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 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四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这个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和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乃至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0世纪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总结，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在国内主流话语体系里，“中国特色”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但是，强调中国特色既不利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也不利于我们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一方面，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政治遗产，因而必然具有自身的特色，强调一个国家的特色不会增加我们对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解；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世界的理解，世界也需要理解中国，强调中国特色切断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因而阻碍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回顾20世纪的世界历史，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有理由相信，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启蒙运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和世界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和平等的社会。第二，中国保留了古代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贤能体制（meritocracy）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曾经激发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想象，当前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更多地关注来自表现的合法性——由给老百姓提供的实质性福利改进获得的合法性，而不是来自程序的合法性即由既定程序赋予的合法性——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实行名义的民主制度，但却没有实现对政府的问责（accountability）和监督。中国的实践虽然不能全盘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对政府表现的关注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民主的效能具有启示意义。第三，在过去三十年的制度转型和建设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没有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具有启发意义。第四，自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基本保持了相对于社会群体的中性性质，没有刻意代表某个阶层，也没有被某个阶层所俘获，因而才可能放开手脚有选择地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被精英所俘获，要么被民粹主义所挟持，因而无法实施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中性政府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特点之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接下来，本文将展开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最后总结它们对世界的启示意义。

　　一、 社会平等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那场战争最终让中国走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反帝过程中，确立了民族国家认同；在反封建过程中，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各种元素混杂的五四运动，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它们在表象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识形态追求，但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完成了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其结果就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平等社会。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人类在过去二百余年完成的、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转型，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治理，无所不包。在此之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掌握以及对自身的控制都处于一个极低的状态。在启蒙运动之前，除了个别地方在个别时间（如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之外，人类解决无序的方法是独裁统治，而独裁本身通过宗教的神化和人的贪欲得以加强，并扑灭任何变革的企图。只有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才开始意识到，让少数人凌驾在大多数人之上并把他们作为奴役对象是不道德的，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由此，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这就是自由民主。福山说历史的终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信念，毋宁说是人类在摆脱蒙昧时代之后找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专制是人类在孩童时代就自我治理摸索出来的一种均衡，人类在那时达到了一个稳态，而自由民主是人类正在实现的另一个稳态；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前一个稳态向后一个稳态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进步势力要改变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方式，就必然触及旧势力的权利，因而，革命在所难免。许多原发性的国家都发生过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尽管它们的动力不同，过程各异，但它们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把各自国家带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和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结构的平等化。

　　在中国，革命不仅改变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也改变了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在1950年代早期，尽管两岸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的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政治学者Woo-Cumings 认为，中国台湾和韩国之所以在战后成就了经济奇迹，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对两个地方社会精英的限制有很大关系。日本殖民者之所以限制社会精英，是因为社会精英更可能具备民族意识并组织反抗。然而，“这个过程具有强有力的均等化效应，使得（这两个地方的）收入比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平等，从而为有效的干预型国家的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给了它们相对自由的手脚去建立它们认为合适的发展同盟。”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大陆。对于大陆和台湾而言，我们还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均等化效果。两岸政府可以放开手脚搞发展的一个例证是，两岸都建立了国营企业，都通过从农村提取剩余加速工业化进程。在大陆，1953至1978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资本累积至少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在台湾，1951至1960年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贡献了25%的资本积累。

　　两岸的分野发生在1956年。这一年，大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完成了私人资本的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在农村启动了集体化进程，并于1958年以公社化告终。台湾则在1960年代早期开始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由此，两岸经济增长发生分岔。笔者和郑东雅的研究表明，1953─1978年间中国大陆对重工业的补贴是必要的，但补贴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计算表明，最优补贴时间应该是12年，即到1965年就应该结束。如果大陆也像台湾一样，在1960年代初期放弃偏向于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并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则大陆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落后于台湾。

　　计划经济时代的失大于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一步拉平了中国社会。政府开展了广泛的识字运动，大量投资中小学教育，大大降低了中国的文盲率。目前，中国的文盲率为10%，而印度的文盲率为39%。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采取了“低成本、高覆盖”的政策，大大改善了人民的基本健康水平。以反映健康水平的婴儿死亡率为例，建国初期（1950－1954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男性和女性分别为千分之一百四十六和千分之一百三十，到1978年，两者分别下降为千分之四十四和千分之三十八，而印度要等到2000年之后才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将看到，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成功，和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平等让中国政府避免陷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被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常态，可以把注意力投放到长期经济增长上来。

