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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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案。随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一系列文章、访谈中也认为，我国现在基本具备国民收入倍增的条件，建议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计划里，酌情采取类似的做法。具体内容是：让职工年均工资增长15%左右，则用5年就可以翻一番。

　　其实，早在2008年7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就表示，本省从2008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即从2008年开始，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民工纷纷返乡，该计划无疾而终。

　　现在，专家们旧话重提，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引来了广泛争议，有积极赞成的，也有强烈反对的。我们认为，虽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过于宽泛，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界定，但实施此类计划，对于扩大国内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来说，总体上利大于弊，而且风险不大。

　　一、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际上有成功先例

　　提到最多的成功案例是关于日本的。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限是1961~1970年度，也是个十年计划。实际上，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实现了“倍增”。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比1960年翻了两番。期间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使经济发展迎来黄金期，却没有附带恶性通货膨胀。尤为重要的是，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宏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美国政府历史上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许多做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比当时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几乎高出了一倍。绝大多数人预测，高工资将很快压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资战略取得了极大成功。据估计，实施新工资政策的当年，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1％。正是这种大胆创新思维，使亨利·福特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

　　近些年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比较成功，又与我国有更多的可比性。俄罗斯在1999~2006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左右，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增加5倍，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增长翻了一番多。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报告评价说，俄罗斯国民收入增加并未引发恶性通胀。印度在2003~2005年三年里人均工资也分别上涨了11.5%、11.6%、14%，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也没发生大的通胀问题。

　　二、提“最低工资收入倍增计划”最为科学

　　 需要说明，国民收入不等于工资收入。国民收入（NI）是一个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对应的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毛值，减去资本折旧，就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再减去企业税负，才是最终的国民收入概念。可见，国民收入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收益，不仅包括劳动收益，也包括租金、利息和利润，还包括从国外来的但属于中国人的收益部分。就国民个人而言，收入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劳动收入，还包含其他收入，如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所以，国民收入不仅与工资收入差别很大，而且与个人收入也不是一码事。简单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一定能保证工资收入倍增。

　　从专家们的本意来看，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效应，主要是给普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等中低收入人群增加工资，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垄断性行业职工、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不是政策目标的重点。但是，对于一般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政府没有权力说必须每年让职工工资增长多少，这超越了政府的权限，没有法律基础，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依法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调整。因此，从政府可操作的角度看，提“最低工资收入倍增计划”才比较恰当。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劳动收入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笼统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未尝不可，算不上大问题。

　　三、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积极意义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从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实践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往往有这样的背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品过剩与通胀压力共存，政府需要提振内需；处于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变的过渡期；财政收入远大于国民收入增幅，导致储蓄、投资大于消费，造成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少国家的经济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收入倍增计划。而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缺憾在于，没有实施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劳动者成为诸多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后遗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义在于：

　　一是有助于普遍改善人民生活。长期实行的低工资策略，使我国人民难以实现真正的国强民富。目前我国工人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6%~10%。数据显示，1978~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同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由于工资增长过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一些城市，人均GDP已过1万美元，按说当地居民应当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老百姓却普遍感受不明显。现在我国GDP增速还在每年8%以上，人均GDP达到约4000美元，进入了偏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我们有条件、也有责任让劳动者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二是有助于促进分配公平。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意味着全体职工每人都增长一倍的工资，而是指全社会工资总量水平的倍增。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就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单位内部管理层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国企高管人员收入过高。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操作中，可以使收入过高的职工工资少增，收入过低的则多增，从而缩小职工工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分配不公的突出矛盾。

　　三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力价格低廉看作是一大优势，企业往往有意无意地压低工资水平，政府也不敢轻易触碰这根弦，结果产品除价格低廉外，并没有多大竞争力，还带来频繁的贸易摩擦。如果政府始终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温床，企业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因此，必须下决心调经济结构、转发展方式。较大幅度地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有利于引导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增加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解决过度依赖出口并难以为继的问题。与其出口补贴、人民币升值让利于外，不如提升居民收入让利于内。

　　四是有助于缓解许多社会矛盾。当前，住房、就医、上学等许多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其中不少社会矛盾的症结，是城乡居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明显过低。如果实施收入倍增计划，让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有明显增加，上述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了。同时，也有利于按照中央提出的“限高、保低、扩中”的分配结构调整思路，最终形成贫富两头小、中等收入者比重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注：本文作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