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萧  汤松波 洪烛

                    呼唤新世纪的“新长诗”

                         ——读汤松波《东方星座》而想到的

                  ■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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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短诗写作种种可能性的探索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遭遇“口水诗”的瓶颈。正在这青黄不接的尴尬时刻，长诗写作异军突起，为中国诗歌的继往开来赢得新的艺术增长点。在众多致力于“新长诗”建设的诗人中，汤松波是极其执着并且展示了充沛激情的一位。

   作为新归来者诗群代表性诗人之一，汤松波自2006年回归诗坛，短短几年间推出《二十四节气》、《锦绣中华》、《十二生肖》、《东方星座》等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并结成四部诗集出版。他岂止不是“空手而归”，简直为自己的归来而向诗坛递上一份份厚礼。他应证了我在撰写《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时的观点：几乎每个归来者，都将迎来创作上的井喷期，不管曾经沉寂多久，他们都是会让人刮目相看的活火山！

   新世纪的所谓“新长诗”（我姑且这么命名），是中国诗坛多元化格局结出的累累硕果，无论主流诗人还是先锋诗人，几乎各个诗歌流派都在这块其实并不算新的“新大陆”（只是新诗百年在此前一直未获得长诗方面的大成功）抢滩，其间还不乏鲁滨逊式的独立特行者。新世纪的“新长诗”不仅数量多、篇幅长、体积大、主题重，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风格上也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几乎每一部“新长诗”背后都伫立着一位非别人所能代替的诗人，而他们也力图以呕心沥血的大作品来作为自己的“身份证”。

   还是以汤松波为例吧：他以《二十四节气》重温农业文明，以《十二生肖》那种人与动物的关系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以《锦绣中华》描述中国三十四个省市区的地域风情，又为五十六个民族各写一首诗，结集为《东方星座》……仅就题材与构思而言，就堪称“大手笔”。我只能用“大”来形容对汤松波诗歌创作的印象：大主题，大气象，大结构，大境界……

   他乐于做一个“大写的诗人”，天生的大嗓门使他不需要麦克风，与性格同在的大视野使他不需要望远镜，他以大力士的形象回归诗坛，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因为他生来就举重若轻。在诗歌创造中，他会无意识地像练哑铃一样轻松地去“扛鼎”，并不是想在举重比赛中拿金牌，而是因为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似乎不借助重大题材的长诗就不足以消耗过剩的力气。

   又岂止汤松波如此，在我心目中，能写得动长诗的都是诗歌大力士，新世纪以来，诗坛冒出了一批批的大力士。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的武器并不雷同，各自操起的仍然是十八般兵刃中自己最拿手的一件，只不过兵器的规格与重量都加大了。枪还是那些枪，刀还是那些刀，只不过“轻武器”在定义上全变成“重武器”，称谓上也个人化乃至简易化了：张飞的丈八蛇矛，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兵器因为执兵器者而加重了，而有了各自的性格。长诗，也因为写长诗者而体现出千差万别的风格。

   汤松波的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很明显带有他的指纹、他的血型、他的体温和他的气息。

   在刀光剑影的长诗比武场上，我一眼就能把汤松波的兵器与招式给辨认出来。这就是他的价值：他没学别人，而别人也很难学他，尤其是很难学得像。长诗的考验并不是劳动量或体力，而是心智。长诗可以构成一个诗人淋漓尽致展现综合素质或多侧面形象的旋转舞台，也可以造成使他面目全非的陷井。在这舞台上，诗人不该只是一尊肉体的神，他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灵魂出席，并且展开漫长而又不显重复的舞姿——以证明自己的形象不是静止的，不是琥珀，不是塑像，而是永远活在这项时间的运动中的舞者。

      2 

   除了汤松波之外，新世纪还有更多的诗人在长诗领域进行了个性化探求。我仅就瞬间的记忆列举一二吧。伊沙的《唐》，侯马的《进藏手记》和《他手记》，徐江的《杂事诗》，直至沈浩波最近的《蝴蝶》，勾勒出“民间写作”流派向长诗挺进的方向与路线。

   在主流诗人以及独立诗人那里，长诗更是快成为“常规武器”了，而体现出题材的多重性与风格的多样性，梁平的《重庆书》，王久辛的《致大海》，陆健的《田楼、田楼》和《34份礼物》，舒洁的《天使书》，阿尔丁夫·翼人的《神秘的光环》和《沉船》，刘福君的《母亲》与《父亲》两本诗集，雁西的《致爱神》，泥马度的《汉史诗》，还有和汤松波同属新归来者诗群的马萧萧，推出近10万行的《中国地名手记》……

