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不良的畸形儿
——国企资本金缺失的“原罪”
我们常说国企负担沉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企在创始之初资本金不到位。为此，几十年来国企背负了高额的借贷成本，饱受着资金匮乏的煎熬之苦，国企的发展受到资本金不足的严重制约。在走过了那段可以单凭一腔热血自力更生的年代后，国企资本金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要么国家财政注入资金补足资本金；要么通过改革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弥补资本金。国企“无米之炊”的发展之路已达尽头，尽快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才是国企的当务之急。
本文所说的资本金是指企业创始之初的国家财政投入。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中对资本金的定义，是指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的注册资金，也就是企业铺底资本金。一般情况下，资本金与企业效益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所谓“本大利宽”。本钱小或无本的买卖不好做，企业不是有个车间就能生产，有个门面就能营业，你摆个地摊还要点本钱呢！企业应该拥有足够的资本金才能组织与自身能力和规模相匹配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承担相应的生产经营风险，才能在经济交往中取得客户的基本信任。如果企业自己没有或仅有很少的资本金，一是在客户面前实力诚信度低，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二是企业经营只有靠高额负债补充资金，经营成本居高难下；三是企业发展无后劲，企业没有能力做中长期投资和新产品研发。
企业的资本金也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储备。现在的人们很容易明白现代化战争中“长矛大刀、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航空母舰、激光导弹、隐形飞机以及核武器相抗衡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却非常容易沉醉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 ”的创业激情中，容易陶醉在“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的光荣革命历史中，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其实也和现代化军队一样需要武器装备和弹药补给。
遗憾的是，由于国有企业原始投入不足，非经营性资产和不良资产又约占净资产的一半左右，国企的经营者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的现金流上，工作的主次顺序也不得不首先是现金流，而后才是经营利润。于是，国企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企业管理术语——“倒链条”。如今，国企管理者“十个坛子八个盖儿”的“资金杂耍”实在令人堪忧。目前，对大多数中小国企来说，资本金与其企业的经营规模极不相称。资本金不足是国有企业产品研发滞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经营者的首要任务是做资金链条的现代“倒爷”。国企的资本金状况如不尽快改善，实在无法与具有雄厚资本实力和先进工艺设备的国际化企业集团相抗衡。国有企业资本金的捉襟见肘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程度。
资本金如同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的生命线。现代企业如果没有充足又流动性强的资本，企业就根本无法生产经营。靠举债维系生存和发展，不仅财务成本高且很难形成规模效益。然而，在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许多国有企业成立之初资本金没有完全到位或者根本就是虚资本，给你个营业执照加个任命书就地“闹革命”的情况比比皆是。笔者就是在空有一个营业执照（四平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而资本金为0且有34万元负资产情况下，走出了国企创业的第一步。那个时侯，许多国有企业资本金“先天畸形”，虽然工商注册时理论上是国企，但是资本金出资不实，导致至今许多企业仍存在产权争议。产权方面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去探讨，笔者将着重分析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现状、成因和隐忧，以及如不尽快补充国企资本金，国企与其他经济实体在同等外部环境下不能够平等竞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资本金形成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资本金的形成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放后中央政府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改造的民族资本，即两块资产国有化的部分；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基建拨款、流动资金拨款形成的企业基金和由国家投入的固定资产等；三是由国家投资派生出来的企业留利形成的更新改造基金、资产（无形资产）增值等；四是国企改制评估的资产增值、土地增值和企业历年减税、反税的留存积累；五是国企之间成建制划拨的经营性资产；六是国有上市公司股票发行募集、配股、分红积累。
不管国企资本金形成的途径如何，由于国企的特殊身份、历史使命及管理体制等原因，国企中的经营性资产有一半左右为无效资产或不良资产是个不争的事实。例如：职工住宅、学校、培训中心、职工医院、老干部活动中心等非经营性资产，历年来的明亏和潜亏挂账等无效资产，以及无止无休的公车购置和办公室装修等辅助性资产。
