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对商品市场的抑制作用使得国际小麦期货价格近期有所回落，但上周三中国官方研究报告确认全年小麦减产的消息重新给市场注入动力，29日国际小麦期货电子盘价格终止连续下跌势头，重新抬头向上。

　　海关之前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7月份进口小麦量同比增长了55％至132148吨，而1－7月份国内小麦进口总量为102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截至8 月23 日，10 月份交货的美国2 号黄玉米到我国南方口岸的完税价格在2150 元/吨，较8 月初价格上涨了190 元/吨。而当日我国广东港内优质东北玉米的最高报价为2130 元/吨。除了小麦以外，7月份中国玉米进口达到了19．38万吨,较6月份的6．452万吨激增了201％。小麦和玉米进口的大幅增长带动了整体粮食进口的增速,1－7月份中国粮食进口量达到了3846．9万吨,同比增长20．5％。这样的一个增速无疑大幅推动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需求的预期。

　　香港商报《通脹幽靈埋身 學習美日韩台 內地農業出海應四路取經》指出：

　　年初持续至今的部分农产品涨价潮和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令各界担忧中国粮食安全受冲击和通胀幽灵再度埋身，如何阻隔国际农业市场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亦成為舆论焦点。

　　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指出，受益於多年的高度自给率，中国粮食安全暂时无虞，但本土的农业生產率、產业内涵和贸易博弈能力与国际领先水準差距甚大却是不争事实。未来，要有效抵御国际冲击，除切实将农业作為国民经济中最基础最优先的產业加以重视和发展外，积极推进农业產业国际化和向海外求策均是必行路径。商报记者杜洁菡

　　路径1

　　海外屯田取经日韩

　　开发海外农场涉及贸易、外交、安全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等一系列风险。因此，海外种粮战略必须由国家来推进。

　　最近几年，中国「农民」到地广人稀的非洲或东欧国家「圈地种粮」的事例时有发生。今年年初，就有一家重庆企业斥资58亿元人民币在巴西和加拿大购买土地种植大豆及油菜籽；前年，一家以发展农业起家的河北民营企业则在东非乌干达的拉凯区获得了一块特许自主经营99年的土地……

　　「事实上，中国在南美洲、俄罗斯、澳大利亚、非洲都有海外种植业的尝试。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水土资源潜力巨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称，非洲约有27.6亿亩耕地，只有14%得到耕种。而中国拥有超过13亿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土地资源和人口比例不到巴西的1/3。海外农业开发对中国农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北京东方艾格农业諮询有限公司粮食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记者。

　　日本、韩国均被视為利用海外资源保障本国食品供应的成功典型。目前，日本的海外农场面积达1200万公顷，相当於其本土耕地面积的3倍，遍及巴西、阿根廷、乌克兰、中国、印尼、纽西兰、美国等地。韩国海外农场的扩张速度也狠快：去年，韩国企业向菲律宾租借了9.5万公顷农田；2008年，韩国的企业分别在蒙古国获得了27万公顷土地的使用权，在马达加斯加获得130万公顷可耕地的99年使用权，租期為99年……

　　华中农业大学的陶建平教授亦支持中国以海外屯田的方式促进本国粮食安全。但他也提醒，开发海外农场涉及贸易、外交、安全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等一系列风险。因此，海外种粮战略必须由国家来推进，项目应与国家政治、外交等政策相结合，土地资源可采取国家出资购置，交由企业租赁经营，从而有效降低走出去的风险。

　　马文峰则援引一个真实事例提醒投资者要做好前期市场调研工作。他告诉记者，有一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斥资数千万元租种了近千亩土地种植大豆，但因為缺乏前期对土壤和环境的调查，种子种下去，大部分都没有发芽，勉强生长出来的也不能结果，几千万元全都打了水漂。「应该优先挑选那些资源丰富，气候相对适宜，同时必须要社会安定的国家，如果老是发生战乱，那麼投多少钱也会变成泡影。同时，在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也应对当地的社会生态和环境承担应付的责任，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千万不能像制造业那样走『流动性开发』的『不归路』。」他说。

　　路径2

　　技术研发取经美国

　　农业科技对於农业的发展，对於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化是极為重要的。向海外求策的一个重点应是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引入高效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

　　在内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科技对中国农业的贡献率却狠低，这也是中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原因之一。

　　「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由於农户经营规模小、大宗农產品生產的经营成本高，中国的粮食、油料、棉花等战略性农產品尚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肉类、蔬菜、水果和花卉等农產品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潜力，但这些產品长期以来在品质、卫生、技术标準上受国外较高的技术壁垒的限制，使比较优势难以转变成竞争优势和出口现实。」孙中才向记者表示：「农业科技对於农业的发展，对於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化极為重要。然而，中国的农业科技无论是研究方面，还是推广应用方面都存在着狠大问题。因此，向海外求策的一个重点应是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和引入高效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

　　他指出，国家手上有大量的外匯储备，用来购买石油、钢材等资源。随着本国农產品消费需求的增加，也有一部分钱开始用於购买粮食。但实际上，中国更需要的是买进研发技术含量高，能生產出优质安全、种植成本低、具有特色农產品的科学技术。这条路走起来当然比单纯的买產品艰难得多，因為农业发达国家正是依仗技术壁垒来封杀国外农產品，不可能轻易把技术转让给别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曲线救国。方法一，就是在一些领域开放引入一批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搅局者，不要怕他们会吃掉中国的农业產业，我们的制造业、家电行业也是透过开放发展起来的。方法二，在农业研发和技术推广体系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孙中才说。