   桂兴华，商泽军，丘树宏等诸多诗人的重大题材长诗也在政治抒情诗领域有大突破，使原先高居于圣坛上的政治抒情诗回到人间，并且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安琪、林雪、金铃子等许多女诗人，也纷纷向长诗这块“高海拔缺氧地带”进行无畏的攀登，尤其李轻松，更是推出实验诗剧《向日葵》，使诗歌与舞台与戏剧相结合，使诗剧这种久被忽略的长诗形式重新回到诗歌现场。

   我从来不曾想过写长诗，然而却写出了一部，长达八千行的《西域》。就长度而言，它算得上长诗了。

   我写的过程中乃至初步完成后，都未把它当作长诗来对待，它由四百多首短诗组成、在几十家报刊分别选载，我也很谨慎地称之为“大型组诗”。当把它们首尾相续、集中在一起贴上互联网，简直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俨然已是一部较完整的长诗作品。这四百多首短诗主题统一、风格相近或互补，像同一条线索串联起的珍珠——已构成一根项链了。它的诞生带有网络时代的痕迹：原本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西域》在创作进度上相当于我一年内的诗歌日志），又被中国诗歌网、新诗代、天涯社区等集中转载，除了赢得点击率，还成为“互动的文本”，在各个论坛里还引来网友的评点或跟贴，有些说得还很到位，譬如说《西域》是一部形散神不散的游记体长诗，以游历的各个景点，遗迹或风俗民情为切入点，以一系列关键词为小标题，分门别类地描写了西域的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或称之为西部草原生活、游牧文明的小百科全书……

   这激发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创作谈：《我心目中的西域》。贴在网上，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思路以及西域的某些常识。这篇诗化的大散文，无形中也构成长诗《西域》的一部分了，至少起着注释的效果。这部《西域》后来出成一本书了，结集为《我的西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并且刚刚获得徐志摩诗歌奖。

   2007年我推出长达十万字的长篇诗论《我的诗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诗的长诗），十八万字的长诗《一个人的史诗》。2008年推出两千行的长诗《李白》，两千行的长诗《母亲》，700行的长诗《黄河》。

   观察新世纪花样繁多的长诗创作，会发现，这些可归类为长诗的作品，已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长诗大不一样，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属于大型组诗或主题诗集。只不过在总体篇幅上（包括行数），都属于长篇巨制。所以我以“新长诗”来代称这些在题材与结构上都有所创新的大型诗歌作品，因为它们毕竟与那些独立成篇的短诗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它们甚至与旧有的长诗形式也有不同，是中国新诗在新时代探求的一种新出路，也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新世纪的“新长诗”潮流，对中国新诗文体上的变异与拓展还是有贡献的。

   譬如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就颇能代表新世纪诗人在长诗写作上的匠心与创意。叶延滨评价：“诗人汤松波，在《东方星座》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总题之下，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各写了一首献诗，五十六首诗组成一部宏大的诗歌‘星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汤松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华民族全景式的长卷。”

   张清华也“惊奇于作者的创意”，“他用辽阔的东方大地上升起的一个星座，来拟喻华夏和神州之上居住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涌流激动不已的题目，非有大雄心，大襟怀者不能想出，不能为之。诗歌中的地理，或地理中的诗歌，这也堪称是一个典范的例子了。”

   马萧萧评价：“《东方星座》，是当今全民泛娱乐风尚里，中国诗坛一个逆流勇进而高难度写作的成功范例。是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中国诗坛一部融名称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国家意识等于一体的新奇之书。”

      3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汤松波《东方星座》研讨会上，我尝试着把汤松波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定位为文化抒情诗，因为它们毕竟与既往的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而带有历史抒情诗或地理抒情诗的特点。

   长诗在阵容上，光靠风花雪月可撑不起台面，或者说，仅仅有小情小我小风景，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一些洪钟大品的。值得庆幸，新世纪既孕育了一系列优秀的小众化长诗，又不乏激越的大众化长诗受到全社会关注。很多像汤松波这样以长诗抒写重大题材的诗人，不仅刷新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内涵，而且在诗歌圈之外传达着诗歌的声音与力量，他们既为新世纪的新长诗增大了容量，又使之达成美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双赢。

   新世纪的“新长诗”，本身就已构成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诗歌星座。汤松波贡献了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他举重若轻地把它像按图钉一样安装在诗坛的星空。它本身就很抢眼了，并不需要我写一篇评论把它擦得更亮点。但我仍然愿意因之而写一篇评论，为汤松波，也为新世纪的“新长诗”。

