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火》（14）

吴高兴

跟一般的囚犯一样，判决以后，我就盼望着家属的“接见”。最初听到“接见”这个词颇不习惯，我以为囚犯们文化程度低，把这个词用错了。报纸上总是把官员见百姓、上级见下级称为“接见”，至于犯人和家属见面，我觉得应该称为“会见”才对。其实，仔细地推敲起来，“接见”这个词本来也并不包含上下和尊卑的意思。到监狱以后，看到狱方的《犯人接见规则》，才感到这大约是一个专用名词。按照看守所的惯例，如果囚犯接到判决书以后不上诉，一般在遣送到劳改营以前，都可以接见一次。在看守所一个好心的女看管的帮助下，我接见了三次：第一次妻子单独来跟我见面；第二次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来；第三次人比较多，除了亲属，还有几个平时比较接近的老同学。这些都是妻子事先安排好的。

作为一个政治犯，处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在看守所关了四个月，有许多紧要的话在通信中不能说，必须在接见时跟亲人说清楚。其次，四个月来，妻子已经按我的要求陆陆续续地送来许多书籍，有的书看了一遍不想再看了，为了在遣送以前减轻行装，必须乘接见这个机会交给妻子带回家中。尤其是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大部精装本《资本论》，象三块巨大的砖头，又沉又硬，携带很不方便，我事先已经写信给妻子，请她把家里的软面平装本带来调换。上下两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已经看过的书，也都不必带到劳改营去了。此外，四个月来，妻子、孩子和一些亲友写进来的信件，我对这些极为珍惜，生怕今后到劳改营中会丢失。我把这些东西包卷在一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中，准备接见时交给妻子带回家去。

第一次接见的时间大约是在我接到判决书的半个月以后。那天下午，铁牢门“壳啷”一声打开，我一听那个女看管喊我的名字，就知道要接见了，连忙拎起包裹，问女看管：“接见吗？”她点点头，把我送到了审讯室前面的小天井里。天井南面是围墙，把看守所和外界隔开，墙上当胸高的地方，开有一扇宽阔的窗子，接见时，犯人站在窗内，家属站在窗外，双方虽然面对面站着，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老远就看见妻子已经微笑着站在窗外，看样子她此刻的心情还好。来到窗口，我主动打开包裹，经女看管过目以后，就递给了妻子；又从妻子手中接过新送来的一大摞书籍，交女看管粗粗翻看了一下。女看管跟我妻子点点头，走开了，留下我和妻子两个人。妻子知道我喜欢吃面条，给我带来了一大牙罐热腾腾的面条。我左手拗着沉甸甸的大牙罐，右手掌筷，把嘴巴伸到牙罐口，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你怎么双手在颤抖？”妻子惊讶地问。

“没办法，我三餐吃饭的时候都这样。”我噎了口气，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虚汗。

“多长时间了？”妻子关切地问。

“大约有三个月了吧。不要紧的，宾努亲王不仅手要抖，头也不住地摇，我头还不摇，还算好的。”我揶揄地说。

“看你脸上有些浮肿，底子太虚了些……”妻子说。

“也可能是精神压抑的结果——现在外头情况怎样？”我知道接见的时间一般只有半个小时，急于把话题转到我所关心的问题上。

“形势外松内紧。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你知道吗？”妻子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

“听说电视都放过，不过我没时间看电视。”妻子加重了语气，叮咛我说：“你在里面可千万别乱说乱动呀！”

我偏过头来环顾了一下四周，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

“国际大气候已经是春天，中国冬天的小气候不会长久了，你要有信心！但是，他们愈是临近垮台，形势愈是紧张，我生怕跟你失去联系。我快到劳改队去了，注意，今后我万一在信纸的边角上打个惊叹号，那就是有紧要的话隐藏在信中，请你每跳过十个字读下去。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紧要的事情告诉我！”

妻子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时，我感到最重要的话已经说了，不禁舒了口气，意识到该说一些夫妻之间的悄悄话了。我俩结婚十七年来，朝夕耳鬓厮磨，不曾有过一个月以上的分离。我被捕四个多月以来，多少个毫无内容的日日夜夜，积郁了多少需要向妻子倾诉的心里话。可是，此时此刻，我竟然感到无话可说，默默地望着妻子，妻子也在默默地望着我……我多想握一握妻子的双手啊，却腼腆得象个乡村的孩子，始终伸不出手去。忽然，我和妻子都发现女看管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分别了，妻子跟女看管说了几句客气话，我铁了铁心，抱起书本回囚室了。