　　陶建平亦批评中国政府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是「既少又偏」。首先是整体农业科研投入只占农业总產值的不足0.5%，远低於发达国家3%左右的水平；而且，投入大多被用於基础科研，投向能真正极大推动农业產量、品质大幅提升的科技应用推广环节的钱却狠少，导致内地科研与推广脱节。

　　他认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向美国取经。美国政府一直把农业的教育、研究和技术推广作為自己的重要职责，形成「叁位一体」的体系，即由州农学院同时承担教育、研究和推广叁项任务；每年的研究推广计划由基层向上申请，推广站提供的服务应尽量满足农业生產的需要；美国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公共和私人两大系统，前者侧重於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侧重於新產品开发和应用研究。

　　路径3

　　跨国合营取经日韩

　　与中国人去海外别国买地种粮不同，日本和韩国企业更愿意直接投资国外的农业项目，或者透过无息或低息援助贷款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对人力和农业机械技术方式的投入狠有限。对於赴海外种粮能否提高中国的粮食保障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孙中才教授的看法是「谨慎乐观」。他告诉记者，开发海外农场可能会增加本国市场的农產品供应，但这个逻辑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粮食產品自有其市场销售半径，并不必然会返销本国，是否有利於增加本国粮食储备是一个未知数。

　　这种观点被一位有实际海外种粮经验的广东农商所证实。这位曾在苏丹经营农场的商人告诉本报记者，一般情况下，在国外种出来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会就地消化，狠难运\回国内直接消费。以种植玉米為例，玉米收获之后，仅仅储藏玉米就耗资巨大，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玉米生虫发霉。但是在当地辅以养殖业和其他產业，使玉米不但可以变成粮食，更可以成為饲料和酒精，开发各种相关配套產业，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大的回报。

　　 孙中才教授指出，中国农商向日韩农商取经的重点不应只停留「海外屯田」这个表象上，而应该学习他们与国外企业的合作开发模式。相比於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去海外别国买地种粮，日本和韩国企业更愿意直接花钱投资国外的农业项目，或者通过无息或低息援助贷款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对人力和农业机械技术方式的投入狠有限。据介绍，日本从事海外农业的领头羊叁井物產就是这样操作的。2007年8月，叁井物產首先购买了一家瑞典公司25%的股份，而该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专门在巴西从事以黄豆為主的农產品贸易；此后，叁井物產又获得了一家巴西农田经营企业的股份。这些措施使叁井物產不仅进入了粮食生產，而且掌握了粮食的出口渠道，也掌握了粮食生產上的自主权。

　　路径4

　　组建农会取经台湾

　　来自台湾地区台南县农会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直指内地的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竞争能力，应该引入台湾农会组织的经验。

　　 这位负责人说，中国农业人口密集而人均耕地极少，同时土地流转机制又不畅通，导致农业难以形成產业规模。但是，千家万户小农的分散经营，在农业进入国际化阶段后，无论是在规模、效率，还是竞争能力上，都不能适应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服务於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发育不良，使得内地农业在根本上不具备与那些在生產组织上已经產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国家的农业进行竞争的能力。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南农会人士说：「北京应该放下思想包袱，像台湾一样鼓励各地组建农会组织，向分散的农户提供农產品国际国内市场资讯、政策法规諮询服务、国际市场开拓、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服务。而且，农会还可以代表农民成為政府农业政策制订的重要力量之一，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发挥作用。」

　　专家建言：政府应领衔「走出去」战略

　　「粮食安全」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為，这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而人均耕地面积仅1.4亩、过去5000年饱受飢饿困扰的国家。任何一点可能影响粮食供给平衡的苗头都有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粮食进口数据正是碰触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点: 7月，中国进口玉米19.4万吨，同比增长148倍；1月至7月玉米进口量為28.2万吨，同比增加56倍……数据的升幅本就令人震惊，若再加上「中国今年从美国采购的玉米数量比过去15年之和还要多」，「中国粮食将进入海外购买时代」之类的解读，市场的恐慌情绪可想而知。

　　近几年来，舆论一直对大豆种植和食用油行业被外资垄断、丧失定价权的现状备感不满和焦虑，人们无法想象对国家粮食安全更具战略意义的玉米「落入外资手中」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针对市场的恐慌反应和投机商的借势炒作行為，农业部官员多次发言否认存在粮食危机的忧虑，并於8月数次开仓拋售稻米、玉米和棉花等农產品向市场展示国库餘粮充足。接受本报采访的权威专家和资深业内人士也希望通过本报呼吁市场不必对数据「过度反应」。他们解释称，今年粮食进口量录得惊人增幅，主要是因為过往进口基数太低；实际上，目前的粮食净进口量在内地全年的粮食消耗量中占比不足1%，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暂时不构成冲击。不过，业内人士亦指出，中国农业產业抵御国际冲击的保障体系，或许未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牢固。

　　「过去叁十年来，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且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进步缓慢，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生產率远远低於发达国家，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全球资源短缺和超采、环境污染、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也是全球性的难题。随着更多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可耕种的土地正在消失。未来狠可能出现全球农產品供求偏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局势，依靠贸易手段调剂供需缺口的风险不断加大。」长期从事產业经济、农业投资及风险管理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陶建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於增加自身產量。但由於本土农业的生產率、產业内涵和贸易博弈能力与国际领先水準尚有狠大差距，极大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农业国际合作，以及向海外发达国家或地区求计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