　　二、 贤能体制

　　中国具有悠久的选贤任能的传统，科举制度是其中的典范。尽管经过上千年的演变，科举制度最终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绳索，但它所蕴含的社会治理理念却至今没有过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度相对于欧洲流行的贵族制具有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它造就了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只要自身足够聪明和努力，也可以成为宰相，而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人。这在实行贵族制的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借中国的科举制度批判欧洲贵族制的原因。其次，科举考试的本意是选拔具有德性的人进入官僚体系，尽管这个初衷在现实中未必完全实现，但至少是给官僚体系注入了德性的要求，诱导官僚们不仅为皇帝的江山社稷服务，而且把自己当作百姓福祉的代表。

　　在现代意义上，科举制度对民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一人一票、政党竞争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在现实中，它们没有保证政府能够为民众服务，换言之，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德性。孙中山先生在设计帝制崩溃之后的共和国体制的时候，没有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而是在三权分立之上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考试院承袭了科举制度，意在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而监察院的目的是考核政府的运作，以政府的表现、而不仅仅是选票衡量政府的好坏。

　　在当前的中国，公务员考试是科举制度的一个弱化形式，科举制度的实质，即贤能体制，则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得以发扬光大。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声望达到顶峰，但是，党没有及时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致于在多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决策上犯有错误。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变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和决策机之后的首要变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和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其标志是2002年十六大上确立的“三个代表”路线，党不再仅仅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而且是向中国传统的回归。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就中国传统而言，它们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迅速地回归中国传统，但时机和形式都是错误的。共产党的回归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失去过一些绝佳的时机。“三个代表”在表面上是党对迅速分化的中国社会的回应，实质是党从阶级利益的代表转变为贤能体制的枢纽，成为挑选统治精英的平台。

　　与此对应，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面完成了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变。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即党直接管理国家的一切事物；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国党体制，即党融入国家之中，和国家合为一体。Victor Nee在1989年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世界的党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瓦解。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Nee的判断错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3500万增长到了7000多万。入党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绝对标准，而是更加重视德性和能力。这在官员升迁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拔官员的标准是政治忠诚。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官员的提拔越来越看重实际表现和业绩。研究表明，省级干部的提拔和其所在省份的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官员们就如同一场淘汰赛里的运动员，每上一个级别，职位的数量就减少一些，因而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尽可能超越自己的对手。最终，竞争将官员的前途和地方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后者既是中央政府想要的，也是人民所期待的。

　　组织上的变化还反映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差额选举已经成为惯例，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吸收新鲜血液，在过去的几次党代会中，中央委员的流动率都接近三分之一。在新老交替方面，中国共产党也迈出了巨大的步伐。1980年代之后，党建立了近乎严苛的退休政策，每级干部都有退休年龄，到年纪的人一律都退，无论他们的身体还有多健康，也无论他们的业绩有多辉煌。

　　1990年代后期的政府改革改变了政府的职能。在此之前，政府的组织结构一直是为经济计划服务的，各个产业都有相应的部门管理，国家计委的权力最大，而财政部更像政府的会计而非管理公共支出的部门。政府改革取消了多数产业管理部门，使政府的管理结构或多或少地类似于1960年代的日本政府。与此同时，政府极大地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化简了企业注册程序，废除了许多收费，规范了税收。

　　总结起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和组织上的转变，已经开始了向中国传统贤能体制的回归。与名义的民主体制相比，贤能体制具有两个优势。其一，它保证了政府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避免了政府被民粹主义挟持的局面。在贤能体制下，政府官员不是民选的，而是根据他们的德才选拔出来的，因此他们更可能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而不是民众的短期要求。其二，它把政府的合法性置于表现之中，即它更关心政府做了什么。这不等于它不关心政府产生的过程，选贤任能也是一种挑选政府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不是民众的选票说了算，而是官员的德性说了算。这与民主制度有很大不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虽然是民选的，却不能给民众提供问责，也不能对民众的要求做出回应（responsiveness）。中国政府则在回应民众要求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在提高国民收入、提供社会保障和保证穷人基本生活这些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在特定领域也允许公民自由的存在。随着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中国可能实现贤能体制与民主制度的结合，创造出一种稳定和有效的民主体制。