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不算商品，国家实行的是“一平二调、统购统销”，国有企业所有的产品都要上缴，所有的原材料都由国家调拨，固定资产更新、技术更新、工人工资也都由国家拨付。那时，企业把全部资金上缴国家统一支配，即使“拨改贷”以后的若干年，由于政策的原因，国企形成的利润仍几乎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为全社会所共享和分流，即便有企业留利，相对于企业规模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老国企除了厂房、设备等不动产，几乎没有积累可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企为了生存发展，必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更新改造，在自我积累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这就使大部分国企负债率过高，大量银行贷款被用作铺底资金。资本金的先天不足让国企成为了市场经济转型期营养不良的畸形儿，国企经营举步维艰！
◎体制掠夺和政策断奶
虽然在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举债经营成为现代企业的共同特征，但负债给企业带来的财务杠杆效应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的，最终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资本金。因为资本金是企业有效运作的物质基础，是企业取得债务资金的信用担保。资本金不足必然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利息负担，也严重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
国企资本金不足，效益不佳，除了国家财政原始投资不足外，与1983年实行“拨改贷”有关。从那时起，国家财政几乎没有直接向中小国企注入资金，新建的国企几乎是在没有资本金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和经营。虽然当时新建项目有“中央出一点、地方筹一点、银行借一点”的说法，但是，操作起来大多成了“钓鱼项目”，地方自筹不过是为了钓得中央和银行资金所做的掩饰而已，所需资本金除中央拨付的少许以外基本上是从银行借来的。国企的高负债率从此拉开历史序幕。这如同将一个三岁的孩子关在门外，命令他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怎能不让他惊慌失措，沿街乞讨或许是他唯一的选择。因此，国家施于国企的一系列政策，对国企以超常的速度朝谷底坠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作用。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作为政策工具，从多方面支付着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这无疑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企资本金更加雪上加霜。经历过转轨过程的国企经营者们都心知肚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引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很大程度上依靠优惠政策的导向。如果没有税收、留利、用地、贷款等诸多方面的优惠，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国企创利、纳税的社会积累之上。他们虽然营造了改革开放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但国企仍担负着国家财政、税收支柱的重要角色。而国企的贡献反过来又使得各级政府有能力、有信心进一步引进外资，调整所有制结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将自己全部利润的巨大部分作为利税和“两金”上缴，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中国税务年鉴1995》提供的数字表明，外资企业的流转税负担只有内资企业的63.3％。在所得税方面内资企业税负为25％。外资企业为14.6％，相差10.4个百分点。在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负为27.6％，非国有企业为18.69％，只有国有企业负担的68.5％。1994 年各种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已由1980 年的20％上升到65％，但提供的税收却只占30％，而国有企业上交税收接近70％。直到2008年，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才刚刚取消。由此可见，近30年来，长期存在的不公平税赋环境，大大削弱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其积累的负作用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再加上国企担负了大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国企的财务监督又比较健全，纳税行为比较规范，因而其实际税负大大高于外资和私营企业。可以这么说，国企是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董存瑞”、“黄继光”，牺牲了自己、繁荣了市场。
问题还不止这些，国企还承担了相当的“黑洞”性成本。比如，部分非国企利用他们机制灵活的便利，靠商业贿赂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甚至以伪劣产品挤占市场，靠偷税漏税扩大盈利能力，将其本应支付的社会成本转嫁到了国企头上。包括一些民营企业的精英们，如果挖挖他们的根，他们的第一桶金，甚至第二桶、第三桶金，绝不像他们宣讲自己奋斗史时说得那么干净。所以，至今那些已身为亿万富翁的民企精英们，再忙也没有忘记派心腹呵护原始创业时的“壳公司”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此外，穷家不穷爱心，国企对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开支，企业办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疗机构，帮助政府解决就业，承受各种收费、集资、摊派、赞助和捐献等沉重的负担，都产生了大量的非经营性开支，降低了国企的资产经营效益。国企就像替渔翁卖命的鱼鹰，吃进嘴的东西一律给人家吐出来，而自己永远也吃不饱。
