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那年的夏天
何鑫业
那年的夏天，整个一年就像得热病似的，你爱上了油印刊物，简言之，你对新闻纸和油墨的热爱甚至超过了电影。那年的电影是《黄土地》，剧终的时候所有人站起来鼓掌，陌生人在那天都成了知己。就因为这《黄土地》，你在后来的文字中一有机会就骂陈凯歌，“回家了，没有杀气就算了，咋就成庸人了呢”！
那年的夏天，你对四号宋体特别感兴趣，它天生的间距就是诗，不用再设置行距。举例说吧，如果排“波德奈尔，阿波利奈尔，瓦雷里，庞德”这几个字，四号宋体会让你觉得排的是“柳宗元，辛弃疾，陈子昂，马致远”；相反，如果你用的是五号字，而又不设置行距，那么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五号字会让你觉得，你排的是台湾郑愁予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那年的夏天，你住在一条巷里，九点前必须起床，出门，下台阶，去到一家杂货铺取牛奶（九点后，牛奶就会被送回厂里），然后铺纸写字。那年的夏天，午睡后你连写八首30行左右的长诗，其中三首一动不动发表在《上海文学》，去年竟然在网上看见了这一期（1992年01）的目录，它们赫然在目，分别是《深入花卉》《去麦加的路上》《某物》（组诗名为“荡漾的止水”）。那年的夏天，你坚持用出生时的真名，拒绝用北岛样的笔名。
那年的夏天，你对45克的MFS新闻纸情有独钟，它们有带色的，有不带色的，你觉得它们天生就适合用来和油墨磨唧，天生就适合用来闻（带一丝人民币的味儿），甚至，那些裁下来的小纸片，用软的B6铅笔写字，字就会带晕，虚虚的，写一个“树”字，就像画了两棵树。你听工厂的人说，这类纸只以卷筒方式包装运输，所以说，数量很少。那年的夏天，不知怎么搞的，你常常和一群人，扛着由它们印的一捆东西从郊区往城里走，远远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知道的明白扛的是诗，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反动传单呢，远远走来，一群穿靴子誓死保卫萨拉热窝的游击队员！
那年的电影，记得是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砖头样大少的带子，黑白的，是一位搞美术的从意大利使馆弄出来的，了不得。那年夏天，八千块钱买一录音机，带子往里塞的时候，还老退出来。那年夏天，觉得《八又二分之一》简直就是一疯子拍的，拍了又来害另一个疯子。反正，剧终的时候你站起身子，搓着手，提刀而立，为之四顾，想冲出去杀人的心都有。
那年的夏天，你喝二锅头，红星二锅头，没有下酒菜。那年夏天，你欠揍，老有喝酒的冲动，又老不醉。那年夏天，你见到一个戴眼镜的，就以为她是写诗的，可实际上她是个会计。那年夏天，你老揣着一本诗集，像揣着国际歌和塞尚的《贾德布芳的栗树和仓库》。那年夏天，你老是想着怎样才能在指定的一条路上，遇一知己，把诗集给他，然后聊诗，然后喝酒，然后骂人。那年夏天，你骂人开始用“不错，好啊，有趣，很优秀，棒极了，太有天分了，继续”这类词。
那年的夏天，你见了拖拉机就着迷，它太适合你远地跋涉的打算了。你曾计划开着它去海南，又老不去（连黑市的柴油都买好了），后来落下一毛病，见了路上的红帽子电话亭就想往里塞钱，见了绿牌照的车就想上去点火，踩一脚油门。总想着，给滞留海南的哥们通个话，道个歉，都什么时代了，还诗呢？死吧！谁跟谁啊！
那年的电影，是史提芬·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录像带》，索德伯格说：“一个有问题的人，你帮助他、治疗他、爱他、和他结婚，都会成为他的问题之一，要明白，也仅仅，只是成为他的问题而已”。那年夏天，你和一个叫爱的东西纠缠不清，你觉得爱的力量之所以比你的大，完全是因为它得力于自然造化。你甚至觉得，爱本身就是个问题，谁爱，谁就成为它的问题之一，谁爱，也仅仅，只是成为它的问题而已。
真有他的，好小子，乔治亚州人言之有理。
那年的夏天，你坚持用刮刀在画布上作画，坚持不用软笔和调色油，拒绝类似调色板样的辅助性东西。那年夏天，你只画一些容器，杯子，瓶子，罐子，坛子和一些量具。你幻想，你只是一位容器画家，除了容器，别的一概不画。你至今迷恋，寥寥数笔画出一只瓶子的瞬间，迷恋，枯笔勾勒阴影的同时，把边上今生来世的底色也顺便勾勒出来了。
那年的夏天过后，年关将近，你和一才女在东坡路的知味观楼上策划话语类节目，演播厅的，年后，一不留神，《谈话》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