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社会——两篇写郭德纲的旧文
郭德纲徒弟打记者的事闹得愈来愈大，作为一直喜欢和关注郭德纲的，似乎应该写点什么。但一面是我欣赏且曾经寄予希望的郭德纲（后面所贴旧文中，可见我所希望何在）；另一面，我的身份也可归入广义的“记者”之列，站在哪边，都非我所愿。干脆贴两篇写于不同日子的旧文，重复一下我对郭德纲的一贯态度。
只有一点需要补充：郭德纲显然有一点没搞明白——江湖可以自外于庙堂而生存（这在中国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却万万不可向社会和庙堂公然挑战。“藏密排油”事件中，郭德纲向庙堂挑衅了一下，没受多大内伤，便以为自己已经作大。这次公然挑战整个社会，才发现社会是个比他想象的庞大得多的存在。江湖规矩只能用于江湖，以江湖标准判断社会、以江湖手段与社会抗衡，只能暴露江湖的荒诞与脆弱。况且，眼下庙堂已经不动声色地接过了社会对郭德纲的愤怒，为自己整饬江湖的大目标所用，闹剧马上要转成杯具了。
说郭德纲两句
这是发表于2006年3月3日的博文，原题是《为郭德纲说两句，也说郭德纲两句》，这是后半段。
从网上看到，一位叫汪洋的相声演员兼电视主持人要告郭德刚，原因是郭在他的博克和相声段子里讥讽、调侃了汪，说汪打小不练功、老婆和别人睡觉等等。
汪洋能不能告成郭德刚我不敢说，据说已经有相声前辈常宝华出来圆场，汪洋说不定也得买这个面子。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上是郭德刚错了，而且错得有点离谱。于是忍不住想写两句，加了后半个题目“也说郭德刚两句”。
按照常理推断，一位相声演员在台上指名道姓拿一位同行开涮，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二人极铁，后者愿意为前者“献身”；二是两人本有过节，前者借段子泄愤，而碍着江湖上的游戏规则，后者又说不出什么。从披露的资料看，郭德刚对汪洋的调侃，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从郭德刚“出口”之狠，即使按江湖上的规矩，恐怕也有点过了。
如果跳出江湖，郭德刚就更是理亏。一是就人情常理，你有场子（天桥乐茶园），而人家没有（汪洋主持电视节目，但他没有控制权，不能算他的场子），你在自己的场子上进攻，别人没有同等的阵地回击，有点以强欺弱。二是如果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郭德刚的言行有违公众人物的行为准则。
自从大火以来，郭德刚多次在媒体上表示他如何清醒、不会飘起来。我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但从这件事上看，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由“非著名相声演员”到“著名相声演员”的身份变化，给他带来的新的行为约束。简单地说，经过前一段的热炒，在媒体的凝眸聚焦之下，天桥乐茶园不再是郭德刚和“钢丝”们的堂会，而已经成为标准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要郭德刚在台上开口，他的嘴就已经是“公器”。公器可以有特定立场，可以有情感倾向，可以表达民情民意，可以宣泄民愤民怨，但如果掌握公器之人借助公器对特定个人宣泄私怨，就犯了公器私用之大忌。在这方面戒律最严的，应该是媒体。至少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下，媒体是标准的社会公器，媒体可以批张维迎、可以骂任志强，但必须是代表广大受众，如果有编辑记者借报纸版面向张维迎表达私怨，却是断断不可。对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这是铁律。
我不是相声圈中人，不太知道相声界的江湖规矩。但从片段了解的分析，许多在相声圈里沿袭至今的规则或潜规则，还是相声“撂地”时代的产物。那时候不管多大的腕、圈起多大的场子，基本上还算是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里说点什么，大致还能“哪儿说哪儿了”。我在我的场子说你，你在你的场子说我，不但平等，而且彼此的伤害也有限。但是在现在这个媒体时代、资讯时代，不管多小的场子，只要是公开场合的言行，都可能经由媒体的无限放大，而在虚拟的公共空间里成为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于是在“这儿”说的话，在“这儿”就未必能“了”。
郭德刚反复对媒体表示他没有变也不会变，是想表示他的坚定和清醒，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你不变而环境变，人们看到的就可能是你在变；环境变，你也变，才能最终呈现出你的不变。这话是绕了点，但以郭德刚的聪明，一定能想得明白。
两段文字里，对郭德刚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唯恐他一个不慎而折了，那就真是可惜了。连常宝华都说郭德刚：不可多得，来之不易。容易吗？好自为之啊！
郭德刚的江湖
2007年6月8日博文
前两天看到新一期的《东方瞭望周刊》，封面照片是郭德刚。郭德刚最近惹了点事，他代言的“藏秘排油减肥茶”被央视3·15晚会曝光；他不但拒不道歉，而且通过自己的博克，含沙射影地把央视装进了自己编制的筐里；央视本不磊落，偏碰上这样的硬茬，一时无措，以致3·15晚会连一次都没有重播。老大官方机构，被一个在自己的相声圈里都无朋无党、孤立无援的“小郭子”顶撞，而且结舌语塞，堪称黄健祥事件之后遭受的又一次“暗伤”。
