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如此看重这一纸文凭

文，朱国成

复旦大学的八位教授也没有让陕西高招办改变主意，国学小天才孙见坤今年恐怕无缘复旦校园了。我们倒也不必责备陕西高招办，人家坚持的是制度的严肃性，不能随便就开口子；要是什么人写个条子，高招办就开口子，那样问题才严重呢？当然，这不代表高招录取没有黑幕，但这至少说明那些桌面下的操作仍不敢拿到阳光下来。

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倒是为何所有人这么看重这一纸文凭，包括复旦八教授、也包括孙见坤，更包括对此事耿耿于怀的我们。

国学大师陈寅恪游学海外十几年，足迹遍及日、美、欧诸国，出入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诸多名校，而终于也没有拿回一个文凭。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后来梁启超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

我们往往把这看做学林雅事。同样是文凭相关的问题，却是一桩公案，发生在同时代的大师级人物胡适身上。围绕胡适是否合法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问题，学界曾有过一番争论。因为此公当年曾从康奈尔大学转学哥大，胡适于1917回国，而哥大授予胡适学位则在1927年，问题集中在为何胡适在十年之后才拿到哥大学位问题上，其中猜测和质疑很多。为此唐德刚先生还有一番考证。

再把问题扯得远一点，唐代诗人杜甫一生并未通过科举获得过功名，他23岁到长安应考落地，后来于潦倒之际向唐玄宗呈上自己的诗赋，希望以此博得进身之阶，但结果是县尉之类的小官，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因而有人认为杜甫对未能获得一个进士出身终生不能释怀，认为后来杜甫在四川期间五言排律的创做是科举试诗赋的练习：陈贻焮先生对杜甫的五排颇有肯定，但他同时又认为，“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素业”的家世》）

其实，胡适、杜甫一般无二，纠结的就是一张文凭。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看起来，今人比古人更高尚；而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为学之人为的是获取新知，获得个人精神的自由、独立，而今天的人则是将自己改造为一个好用的工具，正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待价而沽是也。当然我们不能用孔夫子的标准来看待今天的教育，因为当代人的不自由状态恐怕是孔子在两千年前无法料到的。

其实国学这类学问，倒是强调家学、强调师承。所谓家学，就是诗书继世，孙子继续读爷爷的书，难得孙见坤就是这个路子；所谓师承，绝不是阶梯教室上大课，而是入室弟子之类，能登堂入室的就那么三五个徒弟而已。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已经是批量制造了，不是一个博导都带47个博士了吗，那么复旦八教授愿意不愿意成就学林新佳话，在体制外带这一个徒弟呢？不大可能，虽然教师在课堂外可以办培训班。因为，无论孙见坤、还是八教授都处于体制的恢恢天网笼罩之下，都处于高度的不自由状态。我们不能要求孙见坤不为这一纸文凭，板凳坐得十年冷，铁砚磨穿，去探求国学真知；也不能要求复旦八教授于体系之外另设课堂，不计名利，得国学英才而教之。

孔子当年所举办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学，拿几串肉干、交了学费就可就读；而近代钱穆先生只身在香港兴办新亚书院，全靠钱先生募款艰难维持，而新亚正是延续了孔子两千年前的办学精神，要为国学保存下一脉香烟。那么如果现在有这种花钱可读、质量上乘的“私学”，倒也是孙见坤的一个选项。而当代绝不可能再有钱穆的新亚。大一统、行政化的教育体制绝不可能容许的这类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胆识，我还是天真的期望教育体系能够留有一个缝隙，在类似国学之类的不太容易混饭吃的学问领域建立某种特别机制，让真正的读书种子能够有机会获得读书机会。不是我们的职称外语考试也已经对中医之类的、实在不需要外语的专业领域法外施恩，允许免考了吗？类似的机制能否在类似的专业的大学录取中得到借鉴呢？

或许孙见坤只不过是个方仲永，永远成不了陈寅恪，但能不能给孙见坤成为陈寅恪的机会，就是体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