　　三、 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制度是重要的。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它太过于笼统，以至于对实践几乎没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面临制度建设或制度转型的国家而言，这个笼统的结论甚至是有害的。这是因为，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所谓“制度”，一定是那些最好的制度（best practice），即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制度，但是，当这些制度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时候，往往发生“橘越淮而为栀”的现象。中国在制度建设和转型过程中没有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而是摸索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每个国家的起点不一样，因此通往终点的道路也不尽相同，甚至最后的终点的式样也会有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所关注的，是制度的纯洁性和制度的有效性之间的差别。中国的实践是把制度的有效性置于制度的纯洁性之上，经由一些中间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与此同时，经由与中国传统的结合，这个实践还可能创造一些新的制度形态，如现代民主政治与贤能体制的结合。

　　要理解中国的实践，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制度的核心内涵。制度具有很多的面向，和我们的讨论相关的，是制度的功能性面向。就此而言，制度的作用是为个人和组织提供一个激励结构，即引导个人和组织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为个人和组织提供正向的激励，尽量使得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相重合。只强调个体利益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它们可能引导个体通过欺诈等手段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取私利，如果所有人都如此行动，则最终所有人的福利都受到损害。只强调社会利益的制度也不是好的制度，因为它们往往要求个体做出牺牲，从而打击了个体的积极性。只有那些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挂钩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们是“激励相容”的制度。

　　但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要同时面对多重制度的约束，要让它们共同为个体提供正向的激励，它们之间就必须达到某种互补性。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这意味着引进的制度必须和现存制度相适应。苏联和东欧的“大爆炸”式的制度转型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的速度上，而且在于它对这些国家已有社会和政治传统的漠视。中国的制度转型则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方法，在尊重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近乎最优的转型之路。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着复杂的原因，本文只强调一点，即中国儒家传统的务实主义态度。

　　钱穆认为，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掌握了治理世俗社会的方法。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在西方宗教传统中，道德是神授的，是绝对的；而儒家试图在家常伦理中实现道德诉求，因此倾向于拒绝绝对真理，而在现实中发现和完善真理。这种务实主义态度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血液中，对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在内的所有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年改革开始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尽管道路泥泞，但回头来看，我们的方向走对了，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创造的一些中间制度，它们是移植制度和原有制度的结合体，尽管不“纯洁”，却十分有效。它们中的一些最终收敛到移植制度，另一些却固定下来，成为中国的特色制度。

　　价格双轨制和乡镇企业属于前一类。价格双轨制实行于1985─1994年，内容是对重要物资实行一物二价：对计划产量实行计划价格，对超计划产量实行市场价格。这种做法背离经济学一物一价的基本原理，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投机行为和资源配置的混乱。在中国，价格双轨制的确导致了“官倒”这样的腐败和投机行为，但是，它也避免了苏东那样的价格一步到位改革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早在1980年，吴敬琏先生就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短缺，一次性的放开价格一定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并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历史证明，吴敬琏先生的论断是非常有远见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实践的一个伟大创新，为中国实现由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过渡做出了巨大贡献。

　　乡镇企业是和价格双轨制相关的制度创新。在1980年代，私人企业还是政治禁区，但是，农村改革催生了农民对农村工业化的追求，一批私人企业家涌现出来。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即经营者是私人企业家，但戴了一顶集体企业的帽子。这种企业形式显然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形式：产权不明确，决策机制不透明，等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却撑起了中国工业增长的半壁江山。那时，计划还没有取消，乡镇企业在获得物资供应和银行贷款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政府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劣势。同时，价格双轨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一段时间内，两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双轨制越来越难以支撑，并最终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使命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而终结，纷纷转制为私人企业。

　　财政分权则属于后一类固定下来的制度创新。中国既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在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国家。在1980年代，财政的分灶吃饭导致省级财政自主权的确立，并演变了全方位的经济分权。尽管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对政府收入的控制，但是，分权体制被固定下来，并在近年得到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税收占全部政府税收收入的43%，支出占到70%以上。这与其他单一制的国家非常不同，在那些国家（如法国）里，中央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都达到80%以上。因此，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中国的经济分权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体制以及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是不兼容的。然而，这种体制却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困扰历代君主和政府的大问题：如何在中国这个大国内实现地方积极性与中央控制的统一？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高度的经济自主权，调动了它们的积极性；而政治集权和单一制的政体保证了国家的完整性，并通过掌握官员的升迁保证了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一致性。