   汉族是没有史诗的民族，它同样也缺乏长诗的传统。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属于一些佚名作者的口头说唱文学，篇幅上都很精短。说到底，抒情短诗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大门。与之相比，欧洲文学的奠基之作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国的新诗是个混血儿。以古典诗词为母亲，又以西方诗歌为父亲，属于世纪之交“野合”所生。如今已经一百岁了，仍然是个儿童，是个童男子，尚未发育完全、成家立业。缺乏优秀的长诗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几代诗人都曾为之作出努力。当代文学，似乎也出过几部马雅可夫斯基那类的政治抒情长诗（或曰“主旋律”长诗），但在艺术上无法称作真正的长诗。新时期以来，写《诺日朗》的杨炼等也曾呼唤史诗或文化诗，到了海子那里，更是企图以长诗扩张野心，要么是好大喜功，要么是故弄玄虚，总之都无功而返或半途夭折。看来光靠野心成不了什么事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2006年11月，参加一次诗会，我与诗评家林童就长诗的问题进行过密切探讨，他写了一篇论文《网络时代的长诗现象》，记录我们的一些共同观点。

   汉民族是个缺乏长诗传统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优秀的长诗，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很难称作现代化的海军。我这么说，是否把长诗看得太重要了？还是对这个时代的诗人提出过高的要求？诗人，不应该只满足于小米加步枪的。尤其在口水诗泛滥成灾的日子里，诗被看成了最无难度的写作，诗人被当作唾沫制造者或段子发明者，提倡长诗有其积极意义。

   诗歌原本就不以长短来见短长的。但一位诗人如果能写出长诗，无疑是好事情，证明他不仅有爆发力还有耐力，不仅会百米冲刺，还能跑马拉松，是称职的长跑运动员。长跑，属于比较专业的训练了，业余选手很难胜出。同样，短诗属于轻武器，百步穿杨固然是本事，但射程更远的是重武器，譬如火炮。优秀的长诗，应该有精确制导炸弹那样的航程和命中率，甚至可以有像核武器那样的威慑力。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把目光投向长诗，就像准备进行军备竞赛，谁不希望自己的武库中能有一枚原子弹？

   所有人关注的都是长诗之长（篇幅上的），常常忽略了另一个要素：重。它应该是重磅炸弹，是万吨货轮。它无法承受的是轻而不是重。构思一部长诗，你必须找到压舱之物：无论题材上的，思想上的，或情感上的。光玩形式、玩技巧可不行。你不得不考虑到内容的问题。短诗是轻量级的竞赛，花拳绣腿也容易蒙混过关；长诗是重量级的，是硬功夫，硬碰硬的。它越来越严峻地考验着一个人各方面的积累：你是否有实力发动一场立体化的战争？

   长诗之长，本身就构成客观上的难度，以划分专业选手和业余票友。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更大的难度一定来自内容，“写什么”将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平地起高楼，可比挖一孔窑洞难多了，需要足够的建筑材料和结构能力。长诗，在考验着它的作者的知识储备、情感储备、智力储备，运用技巧的能力，以及耐心、耐力。它是一座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巴比塔。哥们，你能把它托住吗？

 

汤松波携《东方星座》归来 与周杰伦合作暂保密 

汤松波回归诗坛，并带来了《东方星座》。资料图片

“英伦”组合与汤松波合作成为当下热门话题。资料图片

汤松波在《东方星座》座谈会上。本报记者 蔡立梅摄

 

　　南国早报本报记者 蔡立梅

　　作为“回归的校园诗人”之中坚，《青年文学》一次性推出了他的24首诗，《十月》杂志也大篇幅推出了他的大型组诗《锦绣中国》；他的长篇组诗《东方星座》挂在网上不到3个月，点击率就突破了10万人次；而为“英伦”组合写春晚歌曲的传言，更给他增添了诗歌之外的色彩

　　不久前，各大网站流传一帖子，称小天王周杰伦录制了一首主旋律“中国风”歌曲《汉》献礼新中国60华诞，这首歌曲由内地资深音乐人汤松波填词、周杰伦亲自操刀谱曲，据2010年央视春晚导演组相关人士透露，总导演金越有意让宋祖英和周杰伦这对“黄金搭档”再次联手，如无意外，“英伦”组合将携《汉》再度亮相央视春晚。而且，汤松波将“取代”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包揽了周杰伦新专辑《东方星座》15首歌词。该帖引起了网友热议，很多网友认为这是“无名人士”汤松波的自我炒作，而有媒体报道，周杰伦的唱片公司和经纪人回应称“不认识汤松波这个人”。