这次《瞭望东方周刊》对郭德刚做了专访。记者的本意，肯定是想借助曾经对郭德刚做过正面报道的面子，和事先准备的自以为尖锐和无可回避的问题，逼迫郭德刚就“代言门”做出大致符合“主流舆论”所需要的回应。而记者肯定没想到的是，郭德刚完全不惧舆论的压力，振振有词甚至慷慨陈词，左打央视、右批大众，摆出一副与人民为敌的架势，与永远都笑脸迎人的明星，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以下是报道中引述的“郭德刚语录”：
谈到他的“代言门”——“世上没有道德模范，也没有圣人，圣人绝了！哪有圣人？谁的心里不肮脏？多道貌岸然的不也喝酒骂街说闲话吗？我不亏心。但求好事，莫问前程，其他都扯臊。”
说到他的拒不道歉——“最初我签了合同，声明如果产品有副作用的话，立刻终止合同；产品没有问题就不终止合同。这一年多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抹眼泪一起风波就赔礼道歉，那是我郭德刚义气。”
说起如何消除群众指责——“我比你（指记者）聪明，我比你坏，我比你狠，我都做不到。想扭转过来，不可能。不用讲那些个事实，再过一年，我还是我，你要给老百姓一个过程，新的故事就开始了。江湖上每天都发生不同的事情，时间过去，第二个故事开始，原来的就没有了。”
说到他的批评者——“我只跟和我好的人作朋友，骂我的人死去，我并不准备感化他。我也不希望说服他，更不希望拉拢他，他死活和我无关。”
说到群众中可能有人因此而对他生怨——“恨我以后别听我相声，我只给能接受的人说。我只和对我友好的人友好……”
浏览这些“语录”，再回顾此前他处理与师傅之间的官司、与汪洋之间的官司的姿态、手法，似乎隐隐然看到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青皮”，一个有着自己完整价值体系而且刀枪不入的“江湖中人”。
应该说，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的形象并不如何讨人喜欢，但站在郭德刚的角度想想，倘不如此，他又能如何呢？如果没有一套“自以为是”的价值系统支撑，他如何能在一片惨淡中苦苦支撑十年？如果没有一副刀枪不入的“青皮”姿态，他又如何能在“主流相声界”的排挤、轻蔑中走到今天？江湖的自由，本来就来自于与主流的自绝。再说郭德刚已经明白地声明：“好多事情我看得挺透，我也不爱矫情这些个事情。讲完之后骂我的人依然会骂我，拿我当亲人的人哪怕我十恶不赦也会支持我。天下原本如此。”谁亲谁远，谁是衣食父母，他从来都门儿清。
我曾经向一位与相声界颇有渊源的朋友，问起“主流相声界”对郭德刚的真实态度，他的回答是“且羡且妒且恨”。羡、妒者，他居然如此名利双收；忿恨者，这小子如此行事，分明要栽跟头，如何就横竖不栽，还眼瞅着如鱼得水呢？那朋友一语道破了关节：所谓“主流相声界”，早已被体制所“收编”，他们不相信，也不希望在体制外还有一片自由独立的天地。而郭德刚的成功，分明证明他们的失算，这片天地已经存在，而他们已经失去了在这片天地中飞翔的翅膀。除了排挤和诅咒，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我同意他的判断。而对于那些栖身于“主流相声界”讨一碗“体制饭”的“艺术家”来说，别说没有预见今日相声江湖复苏的远见，就是有，也未必有在这片江湖里讨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因此以郭德刚之所为，分明是以一己之力，独立打出了相声本来应有的一片“江湖”。身负如此使命、身处如此境遇，而有一点油、有一点痞，有点“青皮”、有点“滚刀肉”、有点江湖气，既是自我保护的外衣，又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想当初元杂剧班头关汉卿自称“我是个蒸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郭德刚之“体制外生存”成功的意义，其实不仅限于对死样活气的相声界的震撼。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弊端之一，就在于“朝堂”对“江湖”的全面覆盖和窒息。若按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彻底失衡。政党、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刻意打碎，对民间社会的全面瓦解，使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结构得到空前强化。社会上升时期，全社会在政党的指挥之下令行禁止、团结一心，取得惊人成就。而社会的“青春期”一过，“朝堂”失去一呼众应的正确性和正当性，而“江湖”又无规无矩、混乱一片。于是，“朝堂”的无能和“江湖”的无序相互作用，社会一片乱相。相对于央视的僵化颟顸、“主流相声界”的荒唐可笑，郭德刚的“江湖”作派，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倒是更有正面价值。
如果纠缠于郭德刚与别人之间唧唧琐琐的那点是非，就免不了在谁是谁非之间难以取舍，所以我主张从大处看去，郭德刚的横空出世，并能够以江湖身份而趾高气扬，在现下这个时候，应该是好事。如果看不惯，就扭过头别看；怕他伤着你，就离他远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