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独闯华尔街》第四章）
文/陈思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多伦多搬回纽约是担着风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那时美国股市已经跌了一年，互联网和高科技股泡沫破灭后，许多公司开始裁员。在这种情况下，周围的亲友们分了几派。纽约的朋友说同美国相比，所有其它西方国家钱挣得少，税又交得多，东西又贵，还是纽约最好；还有人说为了求上进，必须再打进华尔街，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国内的亲友多半儿劝我暂时不要动；而住惯了多伦多的朋友则对我说，多伦多污染少、风景好、街道干净、犯罪率低，工作压力小，房价又便宜。总之，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劝，我决定趁自己还有条件拼，铁了心重返纽约！
我们请的搬家公司老板是香港人，名叫山姆。他原来是香港一所中学的校长，移民到多伦多后很难再重操旧业，于是便和几个香港来的哥们儿开了个搬家公司。帮我们搬去纽约是山姆做的第一单“跨国”生意，算是探探路吧，他们风闻同行们的跨国订单接踵而至，他们也想将生意做大，于是便宜了我们。2001年6月30日一大早，他们共四个人，开着两辆面包车，带上我和小玲，“孔夫子搬家”似的，装了十几箱我们舍不得丢弃的书，一起跨过大瀑布彩虹桥，回到了纽约。这是我们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数年不见的纽约，似乎又变得新鲜而好奇了，我还带有一丝卷土重来挑战她的意味儿。
7月2日，我开始在BRUT ECN上班。一进BRUT，老板给我的起薪就高过多伦多一倍，加上年终奖金和其它福利，我的年薪已然超过原先我所羡慕的那些同学。我顿时有了“富哥”的感觉，沉浸在“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的畅快中。没过多久，那“胡汉三”式的畅快便迅速像肥皂泡般地消失了。
我是二进华尔街，对于工作上的压力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每天一睁开眼睛便来到公司，盯着电脑荧光屏一看就是10多个小时。下班后查查私人电邮，看看新闻，再与国内的亲友们联络联络，又是2个小时，我的生活中心除了电脑还是电脑。这种紧张单调重复的日子过了还不到三个月，不幸的9/11事件发生了。我动荡不安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开始。
9月11日的那天早晨，我比上班时间早15分钟走进了世贸北楼80层8067号办公室。记住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习惯性地把手表取下来放在桌上。我瞟了一眼，正是8时15分。我喜欢在工作前先欣赏一下窗外曼哈顿的景色。远处的联合国大厦、帝国大厦，连同无数密林般的高楼，此刻都尽收眼底。再加上来往于大桥上的车辆，大河中过往的轮船，给人一种鼓舞人心的动感。
欣赏景色之后，我打开电脑，回了香港一位朋友的电邮，再起身冲上一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此时电脑标示的时间是8点43分。我喝了一口咖啡，定下神来，正准备工作。突然，我感到背后被人重重地猛推了一下，身体差点儿撞到屏幕上。我下意识地不满了：“谁开玩笑？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啊！”我回头一看——见鬼，根本没人。于是我立刻想到是不是地震。但，不像。地震应当摇晃，可我被“推”了之后，再也没有晃动。我做梦都没想到，那正是我所在的世贸大楼北楼，被飞机直冲进第86层，接着南楼也遭到了致命的攻击。正当人们惊魂未定之际，9点43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被恐怖分子所劫持的飞机炸得死伤过百，这个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的指挥中心立即陷入一片火海浓烟之中。
华尔街震惊了！纽约震惊了! 美国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当时，我看到其他同事都站了起来。原来，在1993年，大厦被恐怖分子炸过，大家做过多次撤离演习。这时有人大声宣布：疏散。同事们顾不上带东西，纷纷撤出办公室，进入走廊去寻找通向楼梯的出口。
我呢，大概新来乍到，没有经历过1993年的那次袭击，不觉得会有什么大事，还不紧不慢地把手表、文件、书籍、音乐CD等都留在了办公桌上，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只想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小玲。不料电话、手机全不通了……我这才感到可能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但我和大家一样，根本想不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了一百一十层大楼的第八十六层，离我的办公室仅五六层之距。
此时，我和大家面临的问题是：电梯已经不通，必须从楼梯走下去。世贸大厦的电梯是分段运行的。从一层到七十八层是一段，从七十八层再转电梯而到达顶层。我们必须先到七十八层，再找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可七十八层的出口在哪里，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而这么大的楼面，真像个迷宫，不少人简直像老鼠那样窜来窜去，寻找出口。有个出口，听人说只能到四十四层，就成绝路。
真是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我听说过，这个大楼的防火材料非常好，外层是铝合金，中间是防火石棉，整个楼是钢筋框架，不会失火。根本想不到，飞机带着十几吨汽油，撞在大楼上，温度高达千度，大厦即将软化而坍塌。我们已在生死关头。
终于等来了大楼管理员出场开门引路。我们走至七十八层楼，这恰好是一家很大的机构——纽约捷运局。有人招呼大家进大厅喝水休息。可从上面疏散下来的人愈来愈多，气氛也更加紧张，而时间又过了大约十五分钟，谁也无心休息。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到了直通地面的楼梯。大家又开始往下走。
楼梯大约一米来宽，按逆时针方向下旋。人们很有秩序地自动分排两条道：左面离旋转中心近，总长度相对短一些，让老人和妇女走，可以更快到达地面；男士和青壮年自动选择右面。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人推推搡搡，更没有人企图抢先；看见谁显出走不动的样子，就会有人去搀扶一把。大家精神集中，楼道显得挺安静，偶而会听见轻声说话声，却没有人慌张嚷叫。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开了个玩笑，显出让别人轻松一些的善意。各种相互安慰和鼓励的话也不绝于耳。“Don’t worry! Calm down!”（别慌！要镇静！）“We’ll be there!”（我们没事的！）……一切在自发状态中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逃到三十多层时，人们开始纷纷议论飞机撞了大楼。这时身边的一个男子，他的手机可能功能特别好，正在通话：“I promise you，I’ll be back!”（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接着还絮絮细语：“万一无法再见到你……亲爱的……我爱你！”想必电话的那一端不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情人，那语气让人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生离死别的镜头！
