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忽然电话铃响：南开大学邀我去讲学。我当即屏蔽所有日程，一口答应下来。原因只有一个：对方是南开！动车组。青岛——杨柳青。轻装简行，风驰电掣。不到五个小时即是津门地界杨柳青站。杨柳青，一如其名，白杨垂柳，迎风摇青。青岛尚有几分凉意，而这里显然已经入夏。小伙子潇洒的半袖衫，姑娘们鲜艳的花格裙，加上亮丽的阳光，火红的月季，使得原本心力交瘁的我不由得“哗”一下子舒展开来，心情活像阳光下的海滩。好，兆头不错。

    果然不错。翌日登上学术报告厅考究的讲台，对着鲜花丛中隐约探出的麦克风讲演，也就一分钟的开场白居然得到五次足够热烈的掌声。非我忽悠，不信讲给你听听：“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最敬佩两位政治家，一位是天津卫视正在热播的《三国》中的汉丞相诸葛孔明，一位是已故周恩来总理。这是因为，作为政治家，他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此同时，我所敬佩的校长也有两位，一位是蔡元培，一位是张伯苓。（掌声）这是因为，作为大学校长，他们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学术至上。众所周知，张伯苓曾是这里的校长，（掌声）周恩来曾是这里的学生（掌声）。这使得南开大学在我的心目中有着比北大清华（掌声）以至哈佛、耶鲁、剑桥、普林斯顿还要崇高而神圣的地位。（更响的掌声）……可惜我已经老了。如果不是现在这么老，我一定死求白赖地央求南开把我调来这里，即使不当教授当回助教我也别无二话。（掌声）”如何，是五次吧？记得起来的就有五次。

    讲演这东西，依我有限的个人经验，一个成功的开场白就使讲演成功了一半。一如乐曲的第一个音符或文章的第一句。南开这次尤其如此，成功得连较为自信的我也难以置信。我知道，这是因为我那个开场白既是开场白又不是开场白——那里面有我对于南开真切的情思。

    黄昏时分，我一个人静静地在南开校园散步。第一次来天津，来南开当然也是第一次。校园意外安静。即使正是说笑年纪的青年学生也并不喧哗。脚步那么轻，笑声那么轻，语声那么轻。刚才在讲演会场发出的掌声、笑声和琅琅的提问声哪里去了呢？呃，这就是节奏，南开的节奏，名校的节奏。较之学子的身影，更多的是路边的树影，树下的花影，树梢的鸟影。静谧，怡适，深邃，空灵。湖面就更静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簇簇翠绿的荷叶。“小荷已露尖尖角”，荷花还未开。到底是老校，给人的感觉，较之“开”，更侧重“蓄”；较之表达与张扬，更关注内敛与蕴籍；较之金碧辉煌的玻璃墙幕，更中意爬满常春藤的旧砖墙。我也中意。校园就应这样。

    豁然，一座三层红砖建筑出现了，中间六根笔直的石柱毅然顶起廊门上端三个隶书大字：“思源堂”。看汉白玉嵌石说明，得知是一九二五年建成的南开大学科学馆，也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轰炸南开时惟一幸存的建筑。退后再次端详，果然一副傲岸不屈的英风豪气，而又显得端庄厚重，仪态万方。

    思源堂前有一片松林。沿小路进去，但见几株青松簇拥着一座半身雕像：“张伯苓先生”！神态温厚而透出孤高与执著，目光平和而隐含忧思与坚毅。先生生于一八七六，殁于一九五一。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作为清廷海军参加过血染惊涛的甲午海战。有感于战败之耻，“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从此弃武从文，同严修一起在盐碱滩创办了南开大学。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任南开大学校长近三十年，将自己最宝贵的人生岁月献给了南开，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日寇轰炸南开之时，先生坚定表示：“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办学过程中，由于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使得南开很快风生水起，名家云集，“日新月异”，桃李成荫。可以说，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正如老舍和曹禺所言：“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天才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吾生也晚，未能做先生教诲的学生，亦未能做先生治下的教员。但先生仍是我的校长，我心目中的校长。我朝张伯苓校长的半生雕像深深鞠躬，缓缓离开……