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比“保八”更重要的逻辑
——中国经济迷思系列之二
文/倪金节
随着中国经济遭遇的“两难”问题日益增多，对调结构的关注在2010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调结构早已经成为政策文件的常用词，亦是经济学家的口头禅，但是一直并未成为事实上执行的重大战略。过去十年GDP增长结构的不断恶化，足以说明调结构从来就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过。要知道，2009年投资GDP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7%，十年前的2000年这一比例仅仅为37%（3.3万亿/8.9万亿），在当时就已经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例偏高。
不过可惜的是，纵使在2010年上半年各方渐渐达成“调结构比保八更重要”的共识，但是投资GDP比依然维持在了66%（11.4万亿/17.3万亿）的水平。尤其是，新近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维持在25%左右，其中某些月份高达40%以上，2009年这一增速已经攀升至30%。种种迹象表明，投资占据了经济增长的大头，接下来要想扭转如此畸形的增长结构，注定了将是一场勇气和智慧必须完美结合的攻坚战。
何以我们都知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贻害无穷，近几年正遭遇前所唯有的口诛笔伐，但是这一模式却仍然不断加固？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上，使得民间资金和消费需求双双难以启动。这是分税制弊端逐渐暴露的必然结果。2000年之后，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取得了爆发性增长，但是这些收入基本都是集中在了中央财政。居民收入虽然也有两三倍的增长，但是在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的快速攀升，消费需求启动从来都是不现实的。而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民营资本所遭遇的生存环境大致可以总结为：挣钱的不准做，准做的不挣钱。
虽然早在2005年就已经通过了“非公36条”，但这一政策执行效果十分糟糕。直到近期，国务院不得不在05年基础上，再次出台了新的鼓励民资发展的36条意见。如此一来，中央财政的多数资金和大面积的优质项目，被“中字头”和“国字头”的企业收入囊中。严格地说，过去十年的“国进”程度要远远高于“民进”的步伐。在“国进”的过程中，自然是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骄人的政绩。
再者，目前的银行系统，对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十分青睐，这就使得每年少则两三万亿、多则近十亿的银行新增贷款，大部分也是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群体获得。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有些地方官员以政府信誉和财政作为担保，银行动辄就为企业安排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的信贷支持。
而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恰恰是中国银行资产快速膨胀，货币泡沫不断孳生的时期（本栏第一期已经详细分析了货币泡沫问题），银行系统就是洪水泛滥的堰塞湖，急需向外面泄洪，以保证存贷比不至于失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找“优质客户”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有政府担保的企业。巧合的是，房地产逐渐演化为各地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于是，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堆积的一个重要表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信贷规模的屡破记录。
最后，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是以GDP为第一目标，地方政府在面对所谓的科学发展和眼前利益的时候，必然选择的是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日趋严重。事实上的确如此，地方政府往往充当一些违法项目的保护伞，中央政府的所谓检查在地方政府面前成了过场戏。这就使得本已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行政调控，在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控面前更是显得软弱无力。从2004年之后的历次房地产调控不断夭折，其根源亦在此。没有地方政府对政策的贯彻配合，再严厉的宏观调控也是“空调”。最明显的例证是，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启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各个地方不断上项目的速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湖北省在今年初所抛出的两年12万亿投资，算是对这一乱象的最新注解。
整体来看，对于工业化进程处于中间阶段、城市化趋势必须推行的基本背景下，追求经济增长本无可厚非。但是在高房价已经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大拦路虎，投资GDP比已经接近70%的情况下，如果接下来继续以信贷和投资双堆积来强行拉到经济增长，那只会让中国经济距离绝境的道路越来越近。
回到短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新引擎尚未出现、房地产调控前景不清晰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硬着陆”情况的发生，对投资进行统筹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提高投资效率，就成为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的关键，也是维持投资增速趋于合理的较为理想的选择。如何在制度层面，改变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融资发展是接下来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虽然新36条已经细化到了各部委具体贯彻实施，但这一政策会否再次重蹈05年覆辙亦未可知。故而，真正启动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就成为当务之急，必须要尽快加速落实的重大战略。这些资金长期以热钱形式存在，于国于民，都是害莫大焉。 （本文作者倪金节为财经作家，新著《好泡沫还是坏泡沫？》7月份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