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又闷又热，下楼的速度也愈来愈慢；每人发到一张用水沾湿的纸巾，可以掩住嘴鼻。我每经过一个楼道门时，就把门拉开，伸出头去深呼吸一下。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我和各种肤色族裔的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十八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们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这样右道下楼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却背着沉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在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中证实，首批找寻到的尸体有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八十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气氛更加紧张。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 made it! I’ve made 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看见不断有东西从上而下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Hell，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才对这个单词有了具体的感受。
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动不了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高速公路。我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尽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我曾经办公的北楼开始倒塌。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这恐怖的轰鸣声无法模拟，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是更可怖的景象，扬起的尘土和浓烟像翻腾的巨浪，足有四十层楼高，如漫天浩水向我急涌而来，好比末日的来临。……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我手里。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全美国顿时进入紧急战争状态, 同时关闭了领空和边境，境内 3,700多架各类飞机全部停飞。这是继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遭受外来袭击最沉重的一次。而且恐怖分子以最小的成本，在一个多小时内将美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堡垒达到最大规模的摧毁！当天美国各个证券市场也全部关闭。华尔街瞬间停止运转，全球金融市场无一幸免于难，各大股市应声而跌。伦敦股市重跌5.7%，市值损失高达600亿美元，韩国股市大跌12%，日经指数大跌6.63%，创下了17年来的新低点，香港恒生指数跌至9%，欧洲各大股市全线下跌5%到7%。9/11这天，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参加国际银行结算会，由于事态紧急，又关闭了领空，听说是派专机专程将他秘密地接回美国的。
华尔街股市一停就是四天，是有史以来停止交易时间最长的。单单各大投资银行损失的交易手续费，就超过了十亿美元。世贸办公地点没了，像其它公司一样，我们公司启动了备用系统，全部人员转移到对岸的新泽西州，一待便是六个月。我每天天不亮便起床，赶地铁，追公车，过岸后搭火车，步行十分钟才到公司。晚上下班到家，已然是万家灯火阑珊。我没有怨言。相比较那三千冤魂，我感谢上苍使我躲过了死劫。
三千人中，我最为惋惜，感觉中仿佛离我最近的，是和我有着相同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王维斌。他是康特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证券公司的员工，能力超强，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做模型，做分析，做软件。吃的是草，挤的是奶。9/11前一个月他公司裁员，因为他太能干了，整个部门就他一人“幸免”。但真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如果他不那么勤奋、不那么优秀，他便有幸了；又或者那天他的汽车在路上抛了锚，晚半小时到公司的话，也可躲过一劫。很多幸存者全是因为那天早上的突发事件而躲过灾难的，包括王维斌的老板——康特菲茨杰拉德的创始人——哈沃鲁特尼科（Howard Lutnick），他是送孩子去幼儿园晚到半小时而幸存的。而平时都是他太太去送孩子的，那天他的小孩非要他去送，冥冥之中，是他的孩子救了他的命。
华尔街终止交易的四天后，在全球一片瞩目中，9月17日重新开市。开市仪式极不寻常，悲壮中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希望。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纽约州州长乔治布塔奇，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些政要们均出席了仪式，女歌星高唱着《天佑美国》，期望奇迹会降临。9:30分，股市象征性的开盘了2分钟，又暂停交易了2分种，为9/11死难者及家属们默哀。接着纽约市消防局、警察局、医疗急救服务中心、以及交通部的代表们接过大槌，敲响了开市的钟声。
虽然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华尔街在开市的钟声中轰然倒塌。开市当日，道指暴跌7.1%，最大跌幅超过700点，创道指单日跌幅之最；纳斯达克暴跌6.8%，抛盘如决了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投资者失去理智“自杀般”地抛售股票，一周内道指下跌14.4%，纳斯达克跌了16%，一直跌到1,387点，接近1997年的低点。
六个月后公司搬回华尔街附近，为掉念死去的亡灵，我经常去世贸原址。奇怪，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晴天，走过那一片地带，也总感觉阴湿湿的，心情便也跟着悲凉起来。我原先工作的“银行家信托” 大楼，也已经面目全非，内受重创，无法使用。六年过去了，那幢楼至今都拿不准一个方案，是炸掉重建，还是大动干戈进行修复？望着这一切，我不禁又后怕起来，那天我离死神这么近，仅一线之遥，来纽约为了什么？为了追求所谓的事业？说白了是金钱。为了钱差一点送命，值得么？我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