国企为共和国积累了丰厚的家底，应得到国家财政更多的关爱。然而，改革开放后，国企不但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足额补偿，而且，到了1983年，国家干脆对国企的技改资金撒手不管——由国家投资变为“拨改贷”及“税后还贷”，即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不再向企业注入资金。与此同时，为了扶植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综合经济效益，国企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通过提供廉价基础设施、原材料和其他物质条件，充当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政策工具，而自己却受到了包括舆论讨伐在内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如今与国企经营密切相关的银行贷款已经完全商业化了。由于国企的负债率已经很高，所以贷款增量很难拿到额度。国家先前的投入早就被各种高税赋收回，新增贷款又遇到障碍，虚弱的国企已无竞争力可言，江郎才尽、江河日下不可避免，但这不仅仅是国企自身的错，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国企就像政府的菜园子，政府怎么“采”都可以；然而，政府对待国企的政策却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国企就像被父母遗弃的流浪儿，蹲在马路边眼巴巴地看着非国有制企业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
◎高负债下的“原罪”
现如今，除了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国企以外，大多数国企就像西餐厅的菜单中冒出了臭豆腐、杀猪菜一般，显得那么另类、打眼，这种尴尬局面与国企资本金缺失的“原罪”不无干系。
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国企由于资本金不足，连年巨额亏损，虽然逐步被边缘化，但是还硬着头皮往死胡同里钻，死撑的唯一办法是向银行借债，
资本金严重不足、负债高、资产不良，潜伏着严重的财务危机，是横亘在国企面前的天大难题。国际上标准的企业负债率一般为30%～50%，而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0%。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平均负债率一般在40%～60%之间，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有效益好、成长率高的大型企业负债率可达70％以上，我国恰恰相反，经营效益差的企业负债率很高，那些效益好、成长率高的企业负债率却较低。（注1）效益差的国企如果把大量拖家带口的帐外隐性负债计算在内，其实际负债率要远远高于账面负债率，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有的国企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甚至500%，沦为了名副其实的“丐帮”。当前，在5—6%的资产盈利率和10%左右的贷款利率的格局下，国有经济的正常运营已经发生困难。在企业资产盈利率不能提高反而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整个国有企业就要亏损近300亿元。而亏损则要吃净资产，企业的负债率就无法不上升。（注2）这就足以说明，国企在高负债率、高贷款利率和低资产盈利率的环境下，能把国企经营好的经营者绝对算得上是天才。但是，天才毕竟是少数。不贷款等死，贷款找死，多年来，国企在两难中艰难度日，国企领导层还不断受到来自政府、职工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压力。在此境况下，部分人心灰意冷而放弃了主观努力，更有个别“有识之士”干脆抱着狂嚼“最后的晚餐”的心态，以权谋私，堕落为“穷庙”里的“富方丈”。
国有企业既然是国家的，那么保证国有企业最低限额的法定资本金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国家投入资本金不足的国有企业，国家应投入增量资本，而不是简单的“拨改贷”。“拨改贷”提供的不是企业资本金，而是企业的长期负债。资本金涉及资本的所有权，而一般的资金融通，则只是货币的垫支。由于一些国企还不起贷款，便有了后来的“债转股”，其实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不是所有国企都能享受的政策，这是企业瘦得皮包骨时政府给予的一种挽救措施，况且，这些“债”国企也并没白用，国企先期已经给银行付过了巨额利息，只是现在连利息都付不起而已。
债台高筑使国企苦不堪言。有资料透露，南方某化工项目总投资171亿元，贷款、债券融资达98％，自有资金仅2.13亿元。由于资本金严重缺乏，项目建成后便马上面临着还款的压力。有的项目建成之时即是亏损之日，有的甚至难以投产。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不给企业资本金，让企业做“无本生意”，致使企业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再如，证券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最大的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截至2006年底，我国券商的总资本金仅为1240多亿元，平均每家不到12亿元。相比之下，美国仅美林证券一家的资本额就达235亿美元，超过中国所有券商的资本金总和。2006年我国证券公司净利润排名第一的中信证券，主营业务收入58.32亿元，与同期美林证券477.83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相比，还不及人家的2%。可想而知，我国一些券商提出的推进国际化和多元化战略，努力打造中国券商行业龙头的新优势，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豪言壮语而已。
