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以来，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欧美媒体纷纷转引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统计数字，大肆炒作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国”这一话题。根据IEA的统计，中国2009年能源消耗量总计22.52亿吨油当量，比美国的21.7亿吨高出4%。

　　无独有偶。英国石油公司（BP）6月份发布了《2010年全球能源统计》，同样认为2009年中国（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消费了21.99亿吨油当量的能源，较之美国所消费的21.82亿吨油当量的能源多出了1900万吨油当量，位居世界第一。

　　在此之前，法国能源统计公司Enerdata5月份公布的《2009年能源分析报告》也声称，2009年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量有所降低，而新兴国家能源消耗量在继续增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耗量排名第一的国家，印度排名上升至第三。

　　而中国能源主管部门则迅速对此做出驳斥，认为IEA数据高估了中国的实际能源消费。理由是，依据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2009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1.0亿吨标准煤，换算成油当量约为21.32亿吨，以此计算，略低于IEA公布的美国能源消费量。因而所谓的“第一能源消费国”的帽子理当奉还给美国。

　　此外，一些中国学者依据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EIA）官方网站的公开数据，在将2009年美国能源消费总量94.578×1015Btu（英热单位）折算成油当量后，也发现2009年美国实际上消耗了23.6445亿吨油当量，仍然稳居世界第一。

　　从上述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研究报告中，不难看出：第一，即便是不同的西方能源组织，对于中美两国到底各自消费了多少能源也存在一定分歧。第二，中国与西方无论是在在能源统计的口径还是计算单位上都没有对接，因而只能是各说各话。第三，无论是西方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研究，其实都承认，中美目前的能源消费量是较为接近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IEA同时还公布了2009年中美人均能源消费数据：尽管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但人均能源消费仅为1.69吨油当量，不足美国人均消费（6.95吨油当量)的四分之一，但西方媒体却刻意忽略了这一点。

　　说实话，IEA和欧美炒作中国“第一能源消费国”的话题，恐怕也有各自不同的考虑。

　　站在IEA的角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跃升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因而拉拢中国加入这一能源消费国组织一直是该组织近年来努力的目标。但问题是，长期以来，IEA始终无法说服中国：在加入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能源消费国俱乐部后，在被迫按规定公布包括原油储备、能源结构、能源储藏和开采量这些重要数据后，中国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因此，中国更愿意与IEA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平等合作关系，并不急于加入。此番IEA抛出这份颇有争议的统计报告，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暗示中国：只有尽快加入IEA，将中国能源数据透明化，才能避免被外人随意公布失实数据。

　　站在美国的角度，将中国推上“第一能源消费国”，可以转移矛盾，大大减轻其压力。长期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坚定主张在减排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同时保障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欧洲和日本已较早地作出了减排承诺，压力事实上主要落在美国肩上。而要求美国做出更有利的减排承诺，在美国看来是无异于是在激烈地改变美国人固有的能源依赖型生活方式。

　　而站在欧洲角度来看，则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只要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斗起来了，掀起波澜，就能让气候变化成为今年年底坎昆会议上全球瞩目的焦点。而中国或美国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或许会被迫做出更大让步。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驳斥各种不实的“被统计”数据，无论其背后的目的是诱使中国加入发达国家能源俱乐部，还是希望中国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国际承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轴来看，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报，2001年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已从14.3亿吨标准煤跃升至31亿吨标准煤，短短九年间就增长了一倍多，年平均增幅高达13%。而美国的能源消费则在2004/2005年之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说法颇为盛行，但多数权威观点都同意：城镇化、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素质上升这三大动力未来仍将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认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高效投资以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与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国能源消费的同步飙升。关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相关性，国内外已有大量运用计量回归的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更是直接用电煤消耗量的变化来评估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即便不是在2009年，按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增速，未来一两年内中国能源消费也很有可能超过美国。

　　鉴于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国”会引发一系列外部争议和压力，如何最大程度化解这种压力，从而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创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呢？

　　一方面，中国应当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国际多边场合上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工业化国家大量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能源，帮助其顺利完成了工业化阶段，并对地球环境造成持久破坏。而现在，西方国家却试图通过威胁征收碳关税等办法，以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名义来限制新兴大国的发展权，这是新兴大国所无法接受的霸道逻辑。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化路径和外部可利用资源约束来看，实现低能耗和低碳增长又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战略性抉择。2009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同年12月，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也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在能力和责任范围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诚意。

　　在具体的战术层面，中国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以替代大量制造温室气体的传统能源。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国家发改委计划在2011至2020年十年内累计增加直接投资5万亿元，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重点是智能电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电和新能源汽车等。

　　这一举措无疑是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国际潮流——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也都在纷纷加大对新能源的研究和开发投入，这或将决定未来几个世纪的国际能源版图。

　　但实事求是的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三四十年内，石油、煤炭这些传统化石能源仍将肩负中国主要能源的角色，而新能源暂时还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巨额财政补贴，或者说，除非将来国际原油和煤炭价格长期处于令人无法承受的高位，新能源要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哪怕是1个百分点都异常艰难。

　　相比之下，对于中国而言，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一个比开发新能源更为迫切、也更容易取得成效的路径。据估算，若中国能效曲线能达到全球目前的平均水平，则中国单位GDP能耗可下降空间高达50%，其中近30%将来自于节能技术，另外20%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2004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尽管“十一五”前四年中国累计单位GDP能耗已累计降低14.38%，但2010年上半年我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GDP同比增长11.1%，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要在剩下半年内达到整个“十一五”期间能耗下降20%的目标已近乎不可能（2007、2008年5%以上的降幅主要应拜全球经济危机所赐，随着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回暖，2009年全年单位GDP降幅已明显缩减至3.61%）。

　　因此，在积极开发新能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与其他能源消费国在节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例如，近年来，中美之间已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这一平台以及《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等协议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能源、环境技术合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与围绕“第一能源消费国”展开的明争暗斗相比，淡化这一头衔背后的政治含义，推进主要能源消费国在能源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意义或许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