的故事，从而塑造出一群性格迥异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在伍家沟故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或在故事中设计三段诸如“四言六句”和“顺口溜”等诗文之类的内容，显示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以及懦弱者的聪明和智慧。比如：生活故事《先生喝酒》，其中的一位家长，就是一位很有才学的母亲。前面两次由先生“出题”，都未曾难住她。酒桌上，她以诗论酒而不用”酒”字（含音），使得“先生”不得不发出“先生今日是学生”的感叹；像《刘、关、张说四言八句》、《三个女婿比四言八句》等，每人说上一段，显示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才智，其内容在标题中已经得到了说明。像《摆渡》、《大姑娘对诗》等作品，也是一人一段，共三轮。落脚点则在于赞许年轻女性的才智，使企图调侃她们的舵工和先生分别都成了她们羞辱的对象。
或通过故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和“三”个不同的场景，显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寄寓故事创造者和讲述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好汉坡》介绍了一个放牛娃“得宝”、“失宝”、最后“失而复得”的全过程，通过它来寄寓作者的爱憎；像《一斗谷子
的好心人，结果不说自明。全篇故事结束，好人得到了好报，恶人得到恶报。
总之，在伍家沟故事中，有不少的故事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与数字“三”有关系，这是巧合，还是另有缘由呢？
二
我们如果把视野放开阔一点，就会知道：伍家沟民间故事与“三”的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学的艺术构思的特点都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别的姑且不论，单从我国古典名著中，我们就可看到数字“三”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特殊地位。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让徐州”，以及“取三城”、“约三事”、“荆州城公子三求计”等篇幅较大的情节片段，尤其像”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情节，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是小的场面，作者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曲折地展开情节、塑造人物。
在这里，我们不妨例举其中第五回“温酒斩华雄”的一段描写来加以说明。华雄是董卓的一员大将，为了示其武勇，作者写他第一阵就刀劈了济北相鲍信之弟鲍忠；接着，赶得先锋孙坚走投无路，丢盔撂甲；战到天明，华雄引兵上关，节节进逼。兵临城下，盟主袁绍束手无策，“诸侯并皆不语”。通过“三个”回合的战斗，华雄的武勇非凡的特点已跃然纸上。然而，从描写关羽角度讲，这仅仅是他正式出场前的一段小小的“序曲”；忽探子来报：“骁勇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的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着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个回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棉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
下一位主动请缨的不是别人，正是人们熟悉的人物——关羽。他作为第三个出马迎战华雄的人选，的确与众不同。军中飞马来不及打探，一杯热酒尚有余温，华雄人头已被“掷于地上。”作者虽未明写关羽之勇，然关羽之勇已自现。作者为何不让关羽第一个迎战华雄？为何不展示战争过程就能使人物光彩夺目、生气虎虎？个中真谛已分明写在陪衬的人物和铺垫的情节中。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三攻太平府”、“三打祝家庄”、“三败高太尉”、“三入死囚牢”等章节。同样，我们在《西游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三借芭蕉扇”、“三戏唐三藏”、“三打白骨精”、“三入无底洞”等等。即使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有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这样的情节安排。甚至有人在分析其整体情节和结构时，也认为同数字“三”有关。
“《红楼梦》里面有三个少女，三个主角。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史湘云。这是最重要的，曹雪芹写的次序也是如此，因此我有时候说，如果按照今天，现代人的那种习惯说法，《红楼梦》也有点像所谓三部曲。他的开头的一大部分，把主要的力量写林黛玉。第二部分，中间过渡的一部分，他又比较用力地写薛宝钗这个主角。最后，到了后面在极度的艰辛困苦、种种的曲折、悲欢离合的情节中，史湘云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主角，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曹雪芹原来对《红楼梦》的这种结构，他的设计构思，基本是这样安排的。”（周汝昌《〈红楼梦〉的情节和结构》，见《作家文学报告集》，文献出版社1985年12出版，第65页）
可见，数字“三”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在伍家沟的民间故事所显现的规律多么相似，多么具有共性，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三
我们无法考证也勿需考证：是包括伍家沟故事在内的民间艺术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还是古典小说名著影响了属于民间艺术的伍家沟故事。但是，我们从数字“三”所包孕的文化底蕴中，或许能找到数字“三”以多种形式在民间艺术乃至中国文学作品中存在的缘由。