　　是空穴来风的自我炒作，还是合作或有可能？汤松波，到底何许人也？11月20日，汤松波以“广西诗人”的身份现身广西民族大学，出席由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汤松波长篇组诗《东方星座》研讨会，汤松波的真实面貌一一浮现。

　　

　　《诗刊》原主编叶延滨：

　　他是回归的“校园诗人”代表

　　其实，在诗歌界，读者对汤松波的名字并不陌生。叶延滨说：“中国诗坛有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校园诗人群体，汤松波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校园诗人”。21世纪后，一些当年的“校园诗人”，又捧着一部部力作回归诗坛，给当代诗坛带来了久违的“震荡”，汤松波就是其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汤松波因忙于政务而“失踪”于诗坛。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汤松波“复出”了，如沉寂多年的火山突然喷发，强劲的爆发力引人瞩目。近几年，汤松波陆续推出了一系列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频频出现在国内著名文学刊物和选本的版面上：《青年文学》破例一次性隆重推出了他的24首新作；《十月》杂志以大篇幅推出了他的大型组诗《锦绣中国》，这样大规摸地推出一个诗人的作品，在《十月》尚属首次。

　　

　　诗人马萧萧：

　　他是我的乡友、“战友”

　　军旅诗人马萧萧是《东方星座》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他用“悲喜交加”来形容自己看到这部作品时的心情：“悲的是，汤松波太不够哥们了，小事常告诉我，大事却瞒着我，竟偷偷摸摸干着这等大事；喜的是，汤松波毕竟是我的哥们，让我成为《东方星座》的最早几个读者之一。”

　　马萧萧透露，他和汤松波是“乡友”，“我们的少年时光，是在资江上游两个不同县份的奇山异水间度过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校园诗歌运动中，马萧萧和汤松波都是“风云人物”，所以，马萧萧说自己和汤松波也是“战友”。虽然时间过去了20年，两人一南一北，但因为联系着乡情、友情与诗情，有时为了一件完全可以在电话中解决的小事，两人也非得千里迢迢飞聚一起，把小事给做“大”不可。

　　

　　广西文联主席潘琦：

　　他是广西诗坛的旗帜

　　11月20日这一天，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聚集了一群诗朋文友，因为他们的到来，绿城这个冷飕飕的上午，变得诗意盎然。与会嘉宾中，既有叶延滨、梁平（《星星》诗刊主编）、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以及洪烛、马青山、马萧萧等诗界名人，也有潘琦、东西、罗传洲、黄佩华、凡一平等广西文学界的名人。“济济一堂”的场面，让叶延滨非常感动。他幽默地说：“广西文坛‘桂军’很厉害，诗歌的光芒都被东西、不是东西的作家们遮盖了。如今，诗歌在广西得到了大发展。我非常感谢广西文学界对诗歌的这一片心意。”

　　广西文联主席潘琦一直关注着汤松波的创作，对汤松波的《东方星座》赞誉有加，称“用诗歌写中国56个民族，汤松波开了先例”，“这组长诗构思非常巧妙，用那么短的诗来写每一个民族，别出心裁，而且形象丰满，感情真挚，没有空洞的说教和口号”。潘琦表示，诗歌、诗人是文坛“桂军”不可或缺的力量，广西是歌海，诗歌应该在歌海中展示它的风采。以往广西文化界对默默耕耘的诗人冷落了，如今要献上“迟来的爱”，大力张扬以汤松波为代表的广西诗人，扶持广西诗歌的发展。

　　

　　汤松波：

　　是否给周杰伦写词暂时保密

　　根据网上的传言，周杰伦为全新“中国风”歌曲《汉》的歌词“一次性支付了8万元稿费，平均1字378元，稿酬标准超过了我国词坛泰斗乔羽‘一字百元’的记录，为词坛之最”。记者就网上热帖向汤松波求证，汤松波一笑置之，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暂时保密。不管谁问我都这样说。”

　　虽然没有得到正面答案，但汤松波的回答颇有猜想的余地。事实上，尽管汤松波一向低调，但在声乐界他颇负盛名：在广西民族音像出版社任职期间，他与宋祖英有过密切合作；他写过不少优秀的歌词，其个人歌词音乐专辑《阳明山之恋》、《亲亲的祖国》等曾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歌词》、《中国年度最佳歌曲》和高等艺术院校音乐教材，其歌词代表作《牵挂》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了共青团中央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今年9月《东方星座》出版后，“新诗代”诗歌网站隆重推出专题，不到3个月其浏览人次已突破10万，好评如潮。徐沛东、周杰伦等不少知名的曲作者都对汤松波诗歌中的“民族风”表示出浓厚兴趣。加上汤松波祖籍湖南，和宋祖英是“老乡”，与“英伦”组合合作之事，看上去比“炒作自己”的说法更靠谱。