　　除财政分权之外，贤能体制也是将中国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相结合的创新。这种创新仍然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制度的有效性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创新之道。这不仅仅是诺斯意义上的正式制度必须和非正式制度相匹配的问题。在诺斯那里，西方的正式制度还是最优的，只不过应该根据一个国家自己情况加以选择。关注制度的有效性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取向，有可能让我们发现西方所没有的新的制度。

　　四、中性政府

　　所谓中性政府，即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挟持的政府。所谓中性，是指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中性，即政府不在社会集团利益争斗中采纳任何立场，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但这不意味着政府相对于整个社会采取中性的态度，相反，政府可以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而且也不排除政府对社会的掠夺。换言之，中性政府不是慈善政府，也不是好人政府，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不同社会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具体地，中性政府有以下两个重要性质。

　　按照政治学理论，一个中性政府就会比一个有偏的政府 —— 即代表某些集团的利益或被某些集团所绑架的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对于任何自利的非民选政府而言，两件事情是重要的：一个是如何保住政权，一个是如何增加它的成员的个人收益。一个有偏的政府之所以有偏，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集团具有比其他集团大得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这样的集团结盟可以帮助它保持政权，并获得这些强势集团的财政资助。这样，它的政策就要更偏向这些强势集团。但是，政治动员能力和生产能力在社会中的分布不一定是一致的，比如，军阀的军事能力很强，但他们却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因此，一个有偏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会偏离效率原则，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相反，一个中性政府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因此，即使是从它自身成员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它也会遵循效率原则，把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生产力更高的集团。用“放水养鱼”这个比喻来说，就是，中性政府会按照鱼的生长速度把它们投放到不同的池子里，并把食物更多地投放到养着长得快的鱼的池子里，这样它获得的鱼的产量更高。尽管它的政策在一时一地可能歧视某些集团，但它不会永远歧视某些固定的集团，当所面对的问题改变、或当条件改变的时候，它会毫不犹豫地改变政策，从而改变被照顾和被歧视的对象。总之，中性政府比有偏政府更可能采取歧视性的、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一方面，改革是国家放权于民的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精英的革命；另一方面，改革也没有迁就部分民众的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

　　十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但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的：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的经济政策。下面通过农村政策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例子，说明它们在当时是有偏向的政策，但长期而言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

　　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让农民得益。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3倍。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辞其咎。然而，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他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中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8%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1990年代的两倍。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限于篇幅，就不一一陈述了。这里要强调的，是中性政府赖以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是中国的平等的社会结构，政治基础是贤能体制。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强势集团拥有足以推翻政府的能力，因此，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和强势集团结盟，从而成为有偏的政府。相反，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和任何集团结盟都意味着增加政府被推翻的可能性，因为被冷落的集团会联合起来反对这个联盟。另一方面，贤能体制保证了政府不受民众短期需要的左右，面对困难抉择，它可以保持自主性，采纳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政策。

　　五、结语：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启示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持续经济增长乃至现代化的保证。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在名义民主的框架下，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这种社会结构导致精英对民主政治的挟持，从而反过来又激起民众的反抗，形成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诉求的混合。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次，贤能体制的核心内容——选贤任能、注重政府的绩效——对于矫正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体制的无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在许多名为民主的国家，政治被政治市场所取代，政治家被政客所取代，争取选票成为各党派的最重要工作，而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无人问津。即使是在民主体制非常成熟的美国，这样的事情也不可避免。奥巴马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总统，而且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多数席位，但他的改革措施却举步维艰。在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或堕落成寡头政治（如菲律宾的情形），或演变为群氓政治，或两者的混合。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或许应该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从中国的贤能体制里汲取养分。

　　再次，强调制度的有效性而不是纯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和制度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同时也对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些关于制度移植的观念具有颠覆性作用。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往往对它们的外援施加附加条件，要求外援接受国满足特定的制度或经济政策转型要求。但是，长期的实践表明，这些附加条件往往造成外援接受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国际社会应该更耐心一些，允许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轨迹进行制度建设，而不是强求它们一次就跨过一条大河。

　　最后，中性政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板。它们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左右。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产生中性政府需要恰当的社会准备，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如何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消除旧式精英集团对国家的挟持。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本文所做的工作还是相当粗糙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讨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大国，需要在国际上建立正面的形象，而总结中国经验正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而是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本文只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一个初步尝试，更细致的工作有待各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