“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多数国企来说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提法，以此表明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其实，多数国企的第一追求不是利润而是现金流。有资料统计，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各种利息支出相当于利润的104％。（注3）1995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利息支出总额相当于企业利润总额的128% 。（注4）1999年统计数据表明，有298家大型企业的利息支出相当于亏损额的80％。（注5）很明显，沉重的利息负担使国有企业大部分盈利都变成利息转出去了，企业实际上是在给银行“打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资料估算，2006年上半年，2.6万家国有企业平均贷款余额约1.2亿元，约为民营企业平均贷款余额的22倍；2.9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平均贷款余额约1.8亿元，约为民营企业平均贷款余额的33倍；国有企业月平均利息支出260万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月平均利息支出350万元，分别比民营企业高13倍和18倍。2005年上半年全国企业资产利润率平均只有3%左右，其中国有企业总体盈利水平更低，很多国企的资产利润率为负数。还有一些企业的利润率大致相当于利息率或略高于利息率，如果利息率稍有提高，就可能由盈变亏。由此可见，企业在利润率大幅度低于利息率或利润率为负的情况下使用大量贷款，其负担就像雨天挑稻草——越挑越重。
然而，出于迫不得已和对政府的信任，一些国企像蝶恋花一样对贷款趋之若鹜。“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为了生存，这样的话国企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必须有喝烈酒、抽冲烟、一往无前的勇敢性格，才能活下去。这当中，越贷越虚，最终两眼一闭，驾鹤西归的国企也不是少数。
前面提到过，自1983年国家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企从一开始就是无本起家，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周转全靠银行贷款。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利息包袱，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而在完全市场化的今天，银行、法院不会管那么多，他们该追索追索、该起诉起诉、该执行执行，没有半点情面可讲。有的国企领导像贼一样到处躲账。其实，国企领导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自己。换句话说，不是国企欠了谁的债，而是国家应当考虑从发展成果中拿出一部分补充国企资本金。笔者认为，三角债及全社会的信用缺失与国企资本金不足以及国家对国企的政策不无关系。
国企改善资本金不足的救命稻草之一是上市集资。上市公司之所以比国有独资企业有优势，除转换了机制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补足了资本金，同时建立了融资渠道。但是那些没有能力到股市上融资的国企怎么办？
针对国企资本金不足甚至国家根本不出资的状况，有人曾尖锐地指出：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谁出资，谁拥有产权”这一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造成了产权制度的无序和紊乱。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大量无资本金企业的存在，极易造成产权关系不清。部分效益好的企业，以其实现的利润还清了初创时期的银行贷款和利息之后，谁应当拥有这些企业的产权？如果国家强行占有这些自己并未投入资本金的企业，那等于是国家在破坏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而那些还不了贷款，资不抵债的企业一旦破产，必然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国家为了保证国有银行的正常运营，往往继续维持这些濒临倒闭的企业，也使资产重组越来越难。
总之，国企资本金不足造成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利息负担重，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造成国企偿债能力低，陷入高负债——高融资成本——低利润——低资本储备——更高债务的恶性循环；造成技改资金不足，技术装备水平持续落后，陷入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两难境地。这是体制和政策的原因影响了国企的生存状态。
然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随着体制的转换，观念的更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大部分国企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针对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果其退出渠道不能尽快形成，则国企目前大面积的“死撑”就会发展成大面积的“撑死”。笔者疾呼，推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引入新的资本金投入才是当务之急。
可怜那些非垄断行业的国企，在如今国际、国内惨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正承受着无边无际的痛苦。然而，时间不可能拨回到30年前，历史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对国企宿命的思考和国企出路的研究，才是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否则，这支从出发那一刻起便注定听不到“集结号”的部队，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注参考：
1.《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年第16期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作者：王欣荣 李众
2.2004年06月04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问题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
3.《财会月刊》1996年01期 《企业引用信贷资金行为中的六大误区与对策》作者：孙曦
4.《经济问题探索》1997年02期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反差析》 作者：王寅
5.《经济参考报》2000年6月28日 调查报告：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