无论怎样讲，数字‘三”在通常的情况下，表示着客观的量，具有严格的确定性。或为序数，或为基数，总之，都是数字的实指，具有实在的意义。据许慎《说文解字》“一耦二为三”这是基本义。然而，古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三”的基本意义的理解上，我们能说“低三下四”就是“低三次下四次”吗？显然不行。
数字“三”在我国古代具有哲学的意义。古人所谓“三才”，即为天地人。据《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初辨，六位始成。”孔子认为“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说文解字》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是“三”就成了多数的代名词。“三缄其口”、“三人成虎”、“三战三北”、“三复斯言”、“韦编三绝”、“三思而行”、“三月不知肉味”、“入木三分”、“一日三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等。
数字“三”还被当作是繁衍万物的根本。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受此影响生发开来的、人们用以构成词语的许多数字都与“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因为“三”可以虚表多数．由它的倍数（六、九、十二、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行化出来的数字也大多可以虚表多数。“眼观六路”、“九死一生”、“九霄云外”、“十二金字牌”、“十二金钗”、“十八般兵器”、“十八层地狱”、“三十六计”、“三十六宫”、“七十二变”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数字“三”还有许多特定的意义。释教中的“三生”，道教中的“三元”，神学中的“三位一体”；传统礼仪中的“三叩”、“三拜”、“三鞠躬”；中国酒文化中的“酒过三巡”、“三杯为敬”，周文工作酒“酿三次”，唐玄宗自品“三辰酒”；甚至有人在考证“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一成语时，还提出了“三象征吉利”的观点。
既然数字“三”在中国文化中的内蕴如此丰富、以致于很难用简短的文字加以概括，那么，包括伍家沟民间故事在内的中国文学受其影响也就毫不奇怪了。当我们分析和体味文化意义上的“三”对文学创作产生某种影响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文学创作自身的某些因素是否与数字“三”也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呢？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四
首先，无论是民间口头文学，还是文人创作的书面作品，都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人们认识和反映生活的规律必然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伍家沟民间故事，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都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和能力。
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事物的过程具有“反复性”。一方面，人类的任何实践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的过程具有”曲折性”；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也具有“复杂性”，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认识随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这种认识是与事物的发展过程顺向一致的；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还有与事物发展过程相背反、异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思或逆向思维。经过“顺向求同”和“逆向求异”的过程，最后进入认识的第三个阶段—一科学地认识客观对象；这样的认识过程，黑格尔概括为“正—一反—一合”。这种认识过程体现在作品之中正好是数字“三”。
其次，像民间故事这样的叙事性文学，故事情节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任何故事情节都包含着发生、发展和结局这样三个过程，用古人的话说，即“始、中、终”，（所谓“一问摇头三不知”，即“始、中、终”皆不知也。）把事件的过程如实反映出来，不就是“始、中、终”三部曲吗？难怪金圣叹在《西厢记•前侯》＝一出中无不感叹地批道：“……如不知题之有前，有后，有诸迤逦，而一发遂取其中间，此璧之以橛击石，确然一声，则遽已耳，更不复有余响也。”可见，“始终”与“前后”在叙事作品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伍家沟故事作为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艺术技巧上自然也受到中国说唱文学和叙事文学结构艺术的影响。这里且不说相声以“三番四抖”为主要手段的包袱艺术，单就叙事文学中的所谓“三叠式结构”（又称“‘往复三叠’法”），就足以说明问题。“三叠式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叠单使复”，叙述故事往复三次，使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作者意图得以充分的展示。这种以“三”字为标志的情节结构安排方式，起于口头故事创作，成于文人的推广和运用。为显示情节的曲折性，吴承恩让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三借芭蕉扇”；为揭示主题的深刻性，展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史”，曹雪芹让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生动性，罗贯中让大闹长坂桥的张飞“睁目”“挺矛”大喝“三声”。作家们在“叠单使复”的过程中，或事件相同，意义不同；或事情相类，人物不同；或人物相同，事情有异。从这一点上看，伍家沟故事中出现那么多与“三”有关的人物、情节或生活片段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