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难点

　　

　　通过学习关于三农形势和政策的专题讲座，我对三农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现结合对课程的学习，结合自身工作的经历和体会，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浅析，以供分享和批评。

　　首先，第一个问题，要搞清楚：三农问题究竟是什么？从字面来看，三农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民是核心，因为要以人为本；农村是区域，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如何发展；农业是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一个基础性、略性的产业如何发展，如何取得最好的效益。一个人的问题，一个区域的问题，一个产业的问题，这就是三农问题的全部。有论者称，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工农业的减刀差问题、核心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不公正待遇问题，消除三农问题的目标就是实现城乡合谐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看法我基本认同。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这也算一种中国特色。我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供应必须立足于自我供应，这是三农问题尤为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历史渊源来看，重工业、轻农业，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加速积累，是新中国发展初期的历史性选择，结果就是牺牲了三农。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是非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一包就灵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也把三农问题简单化了，短期的繁荣掩盖了深层次不足，在盲目乐观的大氛围中，三农问题最终积重难返。2006年以来，国家连续发了5个1号文件，但是农业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却是趋向下降的，这实在是一个冷幽默，折射出许许多多的无奈和困惑。

　　有了上述的思考，就可以认真探讨一下：三农问题的难点究竟有哪些，为什么解决起来这样难。

　　据蒋荣昌教授《“三农”问题的核心困结及其解决之道》一文分析，三农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农业的产业地位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推广的1978_1984年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增长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与其它产业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没有明显差距的时期。自此以后的中国农业在得到更充分的农用科技支持的情况下,也再没有摆脱过滞长的困境。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彻底释放了在传统农业格局下农业的增长可能性。我们长时期以来的三农政策立足于输血而不是造血。不可否认，这些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农民的若干切身困境，缓和了城乡间的矛盾，让农村和农业分享到城市或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些红利。但是，“三农”问题的实质，并非农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和农村问题，而是政府、政策、体制以及我们所有人如何对待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如果我们始终坚持以“三农”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置“三农”问题，就是试图坚持从城乡二元的前提条件出发来寻求破解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所形成的困局。从坚持城乡二元对立的前提出发，要想得到化解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果，其结局可想而知。“三农”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投入”的问题、“欠帐”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而是“谁”可以“投入”和“怎样投入”的问题。

　　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城乡居民统一的“公民”身份，但这种统一的身份只是在“政治”层面得到了落实。在经济、社会层面，却因为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国”与“野”的区分，城乡居民二元分治被当作一个“惯例”和“常识”接受下来。落实“农民”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公民”身份，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既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人权事业，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由之路。

　　农业的产业地位问题。“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最保守的统计数字也会超过2亿）的现实表明，相当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不再以“农业”为业。大部分“农民”与“农业”在经济运行现实中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留守农村并且仍在耕种土地的农民，基本上是外出务工已丧失体力或技能优势的老弱劳动力。这是市场给予农民流动就业机会之后的必然结局，这也充分地暴露了“农业”在今天不堪为业的状况。农业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职业——数亿农民工充斥城市的每个角落已经直白地揭露了这个事实。大部分农民工之所以离开农业而又不能够选择离开农村，不过是因为“农业”仍然是他们在“失业”或从别的行业“退休”之后的保障。事实证明，把“农业”作为“农民”的保障性就业领域这一制度安排，既是在给予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上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又是从根本上断送了“农业”的产业化前途，使得农业在其成立为农业的前提上已不可能成为现代农业的一种不良制度设计。            

　　新农村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应当重实质而非重形式。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建设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这种形式的一体化既不见于任何已发达国家，也是在逻辑上走不通的死胡同。城乡一体化不应是城市空间样式对乡村空间样式的兼并，或把城市的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照搬到农村。如果农村仍然是以农业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就不可能与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或现代生产方式实现兼容。只有在不以农业为业的某块曾经是农村的地方所建立的城镇及其居民，才可能完成城镇化生活方式、空间布置与其从业方式的完全匹配。然而，对这样的地方，我们已不能视为某种“新农村”，充其量只是以“农村”土地建设并与农村毗邻的城市或城镇。

　　综上，农民问题不仅是让农民变为市民，更重要的是培育新型农民，让他享受公民待遇；农村问题不仅是农村城市化，也要让农村成为人类安居乐居的美好家园；农业问题不仅是输血供氧，更要让其从弱质走向强势，融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归根结底，三农问题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而创新总是难的，要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一点，或许就是三农问题总是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

　　（写于二0一0年七月，本文有较多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