　　人物简介：

　　汤松波，汉族，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祖籍湖南新宁，高级政工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青联七届常委。著有诗集《有一盏灯》、《眷恋》、《灵魂没有淡季》，诗合集《命运的火焰》以及歌词音乐专辑《阳明山之恋》、《亲亲的祖国》等；大型组诗《二十四节气》一度入选2008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长篇组诗《东方星座》于2009年9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曾荣获第三届“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优秀奖”、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广西“五四”青年奖章。

　　

     “我选择了一个宏大而庄严的主题”

               对话汤松波

    本报记者 蔡立梅

　　《东方星座》是庄严的文化类抒情长诗

　　记者：研讨会上，有人认为《东方星座》是“政治抒情长诗”，有人认为是“文化类抒情长诗”，您自己如何为它定位？

　　汤松波：我自己把它归入文化类抒情诗。创作的时候，就是从文本出发，从学问出发的，这也是我的一种探索、尝试，因为以前没有人去这样写过56个民族。

　　记者：第一次用鲜活的诗歌语言去描绘56个民族，所以，黄格胜（中国美协副主席、广西艺术学院院长）说您选了一个好题材。可是，像“主旋律电影”一样，往往只是官方欢迎，普通老百姓不大“感冒”，主旋律的颂歌会不会也遭遇这样的尴尬？

　　汤松波：不会。《东方星座》肯定是庄严的颂歌，在后记里我有写到，我选择了一个宏大而庄严的主题，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且，这部诗集是献给新中国60华诞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回避了口号，更注重的是诗歌的艺术性、文学性，是性情写作。新诗代诗歌网把《东方星座》推出后，不到3个月浏览人次就有十几万，这说明诗歌本身还是能引起阅读兴趣的。

　　

　　整理阅读笔记比写诗更难

　　记者：您的《东方星座》，每个民族的诗都不长，长的不过四五十行，在内容的取舍上是不是很挠心？

　　汤松波：是，诗的内容是有限量的。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光搜集素材、研究各民族就预备了一年。56个民族，必须用不同的角度，不能雷同，要不读者会“审美疲劳”。56个民族，各有各的特色，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每个民族一个侧面。不同的民族的诗篇，相互映衬，共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卷。我所理解的中国各民族，是一个和谐多元一个理想共同体，是异彩纷呈的一个“东方星座”。

　　记者：发表之后，有没有读者反馈说，您写的民族不是我这个民族？

　　汤松波：目前还没有。我曾经在民委工作了几年，是有积淀的。创作时我梳理了阅读笔记，这比写诗更困难。我的素材来源于很多的民族书籍、民族网站、民族歌曲。

　　记者：有本土的评论家认为您写的《壮族》民族特征不是很彰显。

　　汤松波：在五大民族自治区里面，《壮族》确实显得笔力不足，他们说我没有写到壮族的图腾。我是生活在壮族地区的，在广西已经待了10多年，可是越熟悉的地方就越难把握吧，我最后选择用民歌体去表达广西“歌海”这么一个特点。

　　

　　从众多的背影中重新走向诗坛

　　记者：您在序曲中写到，《东方星座》是“合奏着一部古老而新鲜的华夏诗篇”，“新鲜”表现在哪些方面？

　　汤松波：表现在内容上。我是一个从湖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30年里，民族在进步，社会在进步，这些在诗歌中都有体现。

　　记者：有的评论家认为您对民族的苦难写得不够，有的又认为您不写民族苦难，是跳出了以往只写民族苦难表象的套路，听上去挺矛盾。

　　汤松波：每个民族、每个人其实都是历经苦难的。苦难的表现有很多手法。比如我写《佤族》，写他们的崖画，看上去是写地理风景，其实也是写民族苦难，艰苦环境下的生存也是一种民族苦难。悲悯情怀，对民族、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是贯穿在诗歌当中的。

　　记者：您十三四岁时，在校园诗坛上很红，后来为什么沉寂了那么多年呢？在很多人纷纷转身而去的时候，你却又从众多的背影中向诗坛迎面走来，是为了什么？

　　汤松波：沉寂，是工作、生活所迫。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写诗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我只能选择离开。归来，是因为2006年，中国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姜红伟发起了一场“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的活动，这个活动唤醒了大家，葛红兵、邱华栋、洪烛、马萧萧和我，一批当年的“失踪者”又聚在一起，聊诗歌，聊人生，然后又开始写诗，出版诗集，就这样以文本的形式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