除了开庭那天，这次接见是与妻子的第二次见面了。但是，我进看守所四个多月以来，与三个孩子还从未见过面。对于两个双胞胎儿子，我有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起初，我怕见面会刺激孩子幼小的心灵，曾经写信给妻子，接见时不要让他们来，以后又想，爸爸遭了那么大的迫害，不久就要遣送外地劳改，临别时与孩子们见上一面，在他们心中留个印象，可能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会有好处，况且小孩子不愉快的心理是容易忘却的。于是，元旦前夕，我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迫切想见见三个孩子的心情：“连日以来，冷雨敲窗，我思家心切，尤其是毛毛、山山二儿，四个多月以来，未尝见一面，又多时不见他俩字迹，以致我前夜做了恶梦，我怕不见他俩自己以后还会做恶梦！这两天雨声淅沥，我仿佛看到山山冒着严寒，吃力地顶着雨伞上学，看到你和哲英在滂沱的冷雨中推着手拉车，……我切盼能抱抱毛毛山山，见见哲英，而不是隔窗相见。”

我非常感谢那个好心的女看管的通融，使我与三个孩子见面时免除了高墙的阻隔。这是第二次接见，时间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来了。女看管破例让他（她）们来到审讯室前面的天井里与我见面。我原先只怕父子之间这种特殊的见面会使得孩子心情不宁，但是两个儿子的心情倒显得很轻松，脸上笑嘻嘻的，这或许是由于我自己首先表现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这一次妻子给我带来了一大碗水饺，我要喂两个双胞胎吃，但他们坚决不吃。四个多月没见孩子的面，我发现他们长高了，长廋了，我猫下身子，想抱一抱他们，但他们害羞地躲开了。

第三次接见大约算是“正式”的一次，跟第一次一样，也是隔窗相见。这一次来的人很多，除了城里的四亲六眷，还有一早从乡下赶来的老母亲和几个弟弟，几个平时比较接近的老同学也来了，有个老同学还给我带来一只鸡腿，那香喷喷的滋味我一直忘记不了。由于来的人多，你一句，他一句，气氛比第二次还要轻松。这一次，妻子告诉我，亲戚们替我活动过多次，本想把我塞到临海市郊大田开石的一个劳改农场去，但上头有指示，六四这一批政治犯一律要送到杭州去。

能够在本地劳改农场服刑，当然是我所希望的，这样，妻子和孩子们就可以经常来看我。要是远离家乡，我总不忍心让妻子抛开年幼的孩子，只身来他乡探监。我从同监室的囚犯们口中得知，一般的刑事犯，刑期一年内送大田开石农场，一年以上送杭州乔司或金华，但也有两年送大田开石或留在看守所劳动的，据说不久前就有两年送开石的。因此，接到判决书以后，我就写信给妻子，要她问问有关亲戚，看看能否跟有关部门说说，把我放在本地劳动。既然知道了政治犯一律要送出去，我也就下定了决心，要到大型劳改农场去见识见识，心想，无非是家人一年半多一点时间不来探望，天涯何处无芳草！

于是我加紧了遣送前的准备工作。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除了一些听别人说的必需衣物，主要就是书籍。软面的一至三卷共五本《资本论》、萨缪尔森的上中下三册《经济学》（第十版）之类，已经写信让妻子在接见时带来了，元旦以后，为了俄语和其他书籍，我用明信片又给妻子写了一封催促送书的信，现抄录于此，大致可见当时情景：

遣送以前，我只是接见时听妻子说政治犯一定要送到杭州去，并不知道究竟要送到杭州哪一个劳改营，根本没有想到会送到临平的省第四监狱，更没有想到全省的六四政治犯会集中在一起，使我有幸结识毛国良、陈龙德、王东海、叶文相、黄志道等等诸多志同道合的难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这一生的社交圈。由于十年以下的都是农场，我以为自己肯定要送到乔司农场去。十二月初接到判决书不久，我曾经写信给妻子说：

“……恐怕过不多久我就要送到农场劳改去了，作为你的丈夫，我只是请你时刻记住：在那偏僻陌生的地方，有一颗心在深深地挚爱着你，这是一颗准备向你赎罪的心！我在高墙之中，固然深深敬爱着扶养我成人的老母和曾经为我含辛茹苦的弟妹，但是，我对妻子的爱，对孩子的爱，却是那样的催人心肝！”

（看守所部分结束，1994年初稿，2006年11月9日修改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